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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者”游戏——与克林顿对话的北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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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铁屋中呐喊》(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铁屋中呐喊》(修订本)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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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与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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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学语文课本中所选杨朔散文的反思
·驳季羡林先生论中西文艺理论
·读奥威尔《动物庄园》与《一九八四》
·读陈寅恪的诗
·杜拉斯:爱是不死的欲望
·焚书
·读《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
·法西斯:未死的幽灵
·嘴踢足球
·重读杨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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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说,还是不说》(文化艺术出版社)
·《说,还是不说》自序:言说的自由
·为谁擦皮鞋?
·教育杀人
·魔鬼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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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还是不杀:读伍立杨《鬼神泣壮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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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克林顿访华言行录》
·读《阳光与阴影——阿尔贝•加缪传》
·俄罗斯之狼
·捍卫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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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子
·诗人:在天堂与地狱之间
·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读《控制腐败》
·俩人行
·那些岁月,那段爱情
·龙飞九天
·摩罗何以成为“摩罗”?
·读《思忆文丛》之一:一个人的命运与一代人的命运
·读《思忆文丛》之二:若为自由故
·绅士与流氓评朱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
·走向自由之路:读《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
·签名,还是不签?——再谈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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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尴尬时代》(岳麓书社)
·《尴尬时代》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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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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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价与民生

   物价与民生
   
    晚清物价的情况,在正史里没有详细的记载,而我在笔记里却发现了宝贵的资料。徐珂之《康居笔记汇函》谈物价的部分有十多则,既谈到物价在时间坐标上的涨跌,又涉及物价在空间坐标上的差异,落脚点依然在对民生疾苦的关怀上,这些文字集学者的谨严、史家的如实和文学家的深情于一体,是晚清笔记的精华之一。
    徐珂先谈及晚清物价指数的变迁,“三十年前之物力民生”一条如是说:“光绪二十六年以前,夏剑丞奉母家居,岁入为恒产之息金,书院之膏火,可银币六百元,裕如也。庖人供膳并薪米,以每月计之,每人出制钱一千五百文。其母夫人给以房用银二两,房中给事之女佣,工价月五百文,即取给与此二两中也。时银一两兑制钱一千二百文,官此可知三十年前之物力民生,大异于今矣。”他从一家人日常生活的开支中看出三十年来物价的变化,满清帝国的经济状况越来越恶化,人民的生活也越来越困难。笔记里谈到的夏剑丞还是一名士大夫,生活相对优越,如果是贫苦人民家庭,其变化更加明显。
    就宣统辛亥和乙丑年间物价的变化来看,也是触目惊心。徐珂列出一个详尽的数字单子:“昔者,辛亥也;今者,乙丑九月也。皆以制钱计,铜币一枚,合制钱十文。物价之以升计者,米昔六十,今六百;苞谷:昔三十,今四百。以斤计者,麦面:昔二三十,今四百;园麻:昔七八十,今九百;煤:昔一文零一二,今八;盐:昔六十,今六百;火酒:昔四十,今七百;桐油:昔五十,今六百;菜油:昔七八十,今五百;红糖:昔三四十,今五百;牛肉:昔四十八,今四百四十;猪肉:曰‘和身滚’,昔七十四,曰‘净肉’,今七百四十,曰‘带头’,今六百四十;鸡,昔四十八,今六百。……锄头及其他铁器:昔九百,今一千二百。……至于银价,昔之每两易制钱一千五六百,今五十二千。……”物价的涨幅是惊人的,而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也是惊人的。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所表达出来的是一幅惨痛的图画。这才是活生生的历史。就具体的地域而言,徐珂记录了滋阳县和济南的物价情况,在滋阳“寻常百姓食物之调料,盐而已,不易得酱油也。”而当时的济南,是北方的上海,商务颇盛,但一般民众的生活极为艰难,徐珂转引了朋友钱子清从济南的来信,信中说:“盖就丁卯腊月言之,民不聊生,烟苗遍野,生活程度之高,甚于沪也。又言津浦铁路,等于破产,所谓救国救民者,如是而已。”

    徐珂久居沪上,对沪上的物价尤为了解,如沪上的地价不断攀升,“地价日昂,继长增高,未有已也”。当时的许多地主通过卖地获得巨额收入,然后招摇过市,挥霍一空。丙寅年的冬天,沪上非常寒冷,蔬菜都冻死了,公共租界的蔬菜价格之高,几近空前。“斤以铜币计,价青菜二十枚,腊月下旬倍之,塌枯菜则尤贵,须铜币一百十二方得一斤。准以一银币二百五十枚之价,则塌枯菜贵于猪肉,盖猪肉二斤半,尤仅值一银币也。余家近曹家渡,物价较廉,一银得猪肉四斤,六十铜币得塌枯菜一斤,若青菜则铜币十六枚或二十枚。”中国的士大夫一般对生活琐事不放在心上,例如什么菜多少钱一斤,他们向来是一无所知的。他们所关心的是吟诗作画,而油盐酱醋这些俗事岂能近之?这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生存能力弱的标志之一。徐珂身上的近代色彩就是他很关心这些形而下的领域,肉多少钱一斤,菜多少钱一斤,他谈得津津有味。这可以看成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巨大的进步。在“曹家渡物价较廉”一则,徐珂更细致地描述了种种物品的价格,看来他是一个很会精打细算的人。
    徐珂对沪上的拜金主义热潮和高消费所带来的危害有清醒的认识,他用四个字概括“物贵国奢”,其价值取向十分明显。他介绍了一户“中人之家”的生活形貌,举的例子是他的朋友汪颂阁一家的消费。“颂阁刻于己而丰于人,家仅八口,且有宫室,而民国十五年份出款,银币乃逾四千。见其支出清帐,有七大别:家用(伙食零用及眷属之应酬,曰家用,其主妇主之)二千一百九十元,杂用三百七十元四角,医药二百零七元九角,教育费(女一、孙一)二百二十九元九角,书籍、衣物三百四十五元,酬应六百十二元九角,帮助族戚友朋三百三十二元四角,综七项计之,都凡四千二百九十三元五角,尚无特殊之用款也。”
    徐珂身在大都市,却仍然关注农民的生存状况,在笔记里也多此提到“暗荒”与“谷贱伤农”的情形,跟叶圣陶的小说《多收了三五斗》里的描述很相似。“丁卯秋冬之交,江浙以岁稔闻,米价渐落,然以绍兴言之,实歉收也。九月霜重,秀而不实,村农之谓暗荒。而米价不腾踊者,则日本今亦丰收,无待华米。且干戈相寻,交通梗阻,壅而不出,于是有‘谷贱伤农’之叹。”平静的叙述背后,实际上有很深沉的感喟在其中。这不仅仅标举一种姿态,而是展现出一种宽广的人文情怀。
    徐珂在讨论了国内的物价之后,还有一则小小的材料,是讲巴黎物价的,与谈国内情况的文字相映成趣。“吴景直尝居巴黎,谓巴黎生活程度,非皆甚高,出四佛郎可就餐于小饭肆,面包之外,有一汤、一肴、一冷碗、一冷盘,殿以水果,且红酒、荷兰水,亦可任择其一。”近代较优秀文化人已然开始注意西方人的生活状况,将西方与中国并列起来,比较、对照和评析。
    物价既与自身生活密切相关,又跟民生的疾苦一脉相连。从专制帝国内部纯粹的“政治动物”转而成为有独立人格的现代知识分子,是士大夫走出的一大步。徐珂脱离官场,靠卖文为生,有了独立的经济地位,不再依赖官府的薪水来生活,这样的生活方式使他必然关心物价的状况。仅仅从自己一家“过日子”出发,也得成为半个“经济的人”。对于一个心理健全的现代知识分子来说,钱并没有臭味。而这一观念的转变,在中国士大夫中间极为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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