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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黎明前的黑暗
·俄罗斯悲剧与极权主义后遗症
·我们的尊严和血性在哪里?
·董建华的“自动当选”与香港的危机
·大陆眼中“暧昧”的香港
·李敖的堕落
·辞职的勇气与生命的价值
·从“小说反党”到“电影救党”
·毛毛笔下的毛泽东
·美国是魔鬼吗?
·义和团,还是维新派?
·真话与饭碗
·余华的奴性
·走出坚冰的金大中
·我们为什么要申奥?
·无法告别的饥饿
·“瀑布模式”的新闻
·“长江读书奖”与皮影戏
·丁石孙的风骨
·又一个“岳麓书院”?
·中国的人肉筵席
·不能沉默——就高行健获奖的声明
·被背叛的蔡元培
·守土有责与自我阉割
·中国足球:在愚昧中狂欢
·一句话里的良知
·思想札记:流星•蝴蝶•剑
·《拒绝谎言》跋:自由与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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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我的梦想在燃烧》(当代世界出版社)
·《我的梦想在燃烧》目录
·学术的虚妄
·“狐狸洞”与“包二奶”
·非洲大陆的“一九八四”——读奈保尔《河湾》
·让我们告别战争语言
·白鸽,从轮椅上飞起——评《蒋经国传》
·中国离现代化还有多远?
·什么样的作家会被历史感激?——读王开岭《跟随勇敢的心》
·讷言与话语的膨胀
·“凌辱电玩”何以流行?
·他们是伟人,更是有缺点的人——评埃利斯《那一代——可敬的开国元勋》
·高勤荣,你在哪里?
·爱,直到受伤──序曹燮《六百个孤儿的父亲──慈善家余祖亮的传奇人生》
·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读福山《信任》
·我们为什么不相信经济学家?
·什么力量比暴力更强大?
·遥远的掌声
·哪个文人不帮闲?——读王彬彬《文坛三户》
·交大招生黑幕与网路时代的阳光
·总统与教师
·“班干部”制度与孩子的“官僚化”
·“乱点鸳鸯谱”的大学合并
·没有童年的“名模”
·告别战争语言
·北大的俯就
·残忍的快乐
·京沪大学生的理想
·教师与士兵
·触目惊心的“校服腐败”
·陈寅恪的故居
·危急之中的陈家大屋
·作为“文化摇头丸”的书法
·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
·欲说还休的“语文”
·别了,“三高”;别了,拳王
·城市的灵魂
·人生三境
·温暖所有的回忆和孤单
·马科斯夫人:无耻者无畏
·正在消逝的老院子
·丽江,更接近天空的地方
·读谢泳《没有安排好的道路》
·读秦晖、金雁《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
·从莫言《檀香刑》看中国当代文学的缺失
·乡村生死场
·读“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
·何处寻找安慰?
·从虹影小说《K》说起
·评陈凯歌《少年凯歌》
·读黑塞《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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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天安门之子》(香港开放出版社)
·包遵信:余杰《天安门之子》序中国新一代知识份子的崛起
·《天安门之子》自序:致“警察读者”的公开信
·晤蒋彦永,谈说真话
·“政治文明”时代的“党国逻辑”
·杨子立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
·记住历史,记住母亲──在美国芝加哥纪念「六•四」十五周年音乐会上的演讲
·罗大佑的撕护照与张惠妹的被封杀
·屠夫崇拜:从张献忠到毛泽东——为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而作
·刘军宁遭遇“警察大学”
·吴祖光的铁骨柔肠
·解放军原来是家奴
·熊德明与李昌平的困惑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蒋彦永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
·爲每一个被杀害的生命祈祷──达赖喇嘛与「六•四」屠杀
·向西藏忏悔──读《雪山下的火焰:一个西藏良心犯的证言》
·自由之魂 从雷震到林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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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虻的忠诚

   
   牛虻的忠诚
   
   苏格拉底的死亡意味着西方古典世界的终结。作为一名优秀的公民,他却被同胞剥夺了生命。苏格拉底曾经把祖邦比喻作牛,把自己比喻作叮在牛身上的一只牛虻,他说:“我的职责便是要不断地刺激它,以使这头高贵的牛不至于昏然入睡。”社会学家丁学良很欣赏前贤的这种精神,在他完成第一部学术著作《从“新马”到韦伯》的时候,便在序言的最后这样写道:“集良知与热血于一身,富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应该是高贵的牛身上的忠诚的牛虻。”丁学良经历了“文革”,经历了上山下乡,将20世纪后半叶中国社会的灾变和苦难尝了个够。他出生于一个乡间牛郎中家庭,当过在车床上劳动的工人,并且在做工时因事故失去了一只手的大半截手指。今天的丁学良,已经是云游世界各大知名学府的杰出学者,用他自嘲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国际非盲流”。他献给自己祖国的第一本随笔集《不敢恭维——游学世界看中国》(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正是这样一部牛虻式的著作。
   我一向对海外学者保持相当的警惕,这并不是说我对他们有什么成见,而是看过了太多的海外学者,归国以后随心所欲、不负责任地发表大量言不及意的高蹈见解。他们中的某些头面人物,来来往往于国际航线上,以结交权贵富豪为荣。在国内,他们挟洋自重,摆出高等华人的傲慢;在国外,则以中国精英阶层的代表自居,处处显示所谓的“民族尊严”。其实,他们永远也融不进西方主流社会,同时也与本国同胞的冷暖格格不入。这类“香蕉人”式的学者,名气如雷贯耳,见识却不如三岁小儿。他们当中,有赞美“文革”中所谓“大民主”者,有主张光复儒学以对抗西方文化者。这些奇谈怪论,如同具有“民族特色”的猴戏班子,在西方倒也吸引了不少好奇的眼光。与这些“江湖艺人”迥然不同,丁学良不仅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都有着切肤之痛,而且师从美国社会学大师丹尼尔•贝尔,在哈佛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他不会因为发现西方社会的弊病而对中国的现状盲目乐观,也不会生硬地搬运西方文化到中国的现实土壤中来。他在行走的状态中,拥有了动态的观察视角,在不断的比较中获得“此山还望那山高”的见地。在一篇访谈中,丁学良表示,自己最关切的问题永远是中国的。而中国的问题,并非如某些所认为,是“独一无二”的。中国既是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东方专制主义的典型代表,又曾经照搬苏联斯大林式的计划经济和全能政治。要解决今日中国的危机,就必须有机地结合这两大背景。那种“就中国来看中国的”的心态,常常会封锁思路,限制眼界,增加解决中国问题的决策成本。因此,丁学良倡导,中国人不应该是“中国心,中国观”,而应是“中国心,世界观”,即心中想的是中国的事,为的是解决中国的问题,但眼界必须是超越中国的,是全球性的。

   《不敢恭维》一书谈及的若干问题,正是在这一思路下展开的。最“于我心有戚戚焉”的,是作者对民族主义的反思。20世纪,中国民族主义的飙升有三个高潮:一是世纪之初的义和团活动,二是五六十年代的闭关锁国,三是世纪末的再度招魂。每当中国国内问题严重,政治、经济、文化各个层面的危机纽结成一团乱麻的时候,某些人便耍出掩耳盗铃的把戏,以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来转移国民的视线。而民族主义一旦上升为主流意识形态,则有可能让整个民族都陷入迷狂状态,丧失起码的思辨和比较的能力。这样,不仅自我断绝了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也再次利用“民族”、“国家”、“集体”等宏大的概念来取代了个人的权利和个人的幸福。因此,丁学良通过研究日本的现代化进程,语重心长地指出:“我们中国人特别需要的,是这样一种爱国主义:它的前提是清醒;清醒地知道自己的缺陷和弊端;清醒地明了自己的落后在哪里、已经落后到何种程度;清醒地了解强敌的优势和实力。爱自己的祖国不爱到无知和热昏的地步,恨敌人恨对手不恨到拒绝学习对方长处的地步。处于优势时不乐观,处于劣势时不绝望。”用丁学良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一种“成熟的爱国主义”,其实也就是哈贝马斯在反思德国现代史之后所倡导的“宪政爱国主义”。而它的反面则是“盲目的爱国主义”。“盲目的爱国主义”建立在“无知”的前提上:或是自己不愿去了解敌之长、我之短,或是阻止他人去谈论敌之长、我之短。这种爱国主义集愚昧和脆弱于一身:在尚未与强手交锋前,文过饰非、“老子天下第一”;一旦被迫睁开了眼睛、看清了现实,就元气大伤、一蹶不振。
   “盲目的爱国主义”从晚清以来就根深蒂固于我们的情绪之中。晚清政坛活跃一时的“清流”,即是一批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他们既不清楚中国底层的现状,也不知道西方一鳞半爪的情况,只是激于满腔的“忠义之气”,便叫嚣着对列强开战。他们辱骂李鸿章等务实派“卖国”,申引传统的文化资源作为支撑,终于获取了中枢权力。“清流”的代表人物张佩伦,在中法战争中被朝廷派去督师福建马尾。这个从来没有见过西方现代战舰的翰林,在轰隆的炮声中屁滚尿流,头上顶着铜盆,仓惶逃窜。最后南洋海军全军覆没。今天,张佩伦式的人物在我们身边依然比比皆是;张佩伦式的思维在主流媒体上依然能够博取大声的喝彩。对此,像丁学良这样有良知和远见的知识分子无不忧心忡忡。按照我的理解,这也正是他的书命名为“不敢恭维”的原因。
   丁学良的足迹遍布世界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对于不同国度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经验和教训都有切身体悟。近年来,他多次往来于大陆、台湾和香港,在对两岸三地的比较和审视中,得出了许多切中肯綮的见解。作为一名社会学家,他关注的问题十分广泛,大到根治腐败、改革教育这样一些全局性的命题,小到中国菜在海外的推广、超市在中国城市的发展等日常生活琐事,他在书中都有出乎常人意料、却又让人心悦诚服的意见。丁学良一心想当那只忠诚的牛虻,只是,那头庞大的牛能不能体察他的一番苦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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