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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十四:两个原爆资料馆•出岛的荷兰商馆•长崎的秋祭
·十五:春帆楼•“李鸿章道”•长州炮
·十六:光武金印•古地图•日本文化的长处与短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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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光与影》(东方出版社)
·《光和光的背面:我的美国之旅》目录
·一:“我们是吹口哨的人”
·二“我们是真正的爱国者!”
·三“一分钟人”与来克星顿的枪声
·四:不要遗忘历史那黑暗的一页
·五:布什:一半是火,一半是冰
·六:公民有焚烧国旗的自由吗?
·七:看哪,那些办报纸的人
·八:劳拉:从图书馆馆员到第一夫人
·九:马车上的阿米西人
·十:美国人是公民,也是志愿者
·十一:墓碑之美
·十二:那栋朴素的小房子
·十三:记一位在“九•一一”中罹难的弟兄
·十四:瓦尔登湖:大地的眸子
·十五:威尔逊:理想主义的总统
·十六:美国作家和站在作家背后的人
·十七:希拉里:美国的第一位女总统?
·十八:耶鲁与中国
·十九:在“左”与“右”之间的美国知识分子
·二十:最好的教育是爱的教育
·《光与光的背面》后记:“八仙”还是“九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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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拒绝谎言》(香港开放杂志社)
·《拒绝谎言》目录
·包遵信序《拒绝谎言》:一个知识分子的道德良心和勇气
·刘晓波序《拒绝谎言》:在日常生活中拒绝说谎
·致中国作家协会的公开信
·就本人与中国作家协会的劳动合同纠纷致读者的公开信
·末路的狂人与末路的主义——论米洛舍维奇的垮掉
·一代新人的觉醒和受难
·丧钟为谁而鸣
·朱熔基总理,请您尊重台湾的民主
·面对中国的“国难”
·中国大地上的毛幽灵
·薄熙来的“神光圈”
·论邓家菜馆的倒调
·同胞之间的杀戮
·愚蠢的“远攻近交”
·谎言王国迫死说谎者
·"幸灾乐祸"的文化背景
·从杨子立等人的遭遇,我们如何学习“爱国”?
·流沙河笑谈“一毛”——百元人民币“变脸”
·从华国锋的退党谈起
·谭其骧与毛泽东
·为了在阳光下生活——读北明《告别阳光》
·台湾的选择
·姜恩柱的"个人意见"
·哈维尔的态度
·谁出卖了中国?
·一百步笑五十步
·中国知识界的堕落和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从身体囚禁到心灵控制——我所经历的军政训练
·从北大的堕落看中国知识分子的奴才化
·黎明前的黑暗
·俄罗斯悲剧与极权主义后遗症
·我们的尊严和血性在哪里?
·董建华的“自动当选”与香港的危机
·大陆眼中“暧昧”的香港
·李敖的堕落
·辞职的勇气与生命的价值
·从“小说反党”到“电影救党”
·毛毛笔下的毛泽东
·美国是魔鬼吗?
·义和团,还是维新派?
·真话与饭碗
·余华的奴性
·走出坚冰的金大中
·我们为什么要申奥?
·无法告别的饥饿
·“瀑布模式”的新闻
·“长江读书奖”与皮影戏
·丁石孙的风骨
·又一个“岳麓书院”?
·中国的人肉筵席
·不能沉默——就高行健获奖的声明
·被背叛的蔡元培
·守土有责与自我阉割
·中国足球:在愚昧中狂欢
·一句话里的良知
·思想札记:流星•蝴蝶•剑
·《拒绝谎言》跋:自由与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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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我的梦想在燃烧》(当代世界出版社)
·《我的梦想在燃烧》目录
·学术的虚妄
·“狐狸洞”与“包二奶”
·非洲大陆的“一九八四”——读奈保尔《河湾》
·让我们告别战争语言
·白鸽,从轮椅上飞起——评《蒋经国传》
·中国离现代化还有多远?
·什么样的作家会被历史感激?——读王开岭《跟随勇敢的心》
·讷言与话语的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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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虻的忠诚

   
   牛虻的忠诚
   
   苏格拉底的死亡意味着西方古典世界的终结。作为一名优秀的公民,他却被同胞剥夺了生命。苏格拉底曾经把祖邦比喻作牛,把自己比喻作叮在牛身上的一只牛虻,他说:“我的职责便是要不断地刺激它,以使这头高贵的牛不至于昏然入睡。”社会学家丁学良很欣赏前贤的这种精神,在他完成第一部学术著作《从“新马”到韦伯》的时候,便在序言的最后这样写道:“集良知与热血于一身,富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应该是高贵的牛身上的忠诚的牛虻。”丁学良经历了“文革”,经历了上山下乡,将20世纪后半叶中国社会的灾变和苦难尝了个够。他出生于一个乡间牛郎中家庭,当过在车床上劳动的工人,并且在做工时因事故失去了一只手的大半截手指。今天的丁学良,已经是云游世界各大知名学府的杰出学者,用他自嘲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国际非盲流”。他献给自己祖国的第一本随笔集《不敢恭维——游学世界看中国》(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正是这样一部牛虻式的著作。
   我一向对海外学者保持相当的警惕,这并不是说我对他们有什么成见,而是看过了太多的海外学者,归国以后随心所欲、不负责任地发表大量言不及意的高蹈见解。他们中的某些头面人物,来来往往于国际航线上,以结交权贵富豪为荣。在国内,他们挟洋自重,摆出高等华人的傲慢;在国外,则以中国精英阶层的代表自居,处处显示所谓的“民族尊严”。其实,他们永远也融不进西方主流社会,同时也与本国同胞的冷暖格格不入。这类“香蕉人”式的学者,名气如雷贯耳,见识却不如三岁小儿。他们当中,有赞美“文革”中所谓“大民主”者,有主张光复儒学以对抗西方文化者。这些奇谈怪论,如同具有“民族特色”的猴戏班子,在西方倒也吸引了不少好奇的眼光。与这些“江湖艺人”迥然不同,丁学良不仅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都有着切肤之痛,而且师从美国社会学大师丹尼尔•贝尔,在哈佛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他不会因为发现西方社会的弊病而对中国的现状盲目乐观,也不会生硬地搬运西方文化到中国的现实土壤中来。他在行走的状态中,拥有了动态的观察视角,在不断的比较中获得“此山还望那山高”的见地。在一篇访谈中,丁学良表示,自己最关切的问题永远是中国的。而中国的问题,并非如某些所认为,是“独一无二”的。中国既是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东方专制主义的典型代表,又曾经照搬苏联斯大林式的计划经济和全能政治。要解决今日中国的危机,就必须有机地结合这两大背景。那种“就中国来看中国的”的心态,常常会封锁思路,限制眼界,增加解决中国问题的决策成本。因此,丁学良倡导,中国人不应该是“中国心,中国观”,而应是“中国心,世界观”,即心中想的是中国的事,为的是解决中国的问题,但眼界必须是超越中国的,是全球性的。

   《不敢恭维》一书谈及的若干问题,正是在这一思路下展开的。最“于我心有戚戚焉”的,是作者对民族主义的反思。20世纪,中国民族主义的飙升有三个高潮:一是世纪之初的义和团活动,二是五六十年代的闭关锁国,三是世纪末的再度招魂。每当中国国内问题严重,政治、经济、文化各个层面的危机纽结成一团乱麻的时候,某些人便耍出掩耳盗铃的把戏,以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来转移国民的视线。而民族主义一旦上升为主流意识形态,则有可能让整个民族都陷入迷狂状态,丧失起码的思辨和比较的能力。这样,不仅自我断绝了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也再次利用“民族”、“国家”、“集体”等宏大的概念来取代了个人的权利和个人的幸福。因此,丁学良通过研究日本的现代化进程,语重心长地指出:“我们中国人特别需要的,是这样一种爱国主义:它的前提是清醒;清醒地知道自己的缺陷和弊端;清醒地明了自己的落后在哪里、已经落后到何种程度;清醒地了解强敌的优势和实力。爱自己的祖国不爱到无知和热昏的地步,恨敌人恨对手不恨到拒绝学习对方长处的地步。处于优势时不乐观,处于劣势时不绝望。”用丁学良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一种“成熟的爱国主义”,其实也就是哈贝马斯在反思德国现代史之后所倡导的“宪政爱国主义”。而它的反面则是“盲目的爱国主义”。“盲目的爱国主义”建立在“无知”的前提上:或是自己不愿去了解敌之长、我之短,或是阻止他人去谈论敌之长、我之短。这种爱国主义集愚昧和脆弱于一身:在尚未与强手交锋前,文过饰非、“老子天下第一”;一旦被迫睁开了眼睛、看清了现实,就元气大伤、一蹶不振。
   “盲目的爱国主义”从晚清以来就根深蒂固于我们的情绪之中。晚清政坛活跃一时的“清流”,即是一批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他们既不清楚中国底层的现状,也不知道西方一鳞半爪的情况,只是激于满腔的“忠义之气”,便叫嚣着对列强开战。他们辱骂李鸿章等务实派“卖国”,申引传统的文化资源作为支撑,终于获取了中枢权力。“清流”的代表人物张佩伦,在中法战争中被朝廷派去督师福建马尾。这个从来没有见过西方现代战舰的翰林,在轰隆的炮声中屁滚尿流,头上顶着铜盆,仓惶逃窜。最后南洋海军全军覆没。今天,张佩伦式的人物在我们身边依然比比皆是;张佩伦式的思维在主流媒体上依然能够博取大声的喝彩。对此,像丁学良这样有良知和远见的知识分子无不忧心忡忡。按照我的理解,这也正是他的书命名为“不敢恭维”的原因。
   丁学良的足迹遍布世界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对于不同国度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经验和教训都有切身体悟。近年来,他多次往来于大陆、台湾和香港,在对两岸三地的比较和审视中,得出了许多切中肯綮的见解。作为一名社会学家,他关注的问题十分广泛,大到根治腐败、改革教育这样一些全局性的命题,小到中国菜在海外的推广、超市在中国城市的发展等日常生活琐事,他在书中都有出乎常人意料、却又让人心悦诚服的意见。丁学良一心想当那只忠诚的牛虻,只是,那头庞大的牛能不能体察他的一番苦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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