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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超越时空的网络福音——序范学德《传到中国》
·我必不至蒙羞——读《六十三年——与王明道先生窄路同行》
·我们的身体是箭靶而不是武器
·朋霍费尔对中国自由主义的更新
·我们的罪与爱──序北村《愤怒》
·“入中国”与“出中国”并行不悖
·乡村教会如何由隐匿走向开放?——给一位乡村教会领袖的一封信
第二卷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
·中国印刷和传播圣经的真相
·圣经中有“国家机密”吗?
·中国需要更多的“以诺”企业
·站起来便拥有了自由——有感于傅希秋牧师荣获“约翰•李兰德宗教自由奖”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致被流氓毒打的李和平律师
·真相是不能被消灭的——致世界报业协会“金笔奖”得主李长青
·从美国民权运动透视基督信仰与社会公义之关系
·如何捍卫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兼评中国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
·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中国的“波坦金之旅”
·从矿难看中国人对生命的态度
·个体的救赎与民族的救赎——与王军涛的信仰通信
·“宗教局长”如何变成“谎话大王”?
第三卷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桃源乐土的追寻——论基督宗教伦理与当代中国精神文明的重建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论新一代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
·我们是一座桥梁——论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
·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如羊进入狼群——论基督徒如何在不公义的世界里坚守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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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白头鹰与大红龙:美中关系及其对世界的影响》(2008年香港晨钟书局出版)
·美国民主的真相与根基——与庄礼伟商榷,兼论美国的基督教精神
·纪念那些战死在中国的美国士兵
·希拉里回忆录的中文版是如何被肢解的?
·民主女神浴火重生——华盛顿“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揭幕仪式亲历记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道德盲点
·从尼泊尔毛派的末路看全球清算共产主义罪恶的浪潮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共产主义就是恐怖主义——布什总统讲话的划时代意义
·人权议员布朗贝克和他的中国女儿
·美国媒体在“妖魔化”中国吗?——从美国媒体关于中国黑心商品的报道谈起
·巴以冲突中美国的角色
·美国的秘密与细节的启蒙——读范学德《活在美国》
·美国为何干涉日本的“内政”?
·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崛起
·美国学界应当避免“中国化”的陷阱
·面对邪恶的时候,没有真正的中立——从二战中美国与瑞典、瑞士的不同角色谈起
·美国如何帮助推进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在美国参议院的演讲
·我们关于声援美国政府摧毁萨达姆独裁政权的声明
·倒萨战争与“人权至上”的价值观
·韦塞尔为什么支持美国对伊战争?
·中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白宫会谈的台前幕后
·美利坚不是藏污纳垢之地——建议美国政府对居留在美国的中国贪官及其家属展开调查
·“小鹰号”事件:中美谁是胜利者?
·以祷告改变世界——华盛顿“总统早餐祷告会”侧记
·谁之“崛起”,哪有“和平”?
·佩洛西:人权不是幌子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中国信仰的复兴与中美两国的“化敌为友”——在美国众议院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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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劳改基金会)
·不要做中国孩子的母亲——天安门惨案十九周年暨汶川大地震祭并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而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处女卖淫”案与警权过度扩张
·从警察到还是妓院的变脸
·业主维权与市民意识的觉醒
·寻求公义需要更大的耐心和勇气——天安门屠杀十八周年祭
·红卫兵外长李肇星的末路
·你可以成为一名快乐的异乡人——读格鲁沙《快乐的异乡人》
·扶不起来的胡阿斗
·青藏高原上的血雨腥风——读唯色《杀劫》
·退休高官休得窃取神圣教席
·矿难为何无法遏制?
·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
·被人民抛弃的中共十七大
·帝王腐尸味中的天价酒店
·孩子眼中的蒋介石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读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以“幽暗意识”透视中国百年激进思潮——与张灏对话
·《记念刘和珍君》为何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余英时先生侧记
·宾利轿车为何能热销中国?
·萨达姆与阿米尔
·是工人运动,还是痞子运动?——读《罗章龙回忆录》
·中国人不是动物庄园里的熊猫——驳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若干亲共言论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 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胡锦涛为何成不了戴克拉克?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我们拒绝什么样的生活?——读狄马《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
·中国,你的裂口大如海
·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特务和告密者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吗?
·明朝亡于厂卫,中共亡于恶警——评贵州国保总队副总队长庞鸿就任瓮安县公安局长
·下流人上升的国度
·我以自己的方式爱中国——《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跋
·被凌辱的中国女儿的救赎之路——读巫一毛《暴风雨中一羽毛》
·全民唾弃的央视名嘴张召忠
·那座流血的城里有几个义人呢?——读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
·谁也不能杀死孩子——写给所有的母亲,也写给所有的父亲
·从“持不同政见者”到“持自己政见者”——读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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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令狐冲与傅红雪两个小说人物看金庸与古龙之自由观


   求索真自由
   ——从令狐冲与傅红雪两个小说人物
   看金庸与古龙之自由观
   令狐冲是金庸小说《笑傲江湖》中的主人公,傅红雪则是古龙小说《天涯•明月•刀》中的主人公。《笑傲江湖》是金庸武侠小说创作生涯中的成熟之作,《天涯•明月•刀》则是古龙武侠小说创作“求变、求新”时期的转折之作。我一直认为,金庸与古龙分别代表着武侠小说的两极:如果说金庸采取的是一种回顾的姿态,怀着对传统中国无比的眷恋,营建了一个诗情画意的武侠世界;那么,古龙则选择了另一种前瞻的立场,在西方现代文化的笼罩下,打造现代人的情感、欲望和痛苦。
   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无论是骑士传奇还是武侠小说,表达的都是作家对现实世界的不满与失望,都是人类在不自由的日常生活之中,对一种更加自由的生活状态的向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每一部武侠题材的作品,所要传达的都是“不自由”与“自由”的冲突、调和与斗争。面对这种冲突、调和与斗争的复杂状貌,每一位作家都有其迥然不同的表现方式。金庸与古龙,无疑是其中最有代表性、也最有可比性的两种。
   本文试图通过对令狐冲和傅红雪两个小说人物作个案研究,剖析金庸与古龙两位最优秀的武侠小说作家,如何在传统与现代的挤压中获得各自的艺术平衡,如何发挥各自超凡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建构出一个相对自由的、纸上的武侠世界。
   传统与历史
   金庸的小说深深扎根于中国的历史之中,也就深深地扎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金庸小说中的“历史”,类似于中国传统文化中与正史相对立、相抗衡的笔记和野史,他往往透过某一历史横断面铺展开去,或者从某一历史疑团处顺藤摸瓜,演绎出一段与真实历史若断若连的精彩故事。
   武侠的世界,必然是一个动荡的、不安的世界。所以,武侠小说家一般都会采用乱世或者朝代更迭的转折时刻,作为其小说宏观上的“历史背景”。动荡的大时代,方有暴力的彰显和武功的价值,方有跌荡起伏的人物命运和荡气回肠的情感纠葛。倘若在太平盛世,再伟大的英雄,也只能够在招安和归隐这两条庸俗而平淡的人生道路之间作有限的选择。这种情节设置,显然满足不了读者的胃口。这也正是像《三侠五义》之类发生在“承平时代”的武侠小说,读来让人感到索然无味的根本原因。
   金庸的小说,大多以两个政权交接的时代为历史背景:一是宋末元初,二是明末清初。前者如《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等,后者如《书剑恩仇录》、《鹿鼎记》等。在我看来,以真实的历史作为武侠小说的叙事背景,不仅说明武侠小说作家对中国古代文化中源远流长的“史传传统”的重视,而且表现出作家对历史强大的“向心力”无奈的屈服。即使是最优秀的武侠小说家,也会不由自主地认为,在小说中搀和进浓郁的历史因素,既能够提升武侠小说作为一种长期受到蔑视的通俗文学体裁的地位,又能够在森严的文化格局中申明武侠小说这一“不登大雅之堂”的文类的“合法性”。所以,在包括武侠小说在内的各种通俗小说中,一般而言,越是历史背景清晰、历史人物众多、历史比重显赫的小说,其主题思想越是受到历史传统中固有观念的束缚和制约,其主人公的性格也就越发打上了传统伦理价值的深刻烙印。
   《侠客行》、《连城诀》、《笑傲江湖》等,是金庸小说中少数的几部历史背景淡漠、甚至隐退不彰的作品。因而它们的主人公也多半是享有更多的“自由”的人物。《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其“大侠”称号的获得,不是因为其武功盖世,而是依托其保卫襄阳的壮举,这一壮举背后是他为捍卫正统政权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生取向。所以,赋予郭靖“大侠”名分的,是根深蒂固的儒家意识形态的文化符码。与之相比,《笑傲江湖》等几部作品,情节的展开一般都与国家、民族之“大义”无关。它们的主人公并不直接参与到“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入世追求之中。这些英雄人物或者“准英雄人物”,是在更为广泛的“正义”、“公道”的意义上,获取了各自“大侠”的身份。他们的价值观,或多或少都对传统道德伦理有所突破。至少主人公作为个体的独特价值,在扣人心弦的故事进程中得到了相当充足的凸现。
   令狐冲是金庸小说中塑造得最为成功的人物之一,也是最受读者欢迎的人物之一。郭靖的性格过于方正,萧峰的命运又过于悲壮,杨过的行为太偏激,而张无忌的精神又太软弱。只有令狐冲以其一曲荡气回肠的《笑傲江湖曲》和一把轻灵飘忽的长剑,捕获了许多读者的心灵。他的性格魅力、他的自由心态,缘于他跟历史“脱钩”的作为个体的存在。当然,令狐冲与宏大历史的“脱钩”,依然是不彻底的。金庸在《后记》中说:“这部小说通过书中一些人物,企图刻划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这种形形色色的人物,每一个朝代中都有,大概在别的国家中也有。”也就是说,以令狐冲为中心虚构的《笑傲江湖》的故事,虽然没有被镶嵌在某一段历史叙述之中,但它却直接地隐喻着现实社会。后人在阅读这个故事的时候,会情不自禁地联想起大陆的“文化大革命”来。金庸认为自己并没有刻意地去讽喻现实,所以特意在《后记》中说:“‘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的口号,在六十年代时就写在书中了。”但无论如何,《笑傲江湖》的故事与现实世界具有某种惊人的相似性,而令狐冲的人生态度多少也是表明了作者本人的基本意向。
   令狐冲是金庸写得最自由的人物,他可以跟江湖大恶人田伯光拼酒比剑称兄道弟,他可以担任全部成员是女尼姑的恒山派的掌门,他也可以与魔教教主的女儿任盈盈结为夫妻。其言语行事,多属于“任性情”一类,像是从《世说新语》中走出来的人物。令狐冲以自己认可的正义为准则,来惩恶扬善。他从容地游弋于“正邪”、“黑白”二分的江湖世界之中,并超越被世俗人等遵守的神圣的、固有的观念。
   与令狐冲相比,古龙笔下的傅红雪拥有更为彻底的自由意识。《天涯•明月•刀》是古龙创作风格发生转折期间的一部力作,正如他本人所说:“《天涯•明月•刀》是我最新写的一篇稿子,我自己也不知道它是不是能带给读者一点‘新’的感受,我只知道我是在尽力朝这个方向走!”(《写在〈天涯•明月•刀〉之前》)这种转折具有相当的超前性。因此,这部小说问世之后,遭到了读者几乎是众口一词的批评。古龙的写作受到商业出版机制的制约,所以读者的批评给他以沉重打击,迫使他放弃了这一大胆的探索。
   与古龙的其他小说一样,《天涯•明月•刀》的主人公傅红雪所生存的时间与空间,都与真实的历史无关。文学的本质在于虚构,在我看来,文学作品审美价值高低的标志之一,就在于它对既成的“历史”的超越。宥于具体历史事实的小说,只能是历史的附庸和注脚而已。古龙没有作挑战历史或者重写历史的尝试,他是一个极其聪明的作家,他选择的是一条取巧的道路:干脆就无视历史的存在,而虚构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武侠世界。不管古龙是否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设想,他的这种勇气是金庸所缺乏的。
   我们能够清晰地辨识出令狐冲是一个中国人,或者说是一个渗透了中国文化气质的人;但是,我们在阅读傅红雪的时候,更多地是从“人”而不是“中国人”的角度来认识他的。傅红雪没有门派、没有师承,甚至也没有亲人和朋友,他孤身一个人在江湖的旋涡中挣扎。无“有”,他也就获得了完全的、彻底的自由。
   古龙通过傅红雪将“自由”的理念推到极致,而一旦进入极致的状态,必然带来人性的扭曲与变态。如果说金庸是在一个中庸和妥协的维度之内,保持着笔下人物的和谐与圆满;那么,古龙却是在极端的状况中,让人类内在的善与恶以及两者的冲突展示得淋漓尽致。令狐冲借助酒来弱化自己与现实世界的不融合。酒消解了清醒与沉醉的界限。酒让饮酒者在有限的时空之内,有效地与世俗社会达成了某种默契。在《笑傲江湖》中,写令狐冲酗酒的段落多得几乎到了让人厌倦的地步。然而,大多数的读者却没有领会金庸在文字背后的深意。
   与令狐冲相反,傅红雪则天生就是一个“畸人”,虽然武功举世无双,但患有严重的癫痫病。一旦病发,他不仅完全丧失理智与情感,而且濒临死亡的边缘。古龙有一段写傅红雪发病的文字,读来十分精彩:“傅红雪已倒下来,倒在一条陋巷的阴沟旁,身子蜷缩抽搐,不停地呕吐。也许他并没有吐出什么东西来,他吐的只不过是心里的酸苦和悲痛。他的确有病。对他来说,他的病不但是种无法解脱的痛苦,而且是种羞辱。每当他的愤怒和悲伤到了极点时,他的病就会发作,他就会一个人躲起来,用最残酷的方法去折磨自己。……他用力抓起把砂土,和着血塞进自己的嘴。他生怕自己会像野兽呻吟呼号。他宁可流血,也不愿让人看见他的痛苦和羞辱。”这就是一个拥有了绝对自由的人,所必然付出的代价。古龙写傅红雪,实际上是写人类的一种极端形态的生存状况。极端的爱、极端的恨,最后是惊心动魄的“病态”——所谓的病态,其实也就是“非常态”而已。
   金庸在令狐冲的身上投射了他的自由观,从西方政治学的定义来看,这是一种“消极”的自由;而古龙却在傅红雪的身上投射了另一种自由观,这是一种“积极”的自由观。就两位作家的个人经历来看,金庸可谓事业成功、青云直上,作为一名“有产者”,自然会信奉“消极自由”的理念;而古龙沉沦于社会底层、至死都以稿费维持艰难的生活,作为一名“无产者”,他当然更倾向于“积极自由”的原则。
   家庭与爱情
   家庭与爱情是制造戏剧冲突的两种最基本元素。而作为武侠小说,其主要人物都必须在不着边际的江湖世界中游荡,从而展现他们生命中“非常态”的一面。所以,作为“常态”的家庭生活,在武侠小说中,被作家刻意地加以回避。
   一百多年以前来到中国的著名传教士何天爵,在《真正的中国佬》一书中精辟地指出:“中国人与自己的家庭、家族的联系十分紧密和强烈。他们从来不游山玩水,寻欢作乐。除由于私事或者公务而不得不出门远行外,其他的时间他们从不须臾离家一步。”要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家庭乃是一个最为核心的概念。“五四”新文化运动,撼动根深蒂固的传统,先驱者们也是从家庭入手的。鲁迅的《狂人日记》和巴金的长篇小说《家》,堪称其中的两个典型代表。这两部作品对传统文化的打击是致命的,因为它们批判的锋芒直接针对的目标就是家庭。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以金庸、古龙为代表的新派武侠小说,天生就具有某些反传统的因素。这些小说,一般是情节刚刚展开,就将家庭的秩序悬空,或者干脆就无情地打破了宁静的家庭生活。《笑傲江湖》的开头,就是以侦探小说的笔法写林家的灭门之祸。家的毁灭,乃是武侠故事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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