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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民间文化交流解中日之结——中国作家余杰与日本汉学家藤井省三的对话
·你们眼看何为善,何为正----在赎愆祭的观念下纪念"六四"二十周年
·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基督徒为什么要为“六四”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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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灵重建的建筑师——台湾《旷野》杂志社长苏南洲访谈
·社会心灵重建的建筑师——台湾《旷野》杂志社长苏南洲访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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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收功日,中国民主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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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收功日,中国民主时——《大国沉沦:写给中国的备忘录》导读
·感谢开胸验肺的伟大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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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忘了缅甸,不要忘了昂山素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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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是毛岸青的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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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独裁者毛泽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张戎夫妇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为什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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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党国”的神圣化是中国实现宪政的第一步
·中国的柏林墙要立到几时呢?
·有时,我们要下到井里看看繁星——从“面包时代”的七七宪章到“蜗居时代”的零八宪章
·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
·且看北大僵尸教授如何批判零八宪章
·每个受害者都站起来揭露中国的古拉格
·陈云林为何“绝对尊重”台湾民众的不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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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呼吁全球华人基督徒都来关心刘晓波案件
·刘晓波将胡锦涛送上了审判席
·这大光照亮黑暗中的百姓——神州传播机构总编导远志明访谈(下)
·从“以人为本”到“以神为本”
·为什么我们要捍卫良心的自由和信仰的自由?
·教宗若望•保罗二世与苏东剧变
·西藏就是潘多拉,王力雄就是杰克,唯色就是纳特莉
·她陪整个民族受难
·温家宝应当转行当教师
·本雅明:没有美,便没有善
·谁动了中国人的奶酪?——从《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中国站起来》之“三部曲”看中国的法西斯思潮
·引导大学师生追求有信仰的人生——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校牧伍渭文牧师访谈
·专制制度下的官僚还是平庸点好
·图图离中国有多远?----从《图图传》看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前景
·达赖喇嘛自称“印度之子”有什么错?
·在圣经里寻找经济学的源头——财经作家、诗人苏小和访谈(上)
·以真理建立教会和影响社会——加拿大温哥华浸信会信友堂主任牧师洪予健访谈
·胡温真的关心艾滋病人吗?
·刘晓波早已走出了谏言路——就《刘晓波的谏言路走得通吗?》一文与曹长青商榷
·谎言说第二遍就成了真理?----冷看温家宝与网民在线交流
·陶兴瑶与阿米尔,谁更有尊严?
·总理的无耻是国耻吗?
·看胡锦涛如何分裂别人的家庭
·羞辱妓女能够让这个国家获得尊严吗?
·“大国崛起”的迷梦几时方休?
·让每一个流氓警察都暴露在阳光之下
·世博会与老鼠药
·那红色是鲜血的红色 ——读周德高《我与中共和柬共》
·温家宝神话是怎样造出来的?
·“黄金时代的故事”继续在中国上演
·中共是个隐蔽的塔利班
·卡钦斯基:从波兰“第四共和国”到“新欧洲”
·作为“上帝之城”的美国——读本内特《美国通史》
·官员妙语一箩筐
·SB会在北京开吗?
·从蜗居中走出来的总理就能让人民免于蜗居吗?
·温家宝该为北大的堕落负责吗?
·县委书记是个高危职业吗?
·温家宝迫害袁腾飞就是纵容毛派邪恶势力
·胡耀邦对待魏京生与温家宝对待刘晓波之差别
·温家宝为何对惩治腐败束手无策?
·没有愿景的胡温可能“不折腾”吗?
·温家宝为什么认为中国的国情很特殊?
·难道只有第一把手才有资格改革吗?——从叶利钦终结苏联看温家宝的不作为
·那个杀人的日子与我有关
·是从“六一”到“六四”,还是从“六四”到“六一”?—— “六四”屠杀二十一周年祭
·你们的结局会比昂纳克更好吗?——读弗雷德里克.泰勒《柏林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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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戏泛滥

雀戏泛滥
    “雀戏”,即今天所说的麻将,其历史源远流长,但流行却是从晚清开始。今天,有俗语说“十亿人民九亿麻”,或者“十亿人民九亿在砌长城”。麻将是地地道道的民族特色,回顾晚清的雀戏,古今对比,倒让人浮想联翩。
    许指严的《十叶野闻》有“清末雀戏”一则,对清末雀戏的流行有详尽的记载,从上层写到下层,寻微探幽,引人细读。“麻雀之戏,不知始于何时,在南方先有一种纸牌,状绝与今之麻雀牌相类,亦为五木之遗制,殆即麻雀牌所自仿也。”他认为雀戏是从南方的一种纸牌蜕变而来,也算一个新鲜的说法。而雀戏的流行却是从京师开始的,因为京师对全国有独一无二的辐射力和影响力。京师所流行的娱乐、服饰等等,很快就能传播到全国各地。“京师则于光绪末叶,甲午战事罢后始渐行;庚子、辛丑回銮而后,斯大盛也。”这一观察精彩之极,雀戏的流行居然与国势的恶化密切相关,这其实也是中国的一个传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麻木不仁的难道只有商女?应该谴责的难道是商女?最该负责任的是统治者自己。而统治者在束手无策的时候,通常就玩物丧志,一头扎进某种麻醉剂之中。麻醉剂既可能是酒精,又有可能是女色,崩溃前夕的上层社会一般都是处于一种醉生梦死的状况。清末他们的麻醉剂则是雀戏。
   上行必有下效,既然上层乐此不彼,那么下层自然也就争相仿效。“当其盛时,上自宫廷阀阅,下至肩舆负贩之流,罔不乐从。凡舟车狭巷,辄闻铮铮然声相答也。”在这一点上,中国是一个民主的社会:喜爱打麻将、把打麻将当作最大的娱乐,帝王和奴隶没有什么区别。许指严的描写十分生动,描摹麻将的声音,就像一台录音机一样,读到此处,我再凝神倾听邻居打麻将的声音,不由得会心而笑。在晚清,“庆吊事余暇必为之,而狭斜胡同曲院中,无昼夜沉溺于此。”这里,许指严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这个现象今天愈演愈烈了:人人们喜欢在红白喜丧的活动中放手一博,杀它个天昏地暗。在牌桌上,管他是喜事还是丧事,管他是亲戚还是朋友,只有手上的牌才是最重要的。进入民国以后,情况稍微有了一点变化,“自入民国而后,曲院中厉行禁止,遂不复闻此骨竹之声。而大家房闼中,其兴高采烈如故也。”许指严从这个角度切入民国的社会生活,揭示出民国的法规条文是写在纸上的。表面上,民国政府不允许在妓院里打麻将,因为妓院里打麻将有赌博的性质,但在家里打也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显得要“隐蔽”一点而已。这样,严厉的法律条文顿时变成了一纸空文。

   在汪康年的《汪穰卿笔记》中,对麻将流行上海的情形也有生动的记载。打麻将带来男女大防的破坏,人们想了种种办法来避免,笔记的细节处超过了一篇后现代的小说。“近来麻雀牌甚行,男女杂坐,不以为嫌,因而涉及溱洧者有之。京曹某君亦酷嗜此,有客同嗜此者至,辄曳入局,不足则使妾出足之。顾不能无防,则以板午隔桌下,使足不能相触。噫!用心亦苦矣。”既要满足赌博的欲望,又要守男女之大防,这个官员活得太累了。亏他想得出用木板隔在桌下这样的方法来,先小人后君子,我很难想象大家打牌能打得开开心心——连脚也伸不开,手上的活动自然也会受到影响。通过打麻将的这种娱乐,寻找偷情的机会,在张艺谋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里就有这样的情节。而在汪康年的笔记里那个当主人的京官,是心理最阴暗的中国官僚和文人的典型代表,也是一种病入膏肓的文化的最明显的症候。
   雀戏在清宫中流行的状况,许指严有栩栩如生的描绘。“先是,清末宫廷中排日为欢,慈禧虽不甚好此,而亦逢场作戏,不以为忤。于是妃嫔逮内监李莲英等,无不热心于此。”许指严对于清宫秘史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在晚清笔记中堪称一绝。清末最贪酷的亲贵庆亲王奕匡,劣迹斑斑,罄竹难书,而他的老婆也不示弱,可谓有其夫必有其妻也。在由宫外入宫玩耍的亲贵之中,以庆亲王的福晋最为豪迈,挥金如土,她并非为打牌而打牌。每此被召入宫打麻将,福晋必定要携带银票数万元。如果输得多了,她还叫人回家去再拿钱。庆亲王贪婪狡诈,一毛不拔,却能容忍妻子的大输特输,原因何在呢?原来,他们夫妇将打牌作为外交的重要手段。只有讨得宫中上下的欢心,才能确保庆亲王地位永远不倒。所以,庆亲王不仅不干预福晋入宫,还大力支持她的行动。打牌所需资金巨大,庆亲王当然不会让自己出血,他只会变本加厉地贪污和受贿。这样,福晋的挥霍数额越来越大,庆亲王的搜刮也与之成正比。福晋打牌十有九输,而且输得快快乐乐,心甘情愿,因为输的是他们夫妇的“运动资本”。许指严深有感触地说:“是时宫廷既提倡于上,而外此王公大臣,部僚百职,以逮诸官眷属,竞以雀戏为款客消遣之具,如茗酒然,其输赢巨者,亦往往至万金。噫!官场直如赌场,安得而不贿赂公行,赃私之案,日出而不可穷耶?坐致败亡,盖有由也。”这段话发人深省,用这一见解来针砭今天的麻将风潮,也并非无的放矢。
   庆亲王一家,可谓赌博世家。福晋能够保证在宫廷中“逢赌必输”,输得天衣无缝,比起赢钱来不知要困难多少倍。不仅福晋是赌博高手,而且清亲王的两个儿子也同开赌场,是当时一绝。两兄弟所开的赌场,赌资惊人,最小之局,以三千金为一底,这个数目是上百家贫苦农民一辈子收入的总和。肃亲王任民政尚书以后,听说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居然有一家大赌场,决心铲除之。一天,他率领警察突然进入密室,举目一视,不禁大惊失色。原来,亲王、贝勒以下,是自己的亲戚世交的有若干人;福晋、郡王、格格,是自己的姻亲家人或者尊长的,又有若干人,这些人都大叫道:“七王爷行不得,咱们愿罚。”此外还有巨商大贾以及娼妓等,一时衣香鬓影,裙履冠裳,不下数十辈。后来,庆亲王的两个儿子被罚款五千金,并将赌场关闭。但这仅仅是隔靴挠痒,赌场很快就移设津门如故,而“京师大家之雀戏,仍不稍减,清亡始止。”一场游戏一场梦,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王公亲贵们,不到黄河心不死。麻将一直要打到他们的灭亡。
   清末大学者瞿兑之鉴于当时麻雀牌盛行,对此作了严密的考证。他在《 庐所闻录》中指出:“麻雀牌之起源,人多不得其解。语按:麻雀当为麻将之讹,麻将又源于马吊。明以来叶之戏皆以《水浒》中人物为戏中对象,其后演变以成抽象的麻雀耳。麻雀中已久不见人物之象,但存筒、索、万。筒、索、万皆悬之数,以之代表人物者也。筒者金饼,索者钱贯,万者十千也。中、发、白则后来所增,以取花样之繁而已,凡成牌曰湖,湖者,指梁山泊也。”瞿兑之把来龙去脉说得清清楚楚,他还引了戴名世的《忧庵集》中的记载作为旁证。戴名世之《忧庵集》载:“叶子之戏始于万历之末,复变而为马吊,盖取小说中所载宋时山东群盗姓名。分为四十纸,一曰纸牌,人各八枚,盖明末盗贼群起之象。”戴名世还进一步将每一种牌与明末人物一一对应。戴氏认为,“马吊”是马士英、马吉翔弄权丧邦的预言;“百子”是阮大铖杀人的预言……这些说法大都荒诞不经,不足为信。而明末大学者张岱之《陶庵梦忆》有更为接近真实的记述:“骨牌设于宣和二年,高宗下诏颁行天下。后世易之以纸,层出不穷,必奉水上军为鼻祖者,岂不宣和所自欤。”所谓“水上”,指的就是梁山泊。这种说法大致是符合历史真实的。
   在肝若之《琴心剑气楼忆墨》中也有相同的看法,他认为麻将起源于四十张的纸牌,他引了李式玉所撰的一段妙文《四十纸张牌说》:“牌曷为万贯而始作人形乎?曰钱未盈万者,不得比于人数也。今累累然具万矣,皂隶升为衣冠,铜臭立致公卿,必然之势,无足怪也。自二十万一至万万,数极也。势拟乎封君,而事可以帝制,故尊之以宋江也。或曰大万不易致,此其人必有狙诈之谋,而参以奚刻之行。盗固有道焉,富人类然矣。”肝若接着评论说:“此百十字之中,含蓄实无涯际。今雀牌一百三十六张,既从此胎化而出,而人形宋江等大有用意之点,反一概抹去之,不几索然寡味耶。然而为之者津津焉。噫!”肝若认为四十纸牌优于演变后的麻将,他的观点当然只是一个较高雅的知识分子的观点,而一般人打麻将只图好玩,哪里会一边打麻将一边思考麻将里所包含的深意呢?这样要求他们,未免太不切合实际了。麻将的演变,方向是朝着怎样好玩怎样变。这是不以少数知识分子的意愿为转移的。
   而马叙伦在《石屋余沈》中则有不同的说法。他把麻将写作“马将牌”。他从小时候的记忆说起:“余儿时见杭州赌具,止有纸及竹制之三十二张牌。此具始自何时及何用意,忆前于某书曾见有考记,似涉及星宿数理之术,惜不能具其说矣。”他认为,麻将起源自宁波,却没有太可靠的证据,仅仅说:“闻包达三公云,乃一张姓者所为,其用意不可知矣。此牌本止一百单八张,后增东、西、南、北(余最初所见为公侯将相),又增龙、凤或中、发,至所谓白板者,乃备损失之用,然今亦以凑入,而得碰者为一番矣。后又加花,花又可复至无数,近年并有财神爷、猫食老鼠等,可谓花样杂出。而百搭出,则和益为易,盖可以代对子、嵌当、吊头、边张也。今乃百搭亦加至四张,则几乎可以倒地即和矣。其他种种花名,如门前清、门里清、一条龙、喜相逢等等,余不能具举,而皆可以增加番数,且其名日新月异。不意十三张牌竟能变化如此,当非作者始料所及,而赌品斯为下贱极也。”这是几则笔记里对麻将的具体打法作最详细阐发的一则。笔记里提及的好些打法,现在依然在流行,并且正如马氏所说,越来越有创新。然而,中国人的智力花在麻将上,不断地推陈出新,难道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吗?
   马叙伦的笔记里,对自己学习麻将的经过也有所记载,故更为真切。“及九、十岁时,父执苏州俞先生赠余父马将牌一副,于是祖母喜抹之,有戚属来,并余父母凑成四人即合局,余旁观焉,遂悉其术,然童子不得入局也。一日,余父以客至,祖母令余代之,余到手即和三番。”由旁观者到入局者,其实只有一步之遥。马氏学麻将的过程是大多数人的必由之路。不过,他对麻将的危害是深有警惕的:“而余迄今无此嗜,且恶其费时误事,又牵连他人,意谓行政者必禁止焉。”马氏还记录了一首咏麻将的民谣:“谁家滴笃斗牌声,十二三抬笑语盈。百搭愈多和愈易,电风扇下忽天明。留声机里唱皮黄,一样喧阗搅耳房。忽地飞机过一队,知输拾伍到前方。”后有小注云,时间是1946年8月4日。在抗战的硝烟中,后方的人们还不忘打麻将,马氏虽没有深刻的谴责,但针砭之意全在其中。而诗里出现的一系列现代器具,如电风扇、留声机等,与麻将这一古老的娱乐方式相映成趣。到了今天,是空调和高级音响作为麻将的配偶了。现代的电器不断地更新换代,而麻将却具有永久的生命力,到了明天,空调和高级音响都会被淘汰,而可以肯定地说,麻将将永存,这不能不说是一大奇迹。麻将能作为中国人绝顶聪明的象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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