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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方不端

   端方不端
   
    晚清重臣端方,名字改得很好,“端”且“方”也,两个都是中国儒家经典中最美好的字眼。然而,端方名不副实,若以为他人如其名,则南辕北辙也。端方其人既不“端”也不“方”,品行之恶劣,可以与《官场现形记》中的人物相提并论。各种笔记对“端方不端”的记载可谓汗牛充栋。
   刘体仁之《异辞录》有“端方无行”一条,得之于侍郎李经迈的亲口讲述。光绪三十二年,李出使于奥地利,端方也以考察政治为名到奥国。两人见面交谈,端方以奥国供应不周多方责难,李曰:“公之官有大使之级,然公所奉之命则非也。”端方是一个死爱面子的家伙,听到这句话之后不欢而散。李料到端方回国之后肯定要说自己的坏话,于是早早地以情上达。端方果然到当时的总理大臣那桐面前诋毁李,那桐笑曰:“休矣,已为被告而犹不知也?”端方大为沮丧,不复言。第二年,李简江苏臬司,而端方当时任两江总督,官位高于李,于是久置不答。李将此事据实向慈禧报告,慈禧说:“彼恶敢然。”此日李奉旨调河南臬司,端方发现李颇受中央重用,立即向他发了祝贺的电报。端方向李表示亲热还有一个原因:他的弟弟端锦恰恰在李的手下当官,所以他像变色龙一样改变了对李的态度,每天都与李通书信电报,反复嘱托关照他的弟弟。而端方的弟弟调离河南之后,端方与李之间的音信又隔绝了。
   端方为人的准则是:你有用的时候是好朋友,没有用的时候什么都不是。宣统元年,李闲居京师,常在六国饭店玩耍,与尚未得志的伦贝子混得很熟。一天,贝子引端方到饭店来,端方见了李就像不认识的人一样。次年,粤督出缺,端方谋取此职,而伦贝子已经当权,于是他想通过李讨好伦贝子,并利用李的关系网活动。端方将李邀请到自己的家里,向李展示自己所收藏的书法和名画,并主动提出让李任选喜欢的。李深知其用意,笑着说:“三天之后,粤督的任命就要下达,那个时候假如您没有如愿以偿,却仍然想把宝贵书画送我的话,我会登门来接受您的馈赠。”端方听了很惭愧,不再提此事了。就像这样的事情,刘体仁的笔记里记载了好几件。

    毅公之《虫天阁摭谈》关于端方的记载更多,“端方不学无术”一则云:“端方之不学无术,殆为有道者所羞称。而其私人如缪荃孙、陈庆年之辈,往往谀之以曾湘乡、阮云台,恬不知耻。文人无行,本不足怪。”而端方既非文人,又无行,混迹于官场,卑鄙行径犹为明显。他生平喜欢听南北大小曲,而尤其酷好二簧。江南官场中人之以此为媒介讨好端方者,不计其数。有一次,袁树勋之第三子袁增文以江苏候补道的身份从山东来拜会端方。端方召入,见袁工修饰,美风采,猝然曰:“你脸儿倒很漂亮,你以后不必称呼为老帅,尽可唤我老伯。”袁增文虽为嫖界巨子,然以第一次进谒帅座,一时仓皇不能置对。端方又强迫他说:“你必定是会唱二簧的,我老早知道。今日赶快儿唱一曲给我听。”就这样粗鄙无文的人,江南文人居然将他比作曾国藩和阮元,毅公痛斥说这是“立言之不择”。
   端方在江南时,表面上兴办学校,思想开明,暗地里却钳制舆论,摧残志士。他设置了南洋侦探队和东京侦探队,连留学生的活动也进行严密的监视,毅公评论说:“无非以民脂民膏济其排汉专制之阴谋。既密遣奸细,狂噬党人,冤杀无辜,无所不至。”端方还是中国近代最早的新闻检查官头子,是舆论专制的专家和秘密警察的首领。他任南洋大臣时,有感于自己的势力不能达到舆论界,就发奇想,在署中豢养文人十员,月薪五十金至三十金不等,专司津沪各报纸事务,令此十人者,按日轮阅各报纸,但观其新闻或论说稍有关碍于南省事宜及端个人名誉者,必用剪刀裁下,粘贴在专用的本子里送给他亲自审阅,然后准备打击对方或为自己辩护。
   端方为政手段毒辣,他对外用笼络手段收买说话有分量的名人,对内实行金钱主义,所以为他说好话的人很多。有深知他为人的,曾撰一联谥之,其末云:“卖差卖缺卖厘金,端人不若是也。”对句云:“买书买画买古董,方子何其多乎。”将“端方”二字镶嵌其中,构思精巧,据此可以想见其如何搜刮民财也。端方在江南,仅赈灾款就侵吞了二百多万两之多。
   陈惟彦之《宦游偶记》“足考清季史迹,尤以关乎财政为要”,讨论江南厘金制度,有不少入木三分的见解。而对端方利用财政制度的漏洞贪污巨款的行径也有详细的记录,“记端方行事不端”一条尤为珍贵,是作者与端方亲身往来所观察到的情况,陈氏感叹说:“所调外销之款,督抚或任意提用,公款与私账混淆,恶例也。”而毅公对端方之贪酷更恨之入骨:“独恨我江南人民之脂膏,空饱豺狼之谗吻,坐令数万赤子,冻馁填于沟壑,竟无一人焉搜秘史,口诛笔伐,以儆后来之豺狼,宁非天下之至悲乎!”
   端方自北洋任被罢官之后,行为依然毫不收敛,“微服冶游,暗中摸索京江诸名妓滋味,窃尝殆遍,谓所亲陈庆年曰:‘南北名花,予稍稍物色,唯京江妓女,风骚有别趣,他处无以过之也。’”端方政治品行卑劣,私人生活也是一塌糊涂。端方的妻子“丑而妒且悍”,端方曾经蓄汉族少女两名,相貌美丽,将纳为小星。其妻侦之,每天早晚寻找借口凌虐两人,“时以巨棰鞭挞,体无完肤,卒致毙。”端方终身不敢提纳妾之事,犹栩栩然号于人曰:“予平生不二色也。”两名少女的生命间接地是被端方剥夺的,他把女奴的生命视为草芥。
   端方依附袁世凯为强援,气概之盛不可一世,视政府诸公蔑如也。刘体仁之《异辞录》有关于端方落职的记载。端方除了慈禧太后以外,自天子以至群臣,谁也不放到心上。他曾对善化说:“公宜专心于政府,举我为外部尚书以自代。”他被任命为两江总督时,正是与袁世凯狼狈为奸、互相标榜之时。虽然两江总督是地方大吏中的一大肥缺,连曾国藩当年也一心谋取此职,但端方正想在中枢作威作福,所以尽管圣旨上说“迅即就任”,他依然拖延不去。后来,袁世凯被罢黜,端方这才败兴而去。
   宣统初年,端方运动调直隶总督,蔡云万之《蛰存斋笔记》对此有所记录:“前清末造,所用疆臣多系满人,纯乎暮气,如燕巢危幕,恬不知大厦将倾,而端方为尤甚。虽系举人出身,几不知文为何物,酷嗜古玩,兼好丝弦,大类蟋蟀相公。宣统元年,端在两江总督任,密以银三十万运动醇亲王之妃即摄政王之母,求调直隶,王妃允之,即命载沣调用。载沣虽以母命,然于疆吏及各省情形不甚熟悉,疑莫能决,遂密商之张文襄。张以南洋大臣调北洋大臣事例均合,初不料其动机由于金钱也。”端方到任不久,值慈禧、光绪梓宫送葬大典,他毫无哀痛之意,率武巡捕、戈什哈多员,乘钢丝车、携快镜沿途拍照,竟将隆裕太后也拍入相片之中。此事被他的政敌发现,立即提出弹劾。端方本与总管太监小德张为旧友,于是屈意相求,至于长跪,为涛贝勒所见,又乞哀请为缓颊,以为布置周妥,在议处中仍请训出京,若无其事。御史再次上奏,请求将其革职。《异辞录》载:“摄政王尚无恶于彼,颇欲全之,问诸枢臣,莫有为之言者。王犹豫良久,曰:‘隆裕太后怒之甚,谓孝钦太后在,谁敢然者!’直令人不敢置对,卒从部议。”
   革职之后,端方仍然不甘寂寞,潜久思飞,又运动起用,以候补侍郎督办川汉铁路。没有想到,这条飞黄腾达之路,竟成了端方的不归路。何德刚之《春明梦录》有“总督端午桥其人”一则,一针见血地指出:“其热中太甚,倒行逆施,知进而不知退。自调直督罢斥后,仍求四川一差,以为再起之计,致遭惨杀,死事不无可悯。然平心而论,不得谓非自取也。”
   梁溪坐观老人之《清代野记》有“端忠敏死事始末”,所记最为详尽,不过梁溪坐观老人将其作为忠心耿耿、死于国事的正面人物来看待。端方受命到武昌,实行清廷的铁路国有政策。而川人以为川汉铁路朝廷以前同意由川人自己集资兴建,现在朝廷却变卦了,他们忍无可忍,恳求川督赵尔丰代奏,希望朝廷收回成命。赵态度强硬,对民众的请愿进行镇压,终于酿成惨案。而保路运动从此风起云涌。清廷电令端方率新军入川平乱。七月下旬,端方从武昌出发,进至重庆。而武昌清军兵力空虚,革命党人乘机起事,武昌起义一举成功。端方大惊失色,驻军资州不敢前进。清廷免赵尔丰之职,以端方代之。而端方知事不可为,欲还北京。然而,军心已经动摇,再加上军饷不至,于是军队哗变,将其包围在署中。最后一幕写得惊心动魄:“众乃逼端至行馆一小屋中,乱刃交下。其弟端锦大骂,迫之跪,不屈,亦乱刃而死,皆断其首。”
   这段记载与《蛰存斋笔记》所记有所不同,《蛰存斋笔记》云:“兵忽哗变,端即率随员亲自出营,意在弹压劝导。突有一兵乘醉握刃而来,喝令跪下,未容发言,先以刀斫其肩,继决其首,端遂遇害,死状甚惨,其弟亦被杀。倘不急求复用,闭门思过,闲散自甘,或可得保首领以终焉。”蔡云万的评论与何德刚相似。相比之下,梁溪坐观老人的评价要落后得多,他把端方看成是满清王朝的“长城”,可笑之极:“死事闻,赠恤如例,特谥忠敏。此殆清廷最后之予谥矣。……端方阴谋不测,革党深忌之。当其督鄂督江时,凡党中魁杰为其所离间者,不知凡几,屡欲起事,均为所败。使其久居畿辅,则革命事业,不得成矣。清有长城如此,而顾以微瑕黜之,此谓清所以亡哉。端为人无赫赫之威仪,好嘻笑诙谐,而中无城府,待故交甚厚。……及罢官闲居,犹座客常满,尊酒不空,亦近代大吏中之风雅者。”他很为端方打抱不平。如果没有看过其他的笔记,只看这一则,真给人以端方是个栋梁之才、善良之官的印象。他是搜集报刊情报的第一人,城府之深,深不可测,而作者却有“中无城府”之论,跟前面离间革命党首领的细节自相矛盾。靠端方这样的顽固、残忍、愚昧的官员,就能消灭革命吗?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端方之死,死有余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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