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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以“幽暗意识”透视中国百年激进思潮——与张灏对话
·《记念刘和珍君》为何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余英时先生侧记
·宾利轿车为何能热销中国?
·萨达姆与阿米尔
·是工人运动,还是痞子运动?——读《罗章龙回忆录》
·中国人不是动物庄园里的熊猫——驳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若干亲共言论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 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胡锦涛为何成不了戴克拉克?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我们拒绝什么样的生活?——读狄马《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
·中国,你的裂口大如海
·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特务和告密者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吗?
·明朝亡于厂卫,中共亡于恶警——评贵州国保总队副总队长庞鸿就任瓮安县公安局长
·下流人上升的国度
·我以自己的方式爱中国——《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跋
·被凌辱的中国女儿的救赎之路——读巫一毛《暴风雨中一羽毛》
·全民唾弃的央视名嘴张召忠
·那座流血的城里有几个义人呢?——读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
·谁也不能杀死孩子——写给所有的母亲,也写给所有的父亲
·从“持不同政见者”到“持自己政见者”——读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我们的孩子拒绝歌唱薄熙来钦点的垃圾歌曲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
·国府时代的新闻自由——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
·吃人,中国的象征与现实
·玩偶、黑帮与过家家
·中共可能避免瓦解的命运吗?
·“暴徒”是怎样炼成的?——杨佳杀警案背后的制度危机
·想起王旭明,想起范美忠,想起孩子
·矿难之后又是矿难
·爱阅兵的大学校长与被奴役的大学生
·为什么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幸福和快乐?
·谁将顺民变成了暴民?
·那哀歌为谁而鸣?
·你为死者开——读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
·“吃人”何以成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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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
·《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目录
·盗火者与殉难者—论谭嗣同思想体系及生命实践中的基督教因素
·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
·从曾纪泽与慈禧太后的对话看晚清改革开放与道德伦理之冲突
·“清流”不清——从《孽海花》看晚清的“清流政治”与“清流文化”
·肺病患者的生命意识——鲁迅与加缪之比较研究
·“秦制”: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论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
·最是文人不自由——论章学诚的“业余”文章
·晚清的报刊热与《知新报》的创办
·未完成的转型----《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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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从柏林围墙到天安门:从德国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台湾允晨文化出版,2009)
·在哪个岔道走错了?----《从柏林墙到天安门》自序
·触摸受难者的体温——访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迟到的忏悔还是忏悔吗?——君特•格拉斯为何隐瞒党卫军的履历?
·在死亡之地重建爱与和平——访柏林墙遗址及和解教堂
·邪恶也是一种美——里芬斯塔尔及其纪录片《奥林匹亚》
·在上帝与凯撒之间——从德国教会历史看政教关系
·从焚书到焚人——“焚书纪念处”侧记
·祈祷和烛光的力量
·白玫瑰永远绽放
·言论自由是信仰自由的开端——从马丁.路德故居到古登堡印刷博物馆
·记忆不仅仅是记忆——柏林“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侧记
·为奴隶的母亲——访柏林珂勒惠支纪念馆
·让习惯黑暗的眼睛习惯光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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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何停滞?》(即将出版)
·布朗为何说北京的天气很好?
·谁让母亲成为妓女?
·紫禁城的星巴克与天安门的毛头像
·人民意愿轻如鸿毛
·韶山的“茅厕”与张戎的“毛传”
·黑心矿主与黑心政府
·航空母舰与国家形象
·邓小平与美少女
·独裁国家无友谊
·《达芬奇密码》不能禁
·《物权法》的“剖腹产”
·成思考危不以太监为耻
·从《河殇》到《大国崛起》
·中央政府是山西奴隶童工的解放者吗?
·诗歌与坦克,谁更有力量?
·国旗应当插在哪里?
·作为傀儡的孔子
·胡锦涛的崇毛情结
·温家宝为何闻“赵”色变?
·习近平可有习仲勋的眼泪?
·“八荣八耻”对决“三个代表”
·自由是我们争来的
·都江堰的灭顶之灾
·叶利钦与中国
·中共应当还中南海于民
·中国究竟有多么热爱和平?
·中共元老吴南生谈政治民主
·谁是胡锦涛的智囊?
·新闻出版的“外松内紧”
·以真话来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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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是恒久忍耐——读《六十三年——与王明道先生窄路同行》


   爱是恒久忍耐
   ——读《六十三年——与王明道先生窄路同行》
   我喜欢阅读那些为真理、为公义、为信仰而战斗的伟人的传记,这些在公共领域里为人类的自由与幸福作出卓越贡献的人物,在其私人领域、在其家庭生活中,是否有另外一副面孔?他们如何与亲人和朋友相处,他们是否在亲人和朋友哪里获得支持和安慰?在他们伟大的事业之中,他们的婚姻伴侣究竟充当了怎样的角色,究竟作出了何种独特的贡献?
   我阅读过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一生在非洲从事人道主义事业的史怀哲博士的传记。史怀哲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在他长寿的一生里,也有过辛劳、匮乏、悲哀和软弱,累累相积,正像他本人所说:“长年之间忍受疲劳与责任的重荷压在肩头上,那是一件好痛苦的事。我几乎没有多余的时间留给自己,以及我的妻子与孩子们。”在他宽阔的肩膀后面,有一位女性柔弱的身影,那就是妻子海伦娜。在长达四十多年时间里,海伦娜分享了丈夫的辛劳、苦痛和幸福。史怀哲在回忆录中深情地写道:“我妻子受过护理方面的培训,她在诊所中对我的帮助很大。她照料重病人,处理洗涤物和包扎材料,管理药房,整理医疗器械,为手术做好一切准备。在我动手术时,她还承担麻醉的工作。除了料理在非洲的复杂家务之外,每天还要为诊所忙上几个小时,我妻子能够做到这一切,真是不容易。”也就是说,海伦娜不仅参与了丈夫从事的各项工作,而且还承担了家务以及抚养和教育孩子的任务。可惜的是,在以史怀哲为传主的传记中,关于海伦娜仅有只言片语的介绍。我想,这位与丈夫同样伟大的女性,应该专门有一本传记。
   与之相似,中国基督徒中的前辈王明道先生,背后也有一位默默支持他的妻子刘景文。如果说没有海伦娜的倾力支持,就没有史怀哲的辉煌事业;那么同样的道理,如果没有刘景文的全心奉献,便没有王明道先知般的讲道和著述。王明道在中国教会史上留下了疾恶如仇、振臂高呼的形象,在经历了十六年的牢狱生涯之后,他依然持守信仰,拒绝加入中共御用的“三自会”,谴责中共当局对宗教信仰自由的戕害,是上帝重用的一名仆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王明道写过一本名为《五十年来》的自传,总结前半生的信仰历程和生活经历;而在此后为信仰而争战、跌倒又爬起来的更为惊心动魄的故事,则由王长新根据王明道的口述整理成《又四十年》一书。在这两本书中,王明道多次提及妻子给予他的巨大帮助。他说:“在我没有结婚以前,我感觉我的爱心真不小,及至我和妻同处多年以后,我越来越发觉我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我爱那可爱的,却厌恶那不可爱的。妻对人总是一视同仁。如果我帮助别人,自己不受太大的损失,我很乐意去做。但如果为帮助别人,使我自己感受痛苦和不便,我的心中便要经过剧烈的战争了。妻却能随时随地很不费力地牺牲自己的享受和利益去帮助别人。”他又说:“我是一个多忧多虑的人,每日让许多的忧愁、挂虑、烦恼、惧怕,占据自己的心,妻却极会信靠交托。无论如何严重的事,她并不需要跪下恳切祷告,只是心中轻轻地往神手中一放,一切便全不管了。”王明道的这些肺腑之言,为后世读者淡淡地勾勒出了刘景文的形象。但这还是不够,我希望更多地了解这位隐藏在丈夫背后的女性的故事。
   后来,我读到了施美玲所著的《六十三年——与王明道先生窄路同行》一书,这是一本以刘景文为传主的传记。在这本传记中,我看到了一位柔弱的女子如何持守信仰,如何战胜苦难,如何在教会中充当师母的角色,如何在世界中实践圣经“爱人如己”的教导。书中这样描述警察前来抓捕王明道夫妇时的场景:“一九五八年八月七日深夜将近零时,公安人员爬墙进入基督会堂,王太太忽然听见屋顶上有声音,要出去看看,刚走到小客厅门口,公安人员正要进来,碰见她就把她铐起来。她当时显得很镇静,因她知道这件事早晚得发生。随后公安人员进入王先生屋里,王先生一看见公安人员手里拿着手枪对准他,显得有点慌张。从这件事上看来,王太太确是柔中有刚的人。”当大逼迫来临的时候,刘景文显得比丈夫更加镇静、更加从容不迫。传记中还记载了一个动人的细节:“他们把王太太带走的时候,她当时只穿着一件短袖衬衫和衬裙,脚下穿的是一双新布鞋,是一位姊妹亲手做了送给她的。当时天正下大雨,她舍不得弄脏这双鞋,就脱下来夹在腋下。她就光着脚,趟着雨水走了。”这个细节就像是一个电影大师的摄影镜头,缓慢而不动声色地记录下刘景文泰山崩而不变色的气质。她慢慢脱下布鞋的动作,让人联想起英勇无畏、从容赴死的圣女贞德。基督徒是世间的暴力无法摧毁的,他们是这世间不配有的人。刘景文所走的是一条窄路,一条光荣荆棘路,一条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的路。由于拒绝参加“三自会”,王明道被判处无期徒刑,刘景文被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刑满之后又被强迫留场就业四年,她一共失去自由长达十九年之久。
   在监狱里,刘景文长期遭受精神的羞辱和肉体的折磨,甚至生病也得不到基本的医疗。有一次她头晕目眩呕吐得厉害,连苦水都吐出来了。医生诊断为左眼患急性青光眼,开了降眼压的药水,并嘱咐必须每小时滴一次眼药水。当时犯人服的药必须交给犯人中的组长保管,犯人不得私自存放药品。小组长却对她说:“一个病人不过一天滴两三次,像你这种人还要一小时滴一次,门儿都没有!”几天后她的那只眼睛就因为眼压过高,未得及时滴眼药水,瞳人爆破失明了。她默默地接受了这原本可以避免的创伤。在劳改营中,狱卒指使同室的囚徒们一起殴打她,她们因为知道她会喊叫,号内的组长就用手拼命地提她颈项后面的那根筋,好让她叫不出来。每次挨打的时候,刘景文都一直默唱一首歌,就是她自己配曲的一段圣经经文:“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拔我腮颊的胡须,我由他拔;人辱我吐我,我并不掩面。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石,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以赛亚书》五十章五至七节)这是她最爱唱的一首诗歌,她在家里的时候唱,在监牢里也唱。在被辱骂挨打的那些日子,她时常默默地唱,心里满有力量,也不惧怕。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她没有任何让上帝蒙羞的言行,她的身上所放射出来的信仰的光辉,让那些凶手也深受感动,其中有不少人后来认罪悔改、决志信主。谁能想到,即便是人世间环境最为恶劣的监狱,也成了刘景色文拯救灵魂的禾场?
   从一九七七年被释放到一九九二年逝世,在人生最后的十五年里,刘景文除了照料身体多病的丈夫之外,仍然牵挂着天南海北的基督徒们,为他们提供各种力所能及的帮助。从青年时代开始,她便为教会的会友们织毛衣,直到晚年在上海的时候,若有人到她家,不是看到她在织毛衣,就是看到她在忙着写回信。教会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很多人都穿过她亲手织的毛衣。她的眼睛虽然因白内障是昏暗的、模糊的,但她心中是明亮的、清晰的;人虽坐在家中,但还时时刻刻关心着远方的弟兄姊妹,在她回信的字里行间,收信人感受到的是一片赤忱之爱。刘景文不是学富五车的神学家,没有像丈夫一样留下一叠厚厚的著作,但她的著作就是她所织的毛衣,一针一线都是以爱心织就的。她织的毛衣,温暖了千百个弟兄姊妹的身体,更温暖了他们的灵魂。上帝必不轻看这样的工作。
   王明道与刘景文结婚以后,两人风雨兼程度过了六十三年的岁月。以常人的眼光来看,他们的一生中几乎没有尝过幸福的滋味。早年,刘景文不容于王明道的寡母,忍辱负重,毫无怨言,丈夫是全职的传道人,收入很少,她便靠手工做鸭毛被子来养家糊口;随后,山河变色,教会面临新政权的大逼迫,两人一起被捕入狱,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被迫分离,甚至长期无法获知对方的消息,但他们在爱里没有惧怕,没有阻隔;二十年之后,两位已经浑身病痛的老人再度重聚,却好像昨天才刚刚分别一样,恩爱如初。王明道性格刚烈急躁,刘景文则以柔克刚,他们之间的相处方式迥异于常人。传记作者描述说:王先生有时候在处理问题会讲错一些话,王太太在旁边总是当面提醒纠正。虽然在众人面前未免令王先生难堪,但王太太在这事上认为:“你是神的仆人,你的话语很多时候是代表神来说话,那么你说的话句句都要合乎圣经真理,要准确。你既然在众人面前说错了话,你就当在众人面前收回你的话,我这样提醒了你,岂不是叫你在众人面前可以收回你说错的话吗?”这正是圣经中所说的“女子护卫男子”!
   在那段生命的最后时光里,刘景文对王明道的照顾无微不至,尽管她自己也体弱多病,也几乎失明。这本传记中记载了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有一次侄女去看望他们,为了怕老人夜里有什么需要可以听得到,临睡时特意把房门开着。清早起来却发现房门关得很紧。王太太说,半夜里王先生肚子不舒服,就连忙起来扶王先生下床,又顾虑王先生因为耳聋得厉害说话声音太大,怕吵醒她,就把门关了。这时王先生因为腹泻已把裤子和地板都弄脏了。两位八十多岁的老人一个耳聋一个眼目失明,这时候叫醒别人都是很自然的事。但王太太不但没有叫醒别人,反而把房门关好,不让侄女听见什么声音,自己摸索着找出几块旧布,端上一盆一盆的水,先把王先生擦干净,好让他上床睡觉,再蹲下一把一把地擦地板。她看不见什么地方脏了,便用手摸,闻一闻有臭味的地方就擦,直到全部擦干净。又到洗手间把弄脏的裤子洗了,她说不要让别人洗这么脏的东西。弄完天也快亮了。从这个小小的细节中可以看出:如果没有刘景文的悉心照料,王明道晚年根本不可能重新提起笔来,为归正中国教会的道路而奋笔疾书。
   在巨人的身后还有一位巨人。当我们仰望王明道先生的时候,不能忘记站在他身边的刘景文女士。爱是恒久忍耐,正如传记作者所指出的那样:“她是一个极平凡的人,于平凡的生活中活出基督的样式,在极平凡的事上做出极不平凡的事。她也是一个不平凡的人,在危难和困苦的环境下却以平常的心去处之。事情无论大小,情势无论缓急,她都能靠主得胜。她实在是既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一位虔敬的妇人。作为信徒的一个恩爱榜样,她实在当之无愧。”这一对伟大的夫妻,乃是上帝对苦难中的中国教会的美好祝福。刘景文与王明道一起,一生都在为真理和公义而争战,他们所受的羞辱和逼迫越大,他们的生命反而出现罕见的灿烂光辉——勇气、爱、洞见、无私、信靠的星星火焰。从这等星火中,我们得以目睹人性的最佳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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