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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白宫会谈的台前幕后
·美利坚不是藏污纳垢之地——建议美国政府对居留在美国的中国贪官及其家属展开调查
·“小鹰号”事件:中美谁是胜利者?
·以祷告改变世界——华盛顿“总统早餐祷告会”侧记
·谁之“崛起”,哪有“和平”?
·佩洛西:人权不是幌子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中国信仰的复兴与中美两国的“化敌为友”——在美国众议院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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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劳改基金会)
·不要做中国孩子的母亲——天安门惨案十九周年暨汶川大地震祭并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而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处女卖淫”案与警权过度扩张
·从警察到还是妓院的变脸
·业主维权与市民意识的觉醒
·寻求公义需要更大的耐心和勇气——天安门屠杀十八周年祭
·红卫兵外长李肇星的末路
·你可以成为一名快乐的异乡人——读格鲁沙《快乐的异乡人》
·扶不起来的胡阿斗
·青藏高原上的血雨腥风——读唯色《杀劫》
·退休高官休得窃取神圣教席
·矿难为何无法遏制?
·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
·被人民抛弃的中共十七大
·帝王腐尸味中的天价酒店
·孩子眼中的蒋介石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读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以“幽暗意识”透视中国百年激进思潮——与张灏对话
·《记念刘和珍君》为何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余英时先生侧记
·宾利轿车为何能热销中国?
·萨达姆与阿米尔
·是工人运动,还是痞子运动?——读《罗章龙回忆录》
·中国人不是动物庄园里的熊猫——驳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若干亲共言论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 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胡锦涛为何成不了戴克拉克?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我们拒绝什么样的生活?——读狄马《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
·中国,你的裂口大如海
·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特务和告密者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吗?
·明朝亡于厂卫,中共亡于恶警——评贵州国保总队副总队长庞鸿就任瓮安县公安局长
·下流人上升的国度
·我以自己的方式爱中国——《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跋
·被凌辱的中国女儿的救赎之路——读巫一毛《暴风雨中一羽毛》
·全民唾弃的央视名嘴张召忠
·那座流血的城里有几个义人呢?——读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
·谁也不能杀死孩子——写给所有的母亲,也写给所有的父亲
·从“持不同政见者”到“持自己政见者”——读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我们的孩子拒绝歌唱薄熙来钦点的垃圾歌曲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
·国府时代的新闻自由——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
·吃人,中国的象征与现实
·玩偶、黑帮与过家家
·中共可能避免瓦解的命运吗?
·“暴徒”是怎样炼成的?——杨佳杀警案背后的制度危机
·想起王旭明,想起范美忠,想起孩子
·矿难之后又是矿难
·爱阅兵的大学校长与被奴役的大学生
·为什么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幸福和快乐?
·谁将顺民变成了暴民?
·那哀歌为谁而鸣?
·你为死者开——读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
·“吃人”何以成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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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
·《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目录
·盗火者与殉难者—论谭嗣同思想体系及生命实践中的基督教因素
·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
·从曾纪泽与慈禧太后的对话看晚清改革开放与道德伦理之冲突
·“清流”不清——从《孽海花》看晚清的“清流政治”与“清流文化”
·肺病患者的生命意识——鲁迅与加缪之比较研究
·“秦制”: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论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
·最是文人不自由——论章学诚的“业余”文章
·晚清的报刊热与《知新报》的创办
·未完成的转型----《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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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从柏林围墙到天安门:从德国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台湾允晨文化出版,2009)
·在哪个岔道走错了?----《从柏林墙到天安门》自序
·触摸受难者的体温——访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迟到的忏悔还是忏悔吗?——君特•格拉斯为何隐瞒党卫军的履历?
·在死亡之地重建爱与和平——访柏林墙遗址及和解教堂
·邪恶也是一种美——里芬斯塔尔及其纪录片《奥林匹亚》
·在上帝与凯撒之间——从德国教会历史看政教关系
·从焚书到焚人——“焚书纪念处”侧记
·祈祷和烛光的力量
·白玫瑰永远绽放
·言论自由是信仰自由的开端——从马丁.路德故居到古登堡印刷博物馆
·记忆不仅仅是记忆——柏林“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侧记
·为奴隶的母亲——访柏林珂勒惠支纪念馆
·让习惯黑暗的眼睛习惯光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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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何停滞?》(即将出版)
·布朗为何说北京的天气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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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价与民生

   物价与民生
   
    晚清物价的情况,在正史里没有详细的记载,而我在笔记里却发现了宝贵的资料。徐珂之《康居笔记汇函》谈物价的部分有十多则,既谈到物价在时间坐标上的涨跌,又涉及物价在空间坐标上的差异,落脚点依然在对民生疾苦的关怀上,这些文字集学者的谨严、史家的如实和文学家的深情于一体,是晚清笔记的精华之一。
    徐珂先谈及晚清物价指数的变迁,“三十年前之物力民生”一条如是说:“光绪二十六年以前,夏剑丞奉母家居,岁入为恒产之息金,书院之膏火,可银币六百元,裕如也。庖人供膳并薪米,以每月计之,每人出制钱一千五百文。其母夫人给以房用银二两,房中给事之女佣,工价月五百文,即取给与此二两中也。时银一两兑制钱一千二百文,官此可知三十年前之物力民生,大异于今矣。”他从一家人日常生活的开支中看出三十年来物价的变化,满清帝国的经济状况越来越恶化,人民的生活也越来越困难。笔记里谈到的夏剑丞还是一名士大夫,生活相对优越,如果是贫苦人民家庭,其变化更加明显。
    就宣统辛亥和乙丑年间物价的变化来看,也是触目惊心。徐珂列出一个详尽的数字单子:“昔者,辛亥也;今者,乙丑九月也。皆以制钱计,铜币一枚,合制钱十文。物价之以升计者,米昔六十,今六百;苞谷:昔三十,今四百。以斤计者,麦面:昔二三十,今四百;园麻:昔七八十,今九百;煤:昔一文零一二,今八;盐:昔六十,今六百;火酒:昔四十,今七百;桐油:昔五十,今六百;菜油:昔七八十,今五百;红糖:昔三四十,今五百;牛肉:昔四十八,今四百四十;猪肉:曰‘和身滚’,昔七十四,曰‘净肉’,今七百四十,曰‘带头’,今六百四十;鸡,昔四十八,今六百。……锄头及其他铁器:昔九百,今一千二百。……至于银价,昔之每两易制钱一千五六百,今五十二千。……”物价的涨幅是惊人的,而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也是惊人的。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所表达出来的是一幅惨痛的图画。这才是活生生的历史。就具体的地域而言,徐珂记录了滋阳县和济南的物价情况,在滋阳“寻常百姓食物之调料,盐而已,不易得酱油也。”而当时的济南,是北方的上海,商务颇盛,但一般民众的生活极为艰难,徐珂转引了朋友钱子清从济南的来信,信中说:“盖就丁卯腊月言之,民不聊生,烟苗遍野,生活程度之高,甚于沪也。又言津浦铁路,等于破产,所谓救国救民者,如是而已。”

    徐珂久居沪上,对沪上的物价尤为了解,如沪上的地价不断攀升,“地价日昂,继长增高,未有已也”。当时的许多地主通过卖地获得巨额收入,然后招摇过市,挥霍一空。丙寅年的冬天,沪上非常寒冷,蔬菜都冻死了,公共租界的蔬菜价格之高,几近空前。“斤以铜币计,价青菜二十枚,腊月下旬倍之,塌枯菜则尤贵,须铜币一百十二方得一斤。准以一银币二百五十枚之价,则塌枯菜贵于猪肉,盖猪肉二斤半,尤仅值一银币也。余家近曹家渡,物价较廉,一银得猪肉四斤,六十铜币得塌枯菜一斤,若青菜则铜币十六枚或二十枚。”中国的士大夫一般对生活琐事不放在心上,例如什么菜多少钱一斤,他们向来是一无所知的。他们所关心的是吟诗作画,而油盐酱醋这些俗事岂能近之?这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生存能力弱的标志之一。徐珂身上的近代色彩就是他很关心这些形而下的领域,肉多少钱一斤,菜多少钱一斤,他谈得津津有味。这可以看成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巨大的进步。在“曹家渡物价较廉”一则,徐珂更细致地描述了种种物品的价格,看来他是一个很会精打细算的人。
    徐珂对沪上的拜金主义热潮和高消费所带来的危害有清醒的认识,他用四个字概括“物贵国奢”,其价值取向十分明显。他介绍了一户“中人之家”的生活形貌,举的例子是他的朋友汪颂阁一家的消费。“颂阁刻于己而丰于人,家仅八口,且有宫室,而民国十五年份出款,银币乃逾四千。见其支出清帐,有七大别:家用(伙食零用及眷属之应酬,曰家用,其主妇主之)二千一百九十元,杂用三百七十元四角,医药二百零七元九角,教育费(女一、孙一)二百二十九元九角,书籍、衣物三百四十五元,酬应六百十二元九角,帮助族戚友朋三百三十二元四角,综七项计之,都凡四千二百九十三元五角,尚无特殊之用款也。”
    徐珂身在大都市,却仍然关注农民的生存状况,在笔记里也多此提到“暗荒”与“谷贱伤农”的情形,跟叶圣陶的小说《多收了三五斗》里的描述很相似。“丁卯秋冬之交,江浙以岁稔闻,米价渐落,然以绍兴言之,实歉收也。九月霜重,秀而不实,村农之谓暗荒。而米价不腾踊者,则日本今亦丰收,无待华米。且干戈相寻,交通梗阻,壅而不出,于是有‘谷贱伤农’之叹。”平静的叙述背后,实际上有很深沉的感喟在其中。这不仅仅标举一种姿态,而是展现出一种宽广的人文情怀。
    徐珂在讨论了国内的物价之后,还有一则小小的材料,是讲巴黎物价的,与谈国内情况的文字相映成趣。“吴景直尝居巴黎,谓巴黎生活程度,非皆甚高,出四佛郎可就餐于小饭肆,面包之外,有一汤、一肴、一冷碗、一冷盘,殿以水果,且红酒、荷兰水,亦可任择其一。”近代较优秀文化人已然开始注意西方人的生活状况,将西方与中国并列起来,比较、对照和评析。
    物价既与自身生活密切相关,又跟民生的疾苦一脉相连。从专制帝国内部纯粹的“政治动物”转而成为有独立人格的现代知识分子,是士大夫走出的一大步。徐珂脱离官场,靠卖文为生,有了独立的经济地位,不再依赖官府的薪水来生活,这样的生活方式使他必然关心物价的状况。仅仅从自己一家“过日子”出发,也得成为半个“经济的人”。对于一个心理健全的现代知识分子来说,钱并没有臭味。而这一观念的转变,在中国士大夫中间极为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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