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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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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和江湖的“优伶化”
·冷眼旁观季羡林的“祝寿大会”
·贾樟柯:一个并不独立的“独立导演”
·谁是“反动人士”?——杨澜如何为丈夫吴征的假学历辩护
·张艺谋选了胡锦涛最爱的歌曲
·劣马方吃回头草——评刘再复访谈《又见故国、古都与故人
·中国人,你的厕所有多脏?
·谁将魔鬼当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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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香港沉没(2010年完成)
·香港基督徒怎样活出丰盛的生命?
·温家宝先生,你没有资格让中国的孩子充当“杜鹃”和“精卫”
·梁家麟院长为何“变脸”?
·毛泽东陈永贵才是真汉奸
·香港科技大学的“自我检查”
·穿布鞋的陈日君枢机
·从马力到叶刘淑仪
·香港成为大陆维权者的“出气筒”
·永远的梅艳芳
·陈方安生与叶刘淑仪:两个女人的战争
·“有容乃大”的“香港经验”
·“自由行”何以自由?
·反贪局与廉政公署
·港人也上访
·因为无知,所以无畏
·爱国港胞不可放过习近平的卖国行径
·剥开香港“爱国贼”的画皮
·李柱铭与胡锦涛,谁在“卖国”?
·投给叶太的十三万张票
·叶刘淑仪综合症
·香港与深圳水火不容
·谁之香港,何谓主权?
·“港台腔”与“北京腔”
·香港成为大陆维权者的“出气筒”
·香港是华人世界的灯台
·中共能活在二○一七年吗?
·奴隶主与奴隶的“沟通”
·自由港变成大监狱
·没有李柱铭的香港
·向香港新闻界的“巾帼英雄”致敬
·新华社如何报道香港立法会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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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新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新官场现行记
·中国人还没有走出义和团的阴影
·谁毁灭了我们的家园?
·两朵金花耀中华
·习近平以北韩为师?
·连运钞车一起贪污的贪官
·赖斯访华,我失自由
·世界公园变动物庄园?
·你从古拉格归来——致索尔仁尼琴
·人之子——再致索尔仁尼琴
·致万科董事长王石的公开信
·写在奥运边上
·献媚中共的西方左派政客终将自食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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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和他的敌人仍然活在今天——论鲁迅思想的精华与软肋
·生态危机源于信仰危机
·李鹏连说谎的自由都没有了
·警匪联袂的江湖
·历史大视野中布什总统的是非功过
·谁在用谎言折腾我们?
·一个懂得爱的人——王小波十年祭
·鲁迅与当代文坛
·七十年代人,仅仅是同龄
·一个懂得爱的人——王小波十年祭
·岁月的温情与锋芒——序吴藕汀《药窗诗话》
·我们需要拥抱吗?
·夏瑜的自觉
·我们如何宽恕日本?——兼论葛红兵的言论自由以及我们如何纪念抗战
·黑暗深处的光——读班忠义《“盖山西”和她的姐妹——山西日军性暴力十年调查》
·以民间文化交流解中日之结——中国作家余杰与日本汉学家藤井省三的对话
·你们眼看何为善,何为正----在赎愆祭的观念下纪念"六四"二十周年
·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基督徒为什么要为“六四”祷告?
·菩萨能够保佑贪官吗?
·社会心灵重建的建筑师——台湾《旷野》杂志社长苏南洲访谈
·社会心灵重建的建筑师——台湾《旷野》杂志社长苏南洲访谈(下)
·律师也要讲政治
·集权专制没有真正的智囊
·没有自尊,何来贵族?——评刘再复访谈《又见故国、古都与故人》
·这是一个盗贼统治的国家
·文字收功日,中国民主时
·黑帮老大过生日
·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 ——关于《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的争论
·问鼎奥斯卡奖的《建国大业》
·文字收功日,中国民主时——《大国沉沦:写给中国的备忘录》导读
·感谢开胸验肺的伟大祖国
·金大中的国葬与刘晓波的入狱
·圣女林昭与中国教会的复兴
·不要忘了缅甸,不要忘了昂山素姬
·
·家庭教会的公开化与中国社会的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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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仁与同文馆

   倭仁与同文馆
   
    开办同文馆是晚清洋务运动中的一个重要举措。同文馆的开办,意味着洋务运动已经向文化领域纵深发展。而文化是一个敏感的领域,同文馆的开办,遇到了比办兵工厂、船厂、练新兵更大的阻碍。1866年,恭亲王在同文馆设置科学班,请外国科学家当教授,招收翰林院的人员作学生。恭亲王的理由是很充足的。他认为,买外国的轮船枪炮不过是一时的权宜之计,治本的办法是自己制造,而要自己制造,必须有科学的人才,所以要请外国的专家来教中国的青年学习科学技术。恭亲王在奏折中说:“夫天下之耻,莫若于不若人。……日本小国尚知发愤为雄,独中国因循旧习,不思振作,耻孰甚焉?今不以不如人为耻,而独以学其人为耻,将安于不如而终不学,遂可雪耻乎?”
   然而,恭亲王的设想遭到了守旧的士大夫的反对。其中,反对最力者为大学士倭仁。倭仁是当时的理学名臣,名高望重,他的动向很受士林的重视。徐一士之《一士谈荟》记载,“清总理各国事物衙门之设同文馆,士大夫多守旧,以‘用夷变夏’非议者甚众。倭仁以大学士为帝师,负重望,反对尤力。虽忤旨,而一时清议极推服之。”倭仁在奏折中大声疾呼:“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狡诈,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这段话比恭亲王说得还要理直气壮、冠冕堂皇。就凭着这样一股“正气”,倭仁征服了大多数士子的心。晚清清议误国,甚于奸臣误国。倭仁仅仅开了一个头。
   翁同和在其日记里写道:“见恭亲王等连衔奏请设同文馆咨取翰林院并各衙门正途人员从西人学习天文算法原折。……同文馆之设,谣言甚多。有对联云:‘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前日总理衙门尚递封奏,大约办同文馆一事,未见明文也。京师口语藉藉,或沾纸于前门,以俚语笑骂。‘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云云。或作对句:‘未同而言,斯文将丧。’又曰:‘孔门弟子,鬼谷先生。’”从以上这些极其恶毒地攻击恭亲王的谣谚中可以看出,以恭亲王为代表的开明官员所受的压力是何等巨大。恭亲王在皇室中排行第六,因此被嘲讽地称为“鬼子六”。在中国这样自古以来标榜“爱国”的国度里,被归入“汉奸”的行列,是一个人最大的罪状。当时的外交家如郭嵩焘等人,与恭亲王一样都被当成是卖国贼来看待。这是先行者最大的悲哀。

    幸亏皇帝是个有些幽默感的皇帝,他用一个比较幽默的办法来处理此事。恭亲王在回答倭仁的指责时说:“该大学士既以此举为窒碍,自别有良图。如果实有妙策,可以制外人而不必为外人所制,臣等自当追随大学士之后,悉心商办。如别无良策,仅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等词,谓可折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于是,皇帝命令倭仁代替恭亲王掌管同文馆,“倭仁著在总理各国事物衙门行走”,看他能不能办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同文馆出来。这一招就叫“以毒攻毒”。你口头上说得头头是道,看你在实际操作层面能搞出什么名堂出来。这就把倭仁推到了火盆边上。
    倭仁不敢不接旨。“倭相受书时,有感于中,潸焉出涕,而上不知也,骇愕不怡良久。”他知道自己不能胜任这个工作,而且他已经定型的观念也不允许他真正进入操作层面。像倭仁这样的理学名臣全都是“口头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倭仁想来想去,想出一招苦肉计来。他站班之后,上马眩晕,差点从马上摔了下来。这样就给外界留下一个自己已经患了重病的印象。翁同和日记记载:“问艮峰先生(倭仁)疾。昨日上马几坠,类痰厥不语,借他人椅轿至家,疾势甚重也。……问倭相疾,晤之。颜色憔悴,饮食甚少。相与欷嘘。……晚谒艮峰相国,相国拟十二日请开缺。……倭相开缺,有旨:‘赏假一月,安心养病。’”倭仁不愧为官场老手,知道何时进何时退,皇帝的命令不能违背,但是水来土掩,兵来将挡,他自有妙计金蝉脱壳。为了一生的清誉,宁可受点苦,装出一副病重的模样来。而皇帝也心里雪亮,知道倭仁在玩什么把戏,就顺水推舟地接受了倭仁的辞职。
   当时的士大夫普遍为倭仁鸣不平,如此一个忠皇爱国的大臣,岂能被恭亲王之流的假洋鬼子戏弄?李慈铭在日记中大发议论,痛骂同文馆:“以中华之儒臣而为丑夷之学子,稍有人心,宜不肯就,而又群焉趋之。盖学术不明,礼义尽丧,士习卑劣,遂至于此。驯将夷夏不别,人道沦胥,家国之忧,非可言究。朝廷老成凋谢,仅存倭公,然谋钝势孤,无能匡正,而尚见嫉于执政,龃龉于宫廷,以宰相帝师之尊,兼蕃署奔走之役。徒以小有谏争,遂困之以必不能为之事,辱之以必不可居之名。呜呼!谁秉国成,而损威坏制,一不以为念乎!”表面上,李氏是不满于朝廷以宰相为“行走”,“行走者驱使之称,简贱之名也。文言之曰直,质言之曰办事。”而在骨子里,他还是看重文化形态的冲突。在他们这些士大夫心中,这是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斗争,绝不能轻视之。直到今天,这种思路仍然在中国知识分子里很有市场。前两年,美国学者亨廷顿一发表“文明冲突论”,中国学者立即围追堵截,恨不得杀之而后快,许多人甚至根本没有读过亨廷顿的原著,就对他大骂出口,完全丧失了学术讨论的氛围。即使对方说得不对,也应当进行平等的探讨。这种磨刀霍霍的反应,恰恰是文化自卑的症候。一个有生命力的、鲜活的文化,能够容纳一切异端和批评,同时保有自身的特质。而只有衰弱的病人才害怕阳光和雨露。
   倭仁是衰朽的文明的代表,他和他所坚持的价值观的灭亡是必然的,尽管他被士大夫当作纯洁精神的象征。李岳瑞在《春冰室野乘》中说:“同文馆之开始也,……时倭文端方为首揆,以正学自任,力言其不可。御史张盛藻奏称:‘天文算法宜令钦天监天文生习之,制造工作宜责工部督匠习之。文儒近臣不当崇尚技能,师法夷裔。’疏上,都下一时传诵,以为至论。虽未邀谕允,而词馆曹郎皆自以下乔迁谷为耻,竟无一人肯入馆者。朝廷岁糜巨款,止养成三数通译才耳。”实际上,在当时胜利的还是倭仁。同文馆兴办数年,由于士林观念的滞后,成就甚微。倭仁以及他背后的士大夫们,是中国近代化的最重要的阻碍。文化成了“反文化”,这是文化最大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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