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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让我们学会宽容
·谁在造墓?
·他们为何呆若木鸡?
·曾国藩的“温情”
·晏阳初与李昌平
·哪里有柔软的石头?——为柔石诞辰一百周年而作
·史玉柱:点石成金的狂想曲
·首相府里的“楚河汉界”
·日本人的“自尊心”
·张健——一个人的横渡,还是一个民族的横渡?
·无耻者无畏
·“民工跳楼秀”——一个多么冷酷的新词汇!
·谁在伤害我们的自由?
·龙永图的悲与喜
·优孟中国
·从太空中看,地球没有边界……──写给为人类宇航事业献身的英雄们
·怎样做一个演员
·那跟天上的星空一样灿烂的……
·田震价值百万的“名誉”
·记忆与呼喊──向索尔仁尼琴致敬
·卢跃刚的恐惧
·《铁磨铁》代跋:求索爱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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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铁与犁》(长江文艺出版社)
·第一章 历史在这里徘徊
·第二章 近代的歧路
·第三章 以日本为桥梁的时代
·第四章 大东亚之梦
·第五章 倾国之痛
·第六章 没有硝烟的生死搏斗
·第七章 光荣与耻辱
·第八章 没有完成的审判
·第九章 日本为什么不忏悔?
·第十章 寻找日本的良心
·第十一章 拒绝遗忘与捍卫尊严
·第十二章 祈祷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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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暧昧的邻居》(光明日报出版社)
·《暧昧的邻居》目录
·引子
·一:《日本管窥》与《日本人》•翻译老田•日本的“小”
·二:幸福的母亲•无人照看的“红富士”•花岗惨案旧址
·三:“拆碑会”与“护碑会”•护国神社•尹奉吉
·四:三根山•观音与战犯•丹羽庄
·五:东史郎•大江山•双语文学杂志《蓝》
·六:松冈环•两个老兵的回忆•中日文化交流的困局
·七:一个人的图书馆•天皇诏书•《无言的幽谷》
·八:在路上的王选•天皇的宫殿•对日索赔之难
·九:靖国神社•万爱花的下跪•日本人的募捐
·十:日本的外交目标•社民党的衰落•班忠义
·十一:生鱼片•曾经在地图上消失的“恶魔之岛”•广岛的红灯区
·十二:广岛原爆资料馆•千只鹤•吴港
·十三:本岛市长•电视中的石原慎太郎•侦探故事
·十四:两个原爆资料馆•出岛的荷兰商馆•长崎的秋祭
·十五:春帆楼•“李鸿章道”•长州炮
·十六:光武金印•古地图•日本文化的长处与短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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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光与影》(东方出版社)
·《光和光的背面:我的美国之旅》目录
·一:“我们是吹口哨的人”
·二“我们是真正的爱国者!”
·三“一分钟人”与来克星顿的枪声
·四:不要遗忘历史那黑暗的一页
·五:布什:一半是火,一半是冰
·六:公民有焚烧国旗的自由吗?
·七:看哪,那些办报纸的人
·八:劳拉:从图书馆馆员到第一夫人
·九:马车上的阿米西人
·十:美国人是公民,也是志愿者
·十一:墓碑之美
·十二:那栋朴素的小房子
·十三:记一位在“九•一一”中罹难的弟兄
·十四:瓦尔登湖:大地的眸子
·十五:威尔逊:理想主义的总统
·十六:美国作家和站在作家背后的人
·十七:希拉里:美国的第一位女总统?
·十八:耶鲁与中国
·十九:在“左”与“右”之间的美国知识分子
·二十:最好的教育是爱的教育
·《光与光的背面》后记:“八仙”还是“九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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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拒绝谎言》(香港开放杂志社)
·《拒绝谎言》目录
·包遵信序《拒绝谎言》:一个知识分子的道德良心和勇气
·刘晓波序《拒绝谎言》:在日常生活中拒绝说谎
·致中国作家协会的公开信
·就本人与中国作家协会的劳动合同纠纷致读者的公开信
·末路的狂人与末路的主义——论米洛舍维奇的垮掉
·一代新人的觉醒和受难
·丧钟为谁而鸣
·朱熔基总理,请您尊重台湾的民主
·面对中国的“国难”
·中国大地上的毛幽灵
·薄熙来的“神光圈”
·论邓家菜馆的倒调
·同胞之间的杀戮
·愚蠢的“远攻近交”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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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即是千万家

   
   “我家”即是千万家
   
   中国自古以来就缺乏“个人的历史”。虽然中国历史的编纂方法采用“纪传”的体式,但入选的人物全都是帝王将相、文人墨客乃至贞妇烈女。老百姓的悲欢离合,不会、也不允许进入史家的视野之中。一次死亡几十万的人灾荒或者兵祸,在史书中往往只有“人相食”三个字。而这三个字,又能够引发现代人多少惨酷的联想呢?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我十分看重普通民众单个的“自传”。这些文字,也许没有浓烈的文学色彩,也许缺乏波澜壮阔的戏剧场面,但它们所体现出来的个体的苦难与挣扎,却最真实、最朴素、最打动人心。遇罗文所著的《我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5月出版),正是这样一本“一粒沙里见世界”的好书。
   “我家”是当代中国一个既普通又不普通的家庭。说普通,因为他们一家无权无势,不属于左右“历史发展”的少数阶层,油盐酱醋足以造成他们的苦恼;说不普通,因为他们家出了一个为捍卫常识而付出生命的英雄——遇罗克、一个惊世骇俗以致飘零异乡的女作家——遇罗锦,兄妹俩成为当代中国思想史上两个交相辉映的亮点。而其他家庭成员的悲剧性命运,也堪称当代中国民众抗争专制、追求民主的坎坷历程的典型见证。“我家”的六个家庭成员,各有其性格,各有其人生轨迹,相同的是,在黑暗降临的时候,始终没有低下他们人之所以为“人”的高贵头颅。两代六口人,有四人六次与牢狱结缘;同一座监狱,曾经有四人五次在那里羁押。如果算上“群众专政”,家中就无人幸免了。美国学者史景迁在《天安门》一书中,对康有为、鲁迅、丁玲等人的赞美,移用到“我家”的成员身上,是恰如其分的:“这些人从整体上生动地表现出了中国人在面对时代危机时是多么灵活、多么勇敢、多么敏锐。我希望,他们所做的,也是有着相同才智和经历的其他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所能做到的。……明知政治行动充满危险却义无反顾,明知希望没有结果仍一如既往。生活在一个四分五裂、险象环生的世界上,他们表现出了非凡的生存能力和勇气。”

   最近,学术界许多人在讨论“中国有没有思想家”的问题。在我看来,这个问题严重地脱离了中国的现实语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伪问题”。在一个连言说真话的权利都没有的国度里,何谈学术的发扬?在一个连表达常识的渠道都没有的时代里,何谈思想的独创?如果拿“思想家”的标准去衡量遇罗克,他显然是不够格的。他传颂一时的《出身论》,所表达的无非是“人生而平等”的观点。这一观念早在启蒙运动中,就被欧洲诸多的大思想家们阐发得无比透彻。作为一种常识,它已经在西方深入人心。然而,在以“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受到最高权力机器首肯、东方种姓制度和法西斯等级制度重重纽结的时刻,能为上亿的“贱民”争取做人的权利,并为此而牺牲年轻的生命,遇罗克的身体力行,对于当代中国的意义,难道比一个颇具原创性的思想家要小吗?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全民缺乏坚定的宗教信仰和基本的道德准则的国家来说,致力于建立诸如“人应当尊重人”的常识,比建构一种宏大的思想体系更为急迫。遇罗克不是思想家,但是他给予同胞的精神财富,却远远超过了若干个官方悼词中追谥的“思想家”。
   遇罗克在1966年8月26日的日记中写到:“我想,如果我挨斗,我一定记住两件事:一、死不低头;二、开始坚强最后还坚强。”入狱之后,他实现了自己的誓言。在八十多次审讯中,他从来没有检举过别人,没有承认过自己有罪,没有说过违背良心的话。监狱中伙食极差,每当吃饭时,人们总是争先恐后地抢拿大个的窝窝头,分汤也是如是,谁都想得到菜最多的。遇罗克始终对难友表示谦让,从不去争抢。1968年,社会上大兴批斗之风,监狱里趁机把不认“罪”的“犯人”也押出去批斗。每次被批斗的人,轻则鼻青脸肿,重则头破血流以致昏迷,得到的“好处”就是中午额外给两个窝窝头。遇罗克多次被批斗,回到监狱时已经全身不能动弹了。但是,他仍然艰难地从怀里掏出窝窝头,送给大个头的难友刘恩海。每次刘恩海都要落泪,许多难友也被感动得哭了。
   遇罗克不是大学者、不是大文豪,只是一个坚持思考、坚持言说的普通青年,但是他的精神硬度却让大多数著名的文化人望尘莫及。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一心要求“进步”的曹禺,为了表明立场,不惜撰文辱骂当年的知音萧乾。在《斥洋奴政客萧乾》一文中,曹禺用恶毒的比喻透出重重的杀机:“萧乾是文化界熟识的人,他很聪明,能写作,中、英文都好。但是有一个毛病,就是圆滑、深沉,叫人摸不着他的底。过去,他曾在混水里钻来钻去,自以为是龙一样的人物,然而在今天的清水里,大家就看得清清楚楚,他原来是一条泥鳅。……他在《大公报》和《新报》上所写的那些反共、反苏的文章,我们还没有忘记。”曹禺的怯懦和背叛,在萧乾的身上也同样出现过。《芙蓉》1999年第6期的一篇文章揭露说:“沈从文解放后曾经揭发他的学生萧乾和帝国主义有勾结,而萧乾呢?同样也揭发他的老师,以致于沈从文临死也不能原谅他,不要这个学生参加他的葬礼。”沈从文、曹禺、萧乾三人都是文坛大师,却连起码的道德底线都不能够坚守,其人格与遇罗克这样二十出头的小青年相比,何其下也!以遇罗克为核心的《中学生文革报》同人们,大难来时没有一个人叛卖朋友。丁广武、孙钢、杨玉鉴、云杰等被判10-20年的徒刑。“右派”工人任众为《中学生文革报》画了唯一的一幅漫画,他逃过了灭顶之灾,因为知道他身世的朋友没有一个人揭发他。两相比较,我们在谴责制度的严酷、体谅人固有的求生本能之外,对知识阶层的“软骨症”是否也该作一点点反思呢?
   诉说苦难,并非受难者的骄傲;诉说苦难,目的在于终结苦难。纪念英雄,并非强迫每个人都去当英雄;纪念英雄,目的在于让我们善待自己民族曾经出现过的真英雄。忘记苦难,意味着苦难的重演;蔑视英雄,意味着流氓的横行。这本记载了“我家”奇特而自然的遭遇的书,比起某些冠冕堂皇的“决议”和“文选”来,更值得我们关注,确如丁东先生所说:“遇罗文和家人、爱人、亲戚、朋友、难友在那个年代所经历的各种苦难,以及他们在磨难中如何顽强地求生,都是我们这个民族历史的有机部分。……其实,一个国家搞得怎么样,关键在于占人口大多数的普通人日子过得怎么样。底层民众不能安居乐业,再怎么吹国家也是出了毛病。”《我家》不仅属于过去,也属于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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