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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思忆文丛》之二:若为自由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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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自由之路:读《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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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尴尬时代》(岳麓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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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刑之下焉有勇夫

   酷刑之下焉有勇夫
   
    有一位哲人说过,判断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只要看两个地方就可以了,一是监狱,二是厕所。中国素来自称儒教治国,以仁义为本,可是中国的监狱却黑幕重重,中国的官吏却酷吏成群。封建时代中国的法律一言以蔽之:重刑之下焉有勇夫。政治愈腐败,法律愈严酷。晚清政局动荡不宁,官吏与暴民的暴戾之气互相激荡,蔚为大观。
   周洵之《蜀海丛谈》记载了一大批在四川为官的酷吏。我是一名蜀人,读到这样的文字,不禁惊心动魄。周询在描写这些官吏的时候,是以一种完全赞赏的态度和宣传普及的目的来写的,即使写到那些最残暴的地方,他也抱着赏玩的姿态,津津乐道,仿佛是人生一大乐事。这是一种扭曲的心态。这种心态是衰微的文化和黑暗的政治的产物。
   周洵认为,晚清同治、光绪年间,四川的州官中,能够称得上“健吏”的,大家都首推城固田子实刺史。田子实不是科举正途出身,在四川当官长达二十多年,升任泸州直隶州知州。四川土匪成群,杀人越货者,称为蝈匪。这个名称载入大清律例中,而且有专门惩治蝈匪的条款。当时,一旦命案定供以后,照例由总督专案奏报,汇总等待秋后,听候勾缓。盗案则是本地官员审理完毕以后,总督让邻近州县的官员再一同会审,没有错误即予斩决。而州、县中多有并不禀报,自己处决犯人的,长官也重在除暴,往往知而不问,谓之曰“黑办”。

   田子实以“黑办”为荣,是四川地方官中的“黑办大师”。他对犯人实施了大量的酷刑,有的是他沿用历史上已经有的酷刑,有的是他自己的发明创造,他将中国的酷刑文化推广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笔记里他所使用的酷刑有:用高木笼,上面嵌着木板,凿一个圆孔,把犯人的颈安放其中,让犯人的足悬在空中,并且断了他的饮食。有的人坚持到一两天才毙命,有的人数小时就毙命了,这叫“吊笼”。又有把犯人绑在长凳上,以谷皮纸或豆油皮蒙其面部各窍,再蒙以烟叶,喷以大曲酒,如此两三层,不到片刻立即毙命,这叫“打加官”。盗匪最怕“黑办”,因为在大庭广众之下被处死,场面颇为壮观,自己还有一点荣耀感,而黑办却隐而不名,而且死得极惨,所以黑办又被叫做“软办”。
    有一年巴县盗匪成风,总督调田子实去巴县治理。田子实从纂江任上启程的时候,调阅监狱的文书档案,对身边的办事人员说:“纂江的铁钉我们府里还有吗?”差役回答说:“还有。”当时监狱里还有抢劫犯13人,情节都比较严重。田子实立即提审这13人,命令端出炭火熊熊的火盆放在堂下,拿出几十枚铁钉,都是长五六寸的,煅之通红。放置木板13具,将犯人的手脚用铁钉钉在木板上。因为人的肉比较韧,不容易钉,所以他想出这样的办法来,烧红的铁钉一锤而肉板皆通过矣。这叫“活门神”。钉法还有不同,双手下垂的,叫“文门神”;两手一上一下的,叫“武门神”;手脚钉成一排的,叫“坐门神”。钉完以后,田子实命令抬到城门去示众,有的犯人呼号好几天才毙命。盗匪看到同党的下场,心胆俱裂,逃到远方去作案,于是田子实的治下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原来,我以为中国人缺乏幽默的能力,看到这里我才发现中国人不仅有幽默,而且有大大的幽默。如此酷刑,他们能够改出生动形象的名字来,这不是“幽默”又是什么呢?这些酷刑的名字无一不贴切,而且将施加者赏玩的心态蕴含在其中,好像是一出出戏剧的名字。而田子实则是心满意得的观众,看犯人受酷刑,大概比看戏还要精彩。中国人的想象力在这里达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和张扬。文明以最不文明的方式登堂入室,开出一朵灿烂的罂粟花。
    田子实还有一绝。监狱里犯人爆满之时,他用大木桶将犯人赤身露体地放入其中,周围填塞生石灰,命令差役用十几桶水来灌进去,石灰鼎沸,不数刻,犯人已经滥如糜,唯有头在石灰外,两只眼睛还闪闪发光。读至此处,我夜不能寐。笔记的作者描绘这些酷刑的时候,毫无指责的意味,对田子实的所谓“政绩”大加赞赏,言下之意希望地方官员们都向田子实的成功学习。一般的士大夫还认为酷吏有伤天道,会断子绝孙,而周洵却拼命替田子实辩护:“后公之两孙,同科乡举,复又同科捷南宫,人又疑酷吏之有后。果报本近于迷信,即以果报论,就治盗方面言之,公之手段,诚不免过辣;然就安良方面言之,盗靖而获保全者,又奚少于千万家。公虽以一身尸酷吏名,其造福于闾阎者,又岂小耶?”如此描述,田子实成了“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英雄。然而,我们只要追问一句:究竟盗匪是从何而来的?通过这一追问,我们便发现了田子实之流的残暴本质。难道有天生的盗匪吗?如果不是生活不下去了,他们会选择当盗匪吗?饿肚子的良民就是产生盗贼的温床。即使大清帝国有千万个像田子实一样的酷吏,用最残酷的办法来进行惩治,治理盗匪也只能是治标不治本。而且,田子实一方面在消灭盗匪,另一方面也在加速盗匪的产生。老百姓或者在沉默中爆发,或者在沉默中灭亡。田子实保护了谁呢?他保护的不过是几个地主、几个士绅而已。
    一到末世,盗匪成群,而酷吏也应运而生。以杀止杀,只能带来更大的杀戮。杀戮的普遍化,是文明崩溃的前兆。所谓“文治”不过是一张遮羞布而已。周洵还写了其他两个酷吏:有一个姓殷的县令,治理盗贼也非常残酷。他树立一根木头作桅杆系横木于杆半,一头以绳子牵着,让它可以上下动,就好像抽水的机械。他用铁钩钩盗贼的脊骨,吊于横杆的一头,引绳拉起,悬在半空之中。盗贼呼号四五天才死去,人们因此将县令叫做“殷抓抓”,形容他就像老鹰抓东西一样。又有太守蒋德峻,河南人,光绪年间担任龙州知府,当时龙州盗贼很猖獗。蒋抓到一个大土匪,不将他斩首,而在堂下放一个怪石,重约两百斤,审讯完毕,立即将土匪拉下仰卧于地,命令两个差役搬起石头掷其小腿骨,声音巨大,双腿立即断裂。蒋命令差役抓起犯人的两腿,左右旋转,验证犯人的两腿是不是真的断了。这样被击打的犯人,一百个里没有一个能活命的。蒋在龙安数年,所击杀的不下百余人也。杀人已经成为酷吏们本体上的一种快乐。因为除了杀人以外,他们干不了别的任何事情。晚清的官吏最后就只剩下两种——一种是贪官,一种是酷吏。
   司法的黑暗是一个国家政治黑暗的显著标志。中国封建社会历来是有“律”而无“法”。“律”是惩治人的条文,是捆绑人的绳子;而“法”则是一条正道,指导人怎样快快乐乐地在上面走。统治者一向把惩治人当作最重要的任务来抓,把老百姓看作是自己的敌人。地方上是如此,就是京师也没有一点光明。飘瓦之《京师闻见录》载,京师刑部犯人生不如死,而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中国监狱之惨,莫京师刑部者。”中央与地方,上上下下,都是一个鼻孔出气。酷刑之下,谁敢自称是勇敢者呢?
   在正史中,我们听不到小民的呻吟,而在笔记的缝隙里,我们看到了斑斑的血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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