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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
·法西斯:未死的幽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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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杨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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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说,还是不说》(文化艺术出版社)
·《说,还是不说》自序:言说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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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见过的林庚先生
·杀,还是不杀:读伍立杨《鬼神泣壮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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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克林顿访华言行录》
·读《阳光与阴影——阿尔贝•加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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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读《控制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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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思忆文丛》之一:一个人的命运与一代人的命运
·读《思忆文丛》之二:若为自由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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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名,还是不签?——再谈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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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尴尬时代》(岳麓书社)
·《尴尬时代》目录
·序:一面破碎的镜子
·“人”为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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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革其命

   自革其命
   
    “革命”一词,尽管在中国远古时代就有了,如“汤武革命”,但具有现代内涵的“革命”则是近代从日本词汇中翻译而来。晚清以来,革命成为激动人心的潮流,凡热血青年无不积极参与。近来有学者“反思”辛亥革命,说这是一次不成熟的革命,中国社会还没有作好充分的准备,过早的革命使中国传统崩解、权威丧失,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动荡仍然无法走上正轨。这种说法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意味,革命不是革命者们强迫“革”的,而是专制统治者们自己把自己推上了绝路。我在感叹那些所谓“学者”的无知的同时,翻开了晚清的笔记,发现刘体仁之《异辞录》中有“清末王公自革其命”一则,是对学者们精彩言论的有力回应。
    刘体仁对晚清社会的腐败和统治阶级的愚昧有深刻的认识。他认为,腐败并不是最大的问题,愚昧加上固执才是致命的弱点。刘体仁的见解把握住了晚清社会的病根,他说:“清末王公当道者,唯庆邸用人但知财货,犹不脱本来面目,亦不至大为宗室殃咎;振贝子于唐蔚之,仅以为作官引导,学之唯肖,旋即弃去不用,犹传其父衣钵。”在他看来,像庆亲王这样明目张胆的贪酷的王公,对政权的破坏性并不大。他只是为贪污而贪污。而破坏性最大的那一类官员却是表面上看起来不那么坏的一群人,自己本来对国家大事一无所知,却不懂装懂,固执己见,事事插手,要在政坛上显示自己的身手,结果画虎不成反类犬——他们的“好心”却办了坏事,做的是挖墙角的工作。他们反对所有的改革措施,拼命地维护旧有的制度,他们有一整套理论体系在背后支撑着。而像庆亲王之流的家伙,把贪污当作世界上唯一的快乐,至于谁是改革派,谁是保守派,他是不放在心上的,谁给他钱谁就是他的朋友,谁给他钱他就帮谁办事。所以,他还不成其为社会进步的最主要的障碍。
   刘体仁指出:“洵、涛两贝勒、泽公,则非徒为利,而又自逞其才,故学生一派乘之而起。若辈接近邸第,把持部务,若似乎在王公及部员之间生出一重障碍也者。至部则曰:‘王爷、公爷之意也。’在邸则曰:‘部员非此不可。’因而上下其手,甚至潜施毒计以覆其宗。”刘体仁道人所未言,一双火眼金睛让人叹服。人们说到晚清,一般的印象就是腐败不堪,而对刘体仁所强调的这类披着隐身衣的破坏者却视而不见。“潜施毒计以覆其宗”,当然不是他们主观上想达到的目的,但客观上的效果确实如此。他们挖自己的墙角,比革命党人的正面打击还要利害。他们把破坏当作建设,而且干得热火朝天。正可谓:“自作孽,不可活。”这帮新进之士,自以为真理在握,搬弄是非,逞口舌之巧,而没有办实事的能力。

   在晚清政坛上,除了“学生派”以外,言官派也起了很坏的作用。瞿兑之的《杶庐所闻录》载,洋务派的重要人物郭嵩焘出使回国,提倡新学,颇受此类乡曲无知、却作出一副大义凛然状的家伙的攻击。郭嵩焘在《与曾国荃书》中将此类人物的嘴脸作了生动的描绘:“自宋以来,乱天下者言官也。废言官而后,可与言治。……其以谏为名,犹曰:‘所匡正者君德也’;为之名曰通言路,所通者主德之蔽也,民情之隐也。岂若自宋以来,纵言官之嚣,贿赂恩怨,唯其所陈。既有罪矣,犹群相与力护之。以是为通言路。人心之蔽,岂有穷哉?……末流之世,无知道之君子正其议而息其辩,覆辙相寻,终以不悟。西夷之专求实用,由中国虚文无实相推相激以赞成之,亦岂非天道然哉?”他们标榜“正义”,实际上是在追求赤裸裸的利益。
    满清的灭亡,是怪不得革命者的。它连自身的更新都不能容忍,将一切有利于自己的因素从自身中排斥出去,大大的加速了自己的崩溃。刘体仁说得好:“革命之事,仍诸王公自革其命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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