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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美国是魔鬼吗?
·义和团,还是维新派?
·真话与饭碗
·余华的奴性
·走出坚冰的金大中
·我们为什么要申奥?
·无法告别的饥饿
·“瀑布模式”的新闻
·“长江读书奖”与皮影戏
·丁石孙的风骨
·又一个“岳麓书院”?
·中国的人肉筵席
·不能沉默——就高行健获奖的声明
·被背叛的蔡元培
·守土有责与自我阉割
·中国足球:在愚昧中狂欢
·一句话里的良知
·思想札记:流星•蝴蝶•剑
·《拒绝谎言》跋:自由与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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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我的梦想在燃烧》(当代世界出版社)
·《我的梦想在燃烧》目录
·学术的虚妄
·“狐狸洞”与“包二奶”
·非洲大陆的“一九八四”——读奈保尔《河湾》
·让我们告别战争语言
·白鸽,从轮椅上飞起——评《蒋经国传》
·中国离现代化还有多远?
·什么样的作家会被历史感激?——读王开岭《跟随勇敢的心》
·讷言与话语的膨胀
·“凌辱电玩”何以流行?
·他们是伟人,更是有缺点的人——评埃利斯《那一代——可敬的开国元勋》
·高勤荣,你在哪里?
·爱,直到受伤──序曹燮《六百个孤儿的父亲──慈善家余祖亮的传奇人生》
·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读福山《信任》
·我们为什么不相信经济学家?
·什么力量比暴力更强大?
·遥远的掌声
·哪个文人不帮闲?——读王彬彬《文坛三户》
·交大招生黑幕与网路时代的阳光
·总统与教师
·“班干部”制度与孩子的“官僚化”
·“乱点鸳鸯谱”的大学合并
·没有童年的“名模”
·告别战争语言
·北大的俯就
·残忍的快乐
·京沪大学生的理想
·教师与士兵
·触目惊心的“校服腐败”
·陈寅恪的故居
·危急之中的陈家大屋
·作为“文化摇头丸”的书法
·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
·欲说还休的“语文”
·别了,“三高”;别了,拳王
·城市的灵魂
·人生三境
·温暖所有的回忆和孤单
·马科斯夫人:无耻者无畏
·正在消逝的老院子
·丽江,更接近天空的地方
·读谢泳《没有安排好的道路》
·读秦晖、金雁《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
·从莫言《檀香刑》看中国当代文学的缺失
·乡村生死场
·读“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
·何处寻找安慰?
·从虹影小说《K》说起
·评陈凯歌《少年凯歌》
·读黑塞《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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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天安门之子》(香港开放出版社)
·包遵信:余杰《天安门之子》序中国新一代知识份子的崛起
·《天安门之子》自序:致“警察读者”的公开信
·晤蒋彦永,谈说真话
·“政治文明”时代的“党国逻辑”
·杨子立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
·记住历史,记住母亲──在美国芝加哥纪念「六•四」十五周年音乐会上的演讲
·罗大佑的撕护照与张惠妹的被封杀
·屠夫崇拜:从张献忠到毛泽东——为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而作
·刘军宁遭遇“警察大学”
·吴祖光的铁骨柔肠
·解放军原来是家奴
·熊德明与李昌平的困惑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蒋彦永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
·爲每一个被杀害的生命祈祷──达赖喇嘛与「六•四」屠杀
·向西藏忏悔──读《雪山下的火焰:一个西藏良心犯的证言》
·自由之魂 从雷震到林昭
·香港还有爲“六•四”魂牵梦绕的勇敢者
·余杰、余世存对北大「一塌糊涂」网站被关闭的声明:我们不能再忍受这样的耻辱
·师涛:一个失去自由的自由人
·让我们一起反抗文字狱
·末世贪官最后的疯狂
·自由中国,何以可能?
·中国社会──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从电影《英雄》看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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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戏泛滥

雀戏泛滥
    “雀戏”,即今天所说的麻将,其历史源远流长,但流行却是从晚清开始。今天,有俗语说“十亿人民九亿麻”,或者“十亿人民九亿在砌长城”。麻将是地地道道的民族特色,回顾晚清的雀戏,古今对比,倒让人浮想联翩。
    许指严的《十叶野闻》有“清末雀戏”一则,对清末雀戏的流行有详尽的记载,从上层写到下层,寻微探幽,引人细读。“麻雀之戏,不知始于何时,在南方先有一种纸牌,状绝与今之麻雀牌相类,亦为五木之遗制,殆即麻雀牌所自仿也。”他认为雀戏是从南方的一种纸牌蜕变而来,也算一个新鲜的说法。而雀戏的流行却是从京师开始的,因为京师对全国有独一无二的辐射力和影响力。京师所流行的娱乐、服饰等等,很快就能传播到全国各地。“京师则于光绪末叶,甲午战事罢后始渐行;庚子、辛丑回銮而后,斯大盛也。”这一观察精彩之极,雀戏的流行居然与国势的恶化密切相关,这其实也是中国的一个传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麻木不仁的难道只有商女?应该谴责的难道是商女?最该负责任的是统治者自己。而统治者在束手无策的时候,通常就玩物丧志,一头扎进某种麻醉剂之中。麻醉剂既可能是酒精,又有可能是女色,崩溃前夕的上层社会一般都是处于一种醉生梦死的状况。清末他们的麻醉剂则是雀戏。
   上行必有下效,既然上层乐此不彼,那么下层自然也就争相仿效。“当其盛时,上自宫廷阀阅,下至肩舆负贩之流,罔不乐从。凡舟车狭巷,辄闻铮铮然声相答也。”在这一点上,中国是一个民主的社会:喜爱打麻将、把打麻将当作最大的娱乐,帝王和奴隶没有什么区别。许指严的描写十分生动,描摹麻将的声音,就像一台录音机一样,读到此处,我再凝神倾听邻居打麻将的声音,不由得会心而笑。在晚清,“庆吊事余暇必为之,而狭斜胡同曲院中,无昼夜沉溺于此。”这里,许指严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这个现象今天愈演愈烈了:人人们喜欢在红白喜丧的活动中放手一博,杀它个天昏地暗。在牌桌上,管他是喜事还是丧事,管他是亲戚还是朋友,只有手上的牌才是最重要的。进入民国以后,情况稍微有了一点变化,“自入民国而后,曲院中厉行禁止,遂不复闻此骨竹之声。而大家房闼中,其兴高采烈如故也。”许指严从这个角度切入民国的社会生活,揭示出民国的法规条文是写在纸上的。表面上,民国政府不允许在妓院里打麻将,因为妓院里打麻将有赌博的性质,但在家里打也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显得要“隐蔽”一点而已。这样,严厉的法律条文顿时变成了一纸空文。

   在汪康年的《汪穰卿笔记》中,对麻将流行上海的情形也有生动的记载。打麻将带来男女大防的破坏,人们想了种种办法来避免,笔记的细节处超过了一篇后现代的小说。“近来麻雀牌甚行,男女杂坐,不以为嫌,因而涉及溱洧者有之。京曹某君亦酷嗜此,有客同嗜此者至,辄曳入局,不足则使妾出足之。顾不能无防,则以板午隔桌下,使足不能相触。噫!用心亦苦矣。”既要满足赌博的欲望,又要守男女之大防,这个官员活得太累了。亏他想得出用木板隔在桌下这样的方法来,先小人后君子,我很难想象大家打牌能打得开开心心——连脚也伸不开,手上的活动自然也会受到影响。通过打麻将的这种娱乐,寻找偷情的机会,在张艺谋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里就有这样的情节。而在汪康年的笔记里那个当主人的京官,是心理最阴暗的中国官僚和文人的典型代表,也是一种病入膏肓的文化的最明显的症候。
   雀戏在清宫中流行的状况,许指严有栩栩如生的描绘。“先是,清末宫廷中排日为欢,慈禧虽不甚好此,而亦逢场作戏,不以为忤。于是妃嫔逮内监李莲英等,无不热心于此。”许指严对于清宫秘史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在晚清笔记中堪称一绝。清末最贪酷的亲贵庆亲王奕匡,劣迹斑斑,罄竹难书,而他的老婆也不示弱,可谓有其夫必有其妻也。在由宫外入宫玩耍的亲贵之中,以庆亲王的福晋最为豪迈,挥金如土,她并非为打牌而打牌。每此被召入宫打麻将,福晋必定要携带银票数万元。如果输得多了,她还叫人回家去再拿钱。庆亲王贪婪狡诈,一毛不拔,却能容忍妻子的大输特输,原因何在呢?原来,他们夫妇将打牌作为外交的重要手段。只有讨得宫中上下的欢心,才能确保庆亲王地位永远不倒。所以,庆亲王不仅不干预福晋入宫,还大力支持她的行动。打牌所需资金巨大,庆亲王当然不会让自己出血,他只会变本加厉地贪污和受贿。这样,福晋的挥霍数额越来越大,庆亲王的搜刮也与之成正比。福晋打牌十有九输,而且输得快快乐乐,心甘情愿,因为输的是他们夫妇的“运动资本”。许指严深有感触地说:“是时宫廷既提倡于上,而外此王公大臣,部僚百职,以逮诸官眷属,竞以雀戏为款客消遣之具,如茗酒然,其输赢巨者,亦往往至万金。噫!官场直如赌场,安得而不贿赂公行,赃私之案,日出而不可穷耶?坐致败亡,盖有由也。”这段话发人深省,用这一见解来针砭今天的麻将风潮,也并非无的放矢。
   庆亲王一家,可谓赌博世家。福晋能够保证在宫廷中“逢赌必输”,输得天衣无缝,比起赢钱来不知要困难多少倍。不仅福晋是赌博高手,而且清亲王的两个儿子也同开赌场,是当时一绝。两兄弟所开的赌场,赌资惊人,最小之局,以三千金为一底,这个数目是上百家贫苦农民一辈子收入的总和。肃亲王任民政尚书以后,听说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居然有一家大赌场,决心铲除之。一天,他率领警察突然进入密室,举目一视,不禁大惊失色。原来,亲王、贝勒以下,是自己的亲戚世交的有若干人;福晋、郡王、格格,是自己的姻亲家人或者尊长的,又有若干人,这些人都大叫道:“七王爷行不得,咱们愿罚。”此外还有巨商大贾以及娼妓等,一时衣香鬓影,裙履冠裳,不下数十辈。后来,庆亲王的两个儿子被罚款五千金,并将赌场关闭。但这仅仅是隔靴挠痒,赌场很快就移设津门如故,而“京师大家之雀戏,仍不稍减,清亡始止。”一场游戏一场梦,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王公亲贵们,不到黄河心不死。麻将一直要打到他们的灭亡。
   清末大学者瞿兑之鉴于当时麻雀牌盛行,对此作了严密的考证。他在《 庐所闻录》中指出:“麻雀牌之起源,人多不得其解。语按:麻雀当为麻将之讹,麻将又源于马吊。明以来叶之戏皆以《水浒》中人物为戏中对象,其后演变以成抽象的麻雀耳。麻雀中已久不见人物之象,但存筒、索、万。筒、索、万皆悬之数,以之代表人物者也。筒者金饼,索者钱贯,万者十千也。中、发、白则后来所增,以取花样之繁而已,凡成牌曰湖,湖者,指梁山泊也。”瞿兑之把来龙去脉说得清清楚楚,他还引了戴名世的《忧庵集》中的记载作为旁证。戴名世之《忧庵集》载:“叶子之戏始于万历之末,复变而为马吊,盖取小说中所载宋时山东群盗姓名。分为四十纸,一曰纸牌,人各八枚,盖明末盗贼群起之象。”戴名世还进一步将每一种牌与明末人物一一对应。戴氏认为,“马吊”是马士英、马吉翔弄权丧邦的预言;“百子”是阮大铖杀人的预言……这些说法大都荒诞不经,不足为信。而明末大学者张岱之《陶庵梦忆》有更为接近真实的记述:“骨牌设于宣和二年,高宗下诏颁行天下。后世易之以纸,层出不穷,必奉水上军为鼻祖者,岂不宣和所自欤。”所谓“水上”,指的就是梁山泊。这种说法大致是符合历史真实的。
   在肝若之《琴心剑气楼忆墨》中也有相同的看法,他认为麻将起源于四十张的纸牌,他引了李式玉所撰的一段妙文《四十纸张牌说》:“牌曷为万贯而始作人形乎?曰钱未盈万者,不得比于人数也。今累累然具万矣,皂隶升为衣冠,铜臭立致公卿,必然之势,无足怪也。自二十万一至万万,数极也。势拟乎封君,而事可以帝制,故尊之以宋江也。或曰大万不易致,此其人必有狙诈之谋,而参以奚刻之行。盗固有道焉,富人类然矣。”肝若接着评论说:“此百十字之中,含蓄实无涯际。今雀牌一百三十六张,既从此胎化而出,而人形宋江等大有用意之点,反一概抹去之,不几索然寡味耶。然而为之者津津焉。噫!”肝若认为四十纸牌优于演变后的麻将,他的观点当然只是一个较高雅的知识分子的观点,而一般人打麻将只图好玩,哪里会一边打麻将一边思考麻将里所包含的深意呢?这样要求他们,未免太不切合实际了。麻将的演变,方向是朝着怎样好玩怎样变。这是不以少数知识分子的意愿为转移的。
   而马叙伦在《石屋余沈》中则有不同的说法。他把麻将写作“马将牌”。他从小时候的记忆说起:“余儿时见杭州赌具,止有纸及竹制之三十二张牌。此具始自何时及何用意,忆前于某书曾见有考记,似涉及星宿数理之术,惜不能具其说矣。”他认为,麻将起源自宁波,却没有太可靠的证据,仅仅说:“闻包达三公云,乃一张姓者所为,其用意不可知矣。此牌本止一百单八张,后增东、西、南、北(余最初所见为公侯将相),又增龙、凤或中、发,至所谓白板者,乃备损失之用,然今亦以凑入,而得碰者为一番矣。后又加花,花又可复至无数,近年并有财神爷、猫食老鼠等,可谓花样杂出。而百搭出,则和益为易,盖可以代对子、嵌当、吊头、边张也。今乃百搭亦加至四张,则几乎可以倒地即和矣。其他种种花名,如门前清、门里清、一条龙、喜相逢等等,余不能具举,而皆可以增加番数,且其名日新月异。不意十三张牌竟能变化如此,当非作者始料所及,而赌品斯为下贱极也。”这是几则笔记里对麻将的具体打法作最详细阐发的一则。笔记里提及的好些打法,现在依然在流行,并且正如马氏所说,越来越有创新。然而,中国人的智力花在麻将上,不断地推陈出新,难道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吗?
   马叙伦的笔记里,对自己学习麻将的经过也有所记载,故更为真切。“及九、十岁时,父执苏州俞先生赠余父马将牌一副,于是祖母喜抹之,有戚属来,并余父母凑成四人即合局,余旁观焉,遂悉其术,然童子不得入局也。一日,余父以客至,祖母令余代之,余到手即和三番。”由旁观者到入局者,其实只有一步之遥。马氏学麻将的过程是大多数人的必由之路。不过,他对麻将的危害是深有警惕的:“而余迄今无此嗜,且恶其费时误事,又牵连他人,意谓行政者必禁止焉。”马氏还记录了一首咏麻将的民谣:“谁家滴笃斗牌声,十二三抬笑语盈。百搭愈多和愈易,电风扇下忽天明。留声机里唱皮黄,一样喧阗搅耳房。忽地飞机过一队,知输拾伍到前方。”后有小注云,时间是1946年8月4日。在抗战的硝烟中,后方的人们还不忘打麻将,马氏虽没有深刻的谴责,但针砭之意全在其中。而诗里出现的一系列现代器具,如电风扇、留声机等,与麻将这一古老的娱乐方式相映成趣。到了今天,是空调和高级音响作为麻将的配偶了。现代的电器不断地更新换代,而麻将却具有永久的生命力,到了明天,空调和高级音响都会被淘汰,而可以肯定地说,麻将将永存,这不能不说是一大奇迹。麻将能作为中国人绝顶聪明的象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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