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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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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白头鹰与大红龙:美中关系及其对世界的影响》(2008年香港晨钟书局出版)
·美国民主的真相与根基——与庄礼伟商榷,兼论美国的基督教精神
·纪念那些战死在中国的美国士兵
·希拉里回忆录的中文版是如何被肢解的?
·民主女神浴火重生——华盛顿“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揭幕仪式亲历记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道德盲点
·从尼泊尔毛派的末路看全球清算共产主义罪恶的浪潮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共产主义就是恐怖主义——布什总统讲话的划时代意义
·人权议员布朗贝克和他的中国女儿
·美国媒体在“妖魔化”中国吗?——从美国媒体关于中国黑心商品的报道谈起
·巴以冲突中美国的角色
·美国的秘密与细节的启蒙——读范学德《活在美国》
·美国为何干涉日本的“内政”?
·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崛起
·美国学界应当避免“中国化”的陷阱
·面对邪恶的时候,没有真正的中立——从二战中美国与瑞典、瑞士的不同角色谈起
·美国如何帮助推进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在美国参议院的演讲
·我们关于声援美国政府摧毁萨达姆独裁政权的声明
·倒萨战争与“人权至上”的价值观
·韦塞尔为什么支持美国对伊战争?
·中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白宫会谈的台前幕后
·美利坚不是藏污纳垢之地——建议美国政府对居留在美国的中国贪官及其家属展开调查
·“小鹰号”事件:中美谁是胜利者?
·以祷告改变世界——华盛顿“总统早餐祷告会”侧记
·谁之“崛起”,哪有“和平”?
·佩洛西:人权不是幌子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中国信仰的复兴与中美两国的“化敌为友”——在美国众议院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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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劳改基金会)
·不要做中国孩子的母亲——天安门惨案十九周年暨汶川大地震祭并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而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处女卖淫”案与警权过度扩张
·从警察到还是妓院的变脸
·业主维权与市民意识的觉醒
·寻求公义需要更大的耐心和勇气——天安门屠杀十八周年祭
·红卫兵外长李肇星的末路
·你可以成为一名快乐的异乡人——读格鲁沙《快乐的异乡人》
·扶不起来的胡阿斗
·青藏高原上的血雨腥风——读唯色《杀劫》
·退休高官休得窃取神圣教席
·矿难为何无法遏制?
·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
·被人民抛弃的中共十七大
·帝王腐尸味中的天价酒店
·孩子眼中的蒋介石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读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以“幽暗意识”透视中国百年激进思潮——与张灏对话
·《记念刘和珍君》为何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余英时先生侧记
·宾利轿车为何能热销中国?
·萨达姆与阿米尔
·是工人运动,还是痞子运动?——读《罗章龙回忆录》
·中国人不是动物庄园里的熊猫——驳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若干亲共言论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 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胡锦涛为何成不了戴克拉克?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我们拒绝什么样的生活?——读狄马《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
·中国,你的裂口大如海
·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特务和告密者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吗?
·明朝亡于厂卫,中共亡于恶警——评贵州国保总队副总队长庞鸿就任瓮安县公安局长
·下流人上升的国度
·我以自己的方式爱中国——《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跋
·被凌辱的中国女儿的救赎之路——读巫一毛《暴风雨中一羽毛》
·全民唾弃的央视名嘴张召忠
·那座流血的城里有几个义人呢?——读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
·谁也不能杀死孩子——写给所有的母亲,也写给所有的父亲
·从“持不同政见者”到“持自己政见者”——读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我们的孩子拒绝歌唱薄熙来钦点的垃圾歌曲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
·国府时代的新闻自由——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
·吃人,中国的象征与现实
·玩偶、黑帮与过家家
·中共可能避免瓦解的命运吗?
·“暴徒”是怎样炼成的?——杨佳杀警案背后的制度危机
·想起王旭明,想起范美忠,想起孩子
·矿难之后又是矿难
·爱阅兵的大学校长与被奴役的大学生
·为什么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幸福和快乐?
·谁将顺民变成了暴民?
·那哀歌为谁而鸣?
·你为死者开——读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
·“吃人”何以成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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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
·《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目录
·盗火者与殉难者—论谭嗣同思想体系及生命实践中的基督教因素
·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
·从曾纪泽与慈禧太后的对话看晚清改革开放与道德伦理之冲突
·“清流”不清——从《孽海花》看晚清的“清流政治”与“清流文化”
·肺病患者的生命意识——鲁迅与加缪之比较研究
·“秦制”: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论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
·最是文人不自由——论章学诚的“业余”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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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世豪情

   末世豪情
   
    “国家不幸诗家幸”,在一个时代崩溃的前夕,敏感的诗人能够感受到在盛世所不可能感受到的灵魂的煎熬和苦痛,他们的人生因而也就具有了最为丰富的体验。末世有哀婉之音,有豪放之情;末世有伤心之人,有惊天之文。时代的风衰俗怨与个人的穷途末路凝聚成不朽的诗篇,末世出不了气吞万里的大诗人,但末世的豪情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豁庵之《风尘闻见录》记录了许多末世文人的诗句,有名人的咏叹,更多的则是不知名的文人的感喟。有的读来令人辛酸,有的读来令人沉思,有的读来令人荡气回肠,有的读来令人泪下如倾。如“鄂中名士诗”一则:“鄂中老名士杨某,晚年落拓,居恒郁郁,以诗自遣。闻客石首时,有《阴司十八景》之咏,语多讽世,传诵一时,惜仅记其《尖刀山散步嵌字格》一绝云:‘尖风透过一身轻,刀尺谁家响玉砧。山上杖藜扶一个,思量还比世间平。’”杨氏的这首诗,艺术上远未达圆熟混成之境,意溢言外,显得有些露了。然而,他以诗自遣,而非出于功利的目的,所以能够表达出坎坷的世道对软弱的文人的摧残。文人固然软弱,却也有一种浩然之气,这种气质是装不出来的。落魄之人照样能思量“世间平”。“金陵刘某”一则,写金陵有一酒狂刘某,有《漫兴》云:“平生不解锁眉头,糊里糊涂到处游。问我功名领何职,酒泉太守醉乡侯。”其门联云:“名世大文酒德颂,传家天爵醉乡侯。”又:“英雄无事且种菜,豪杰多情总爱花。”以酒为隐,这是中国文人固有的习惯,魏晋时代的名士们在这方面作出了表率,例如阮籍“不与世事,遂酣酒饮之为常”。他们不是天生就爱酒,而是生活在一个“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的时代,不得不把酒当作逃避权力迫害的一个避风港。正如王瑶先生在《文人与酒》一文中所说:“竹林名士的行为,表面上都很任达放荡,自由自在地好像很快乐,实际上则都有忧患的心境作背景,内心是很苦的。”与魏晋人相比,金陵酒狂少了几分哀婉,多了几分旷达。大崩溃前夕,文字的罗网相对来说没有以往那么严密,因此文人多了几分直抒胸臆的可能。他能以“英雄”和“豪杰”自命,确实是乱世狂人,诗写得一般,但表达出来的情绪很能说明那个时代的问题。
    笔记中最让我感动的还是“感怀诗”一则。“湘中名士李堇庸、龚觉庵,一则潦倒终身,一则流落不偶。其著作多散失。余仅记李《湖北昭忠祠》云:‘一人恩宠万骨枯,两字褒荣九死生。’龚《咏怀》云;‘容易醉人红袖酒,最难传世白衣文。’均极惨淡。李尚有《白门踏青经字韵》云:‘杏花雨后客初到,桃叶风流我已经。’颇有风趣。李悲歌感慨,有烈士风。余挽句云:‘运蹇壶常缺,时艰剑欲抽。虚欷波印国,睥睨美欧洲。’非虚誉也。”李、龚二人的前两句诗,有一种泪透纸背的悲凉,他们把什么都看透了,所谓“万骨枯”与“九死生”的强烈对比,令人惊心动魄,一个人的命运在这个时代轻若鸿毛。我想起了《红楼梦》里的“千红一哭,万艳同悲”、“落了一个白茫茫的大地真干净”,不是末世,不会有这样的“悟”。“惨淡”二字不足以概括其诗境,我想“透脱”二字也许更加恰当。就那薄薄的一层纸,谁看破了谁就触及了永恒。而龚氏的两句诗我更加欣赏,“红袖”与“白衣”在色彩上形成鲜活的对比,既是实写,又是虚写,衣衫飘飘,掩不住人物的悲喜,人生中这种戏剧化的场景本来就不多,那一刻是无法定格的。“酒”与“文”当然是一对难兄难弟,无酒不成文,诗酒本一家,酒是文的摧化剂,最好的文字也像酒一样汩汩地流淌。本来是一个和谐的世界,龚氏却狠下心来,将它破坏掉,就像把一个美丽的花瓶打碎。这是一种残忍,也是大诗人才有的胆量。“易”与“难”如同双峰对峙,各不相让。“红袖酒”与“白衣文”,巨大的落差,罕见的张力,将一代文豪的情怀表达得淋漓尽致。醉又能怎样?传世又能怎样?这是在透骨的悲凉之后生出来的绵绵不绝的豪情,这种豪情也只有在末世才可能有。相比之下,阮籍的咏怀显得低沉了,而李白的高歌则显得肤浅了。在这些诗句里,我咀嚼到了近代的滋味。笔记作者挽李氏的句子也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诗里出现了“印波国”和“美欧洲”这样的词语,无疑呼应了梁启超“诗界革命”的高呼,引新词语入古体诗,别有一番韵味。到了龚自珍以及梁启超这几代人,站立在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之间,正如意大利诗人但丁站立在中世纪的欧洲与现代欧洲之间,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故而有着一种比一般易代之际更加浓重的悲怆感。这种感觉以后再也没有了。

   龚自珍是清代最有名的落魄文人之一,他的诗词在晚清可算第一人。肝若之《琴心剑气楼忆墨》有“美人、名士、侠子”一条,是对龚诗的再阐发。龚自珍有名句:“愿得黄金三百万,交尽美人名士,结尽燕邯侠子”,肝若则说:“余谓美人名士侠子之三种人物,举世皆是,而之三种人物之必欲以黄金结交者,实为尤多。区区三百万,恶能供支给?窃恐不转瞬间,予囊已垂橐矣。于是为之改两字成一联语云:‘愿得黄金无数,交尽美人名士,结尽燕邯侠子,更填平世路不平处。’久之,未得其偶。”肝若有些迂腐,诗是不能落到实处的,一落到实处,诗便不再是诗了。龚自珍的“黄金三百万”本是虚数,岂是实指?以“无数”改之,倒冲淡了诗味。不过,接着读下面的文字倒很有趣:“庚戌春,余主沈阳《大中公报》笔政,遂以此悬赏征求之,得两联,尚可诵。其一云:‘或携绿酒几多觞,觅个月地花天,做个烟火神仙,且还了人生未了缘。’其二云:‘纵观青史若干年,许多盗贼圣贤,几多诗酒神仙,总难了风尘未了缘。’上一则极潇洒,下一则极感慨。其最难得者,则与出联口气颇能相称耳。”
   将诗句改造成对联,是肝若的一大创造。有意思的是,他通过报纸征稿来求得了下联,这种做法在近代新闻业出现以前是不可能有的。过去的文友之会,或是面对面地以文会友,或是通过书信来沟通,而近代新闻业出现以后,传媒不仅成为获得信息的工具,而且也被文人用来进行文字上的切磋。近代报刊中征联、征稿的广告不计其数,也刺激了近代文人的创作欲望。肝若说得好,前一联风花雪月,有如柳永之“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可谓“知其不可为而不为”也,别有一番潇洒在;后一联愤世嫉俗,有如《红楼梦》之《好了歌注》所云“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可谓“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也,别有一番感慨在。两段对联,都有末世之豪情,那是一双昏花的老眼所看到的世界,而世界已然是一座摇摇欲坠的桥,无法让人再通往彼岸。
    末世诗文里的末世豪情,别有一种动人心魄的力量在。因为,“那一时刻”的体验只属于“那一时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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