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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中国信仰的复兴与中美两国的“化敌为友”——在美国众议院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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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劳改基金会)
·不要做中国孩子的母亲——天安门惨案十九周年暨汶川大地震祭并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而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处女卖淫”案与警权过度扩张
·从警察到还是妓院的变脸
·业主维权与市民意识的觉醒
·寻求公义需要更大的耐心和勇气——天安门屠杀十八周年祭
·红卫兵外长李肇星的末路
·你可以成为一名快乐的异乡人——读格鲁沙《快乐的异乡人》
·扶不起来的胡阿斗
·青藏高原上的血雨腥风——读唯色《杀劫》
·退休高官休得窃取神圣教席
·矿难为何无法遏制?
·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
·被人民抛弃的中共十七大
·帝王腐尸味中的天价酒店
·孩子眼中的蒋介石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读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以“幽暗意识”透视中国百年激进思潮——与张灏对话
·《记念刘和珍君》为何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余英时先生侧记
·宾利轿车为何能热销中国?
·萨达姆与阿米尔
·是工人运动,还是痞子运动?——读《罗章龙回忆录》
·中国人不是动物庄园里的熊猫——驳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若干亲共言论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 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胡锦涛为何成不了戴克拉克?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我们拒绝什么样的生活?——读狄马《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
·中国,你的裂口大如海
·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特务和告密者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吗?
·明朝亡于厂卫,中共亡于恶警——评贵州国保总队副总队长庞鸿就任瓮安县公安局长
·下流人上升的国度
·我以自己的方式爱中国——《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跋
·被凌辱的中国女儿的救赎之路——读巫一毛《暴风雨中一羽毛》
·全民唾弃的央视名嘴张召忠
·那座流血的城里有几个义人呢?——读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
·谁也不能杀死孩子——写给所有的母亲,也写给所有的父亲
·从“持不同政见者”到“持自己政见者”——读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我们的孩子拒绝歌唱薄熙来钦点的垃圾歌曲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
·国府时代的新闻自由——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
·吃人,中国的象征与现实
·玩偶、黑帮与过家家
·中共可能避免瓦解的命运吗?
·“暴徒”是怎样炼成的?——杨佳杀警案背后的制度危机
·想起王旭明,想起范美忠,想起孩子
·矿难之后又是矿难
·爱阅兵的大学校长与被奴役的大学生
·为什么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幸福和快乐?
·谁将顺民变成了暴民?
·那哀歌为谁而鸣?
·你为死者开——读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
·“吃人”何以成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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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
·《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目录
·盗火者与殉难者—论谭嗣同思想体系及生命实践中的基督教因素
·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
·从曾纪泽与慈禧太后的对话看晚清改革开放与道德伦理之冲突
·“清流”不清——从《孽海花》看晚清的“清流政治”与“清流文化”
·肺病患者的生命意识——鲁迅与加缪之比较研究
·“秦制”: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论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
·最是文人不自由——论章学诚的“业余”文章
·晚清的报刊热与《知新报》的创办
·未完成的转型----《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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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从柏林围墙到天安门:从德国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台湾允晨文化出版,2009)
·在哪个岔道走错了?----《从柏林墙到天安门》自序
·触摸受难者的体温——访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迟到的忏悔还是忏悔吗?——君特•格拉斯为何隐瞒党卫军的履历?
·在死亡之地重建爱与和平——访柏林墙遗址及和解教堂
·邪恶也是一种美——里芬斯塔尔及其纪录片《奥林匹亚》
·在上帝与凯撒之间——从德国教会历史看政教关系
·从焚书到焚人——“焚书纪念处”侧记
·祈祷和烛光的力量
·白玫瑰永远绽放
·言论自由是信仰自由的开端——从马丁.路德故居到古登堡印刷博物馆
·记忆不仅仅是记忆——柏林“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侧记
·为奴隶的母亲——访柏林珂勒惠支纪念馆
·让习惯黑暗的眼睛习惯光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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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何停滞?》(即将出版)
·布朗为何说北京的天气很好?
·谁让母亲成为妓女?
·紫禁城的星巴克与天安门的毛头像
·人民意愿轻如鸿毛
·韶山的“茅厕”与张戎的“毛传”
·黑心矿主与黑心政府
·航空母舰与国家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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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片背后

   名片背后
   
    对于一个具有悠久传统的老大帝国来说,接受崭新的事物总是不容易的。即使这种新事物是微不足道的小玩意,比如名片。名片在晚清传入中国的时候,中国的士大夫把它当作异端来看待,很长一段时间里不断地对它进行攻击。
    汪康年在《汪穰卿笔记》里对当时人们喜欢用名片不以为然,他说:“以小白纸为名刺,非吾国制。留学外洋者或不得不如此,否则实不必用。若用之中国人无可为说,用之外人彼不过笑吾国人好学外人而已。”这里流露出典型的中国士大夫的自高自大的心态来。汪康年把学习外国看成是一件耻辱的事情,而且自以为是地想象外国人会嘲笑中国人的模仿。实际上,模仿正说明这个民族还有生命力,还有进取的勇气。回顾汉唐盛世,文化的繁荣正是由于善于学习东西南北各个民族的优长,所谓“百川归大海”也。而近代日本被西方列强打开国门比中国要晚,却迅速通过明治维新全面地学习西方,从而国势蒸蒸日上。相比之下,中国由于传统的负担过重,士大夫怎么也放不下自己的架子,使得中国学习西方的道路一直是一波三折,前进一步,后退三步。一个小小的名片也很难接受,只能说明旧式知识分子心理上有巨大的障碍。名片的优点就在于它的实用,正因为它的实用,所以才迅速地流行起来,而并不是人们为了赶时髦才用名片的。汪康年用一种二元的态度看名片:留学生在国外可以用,入乡随俗嘛;而一旦回国就不要用了——你一使用西方人就看出你是从他们那里学来的,多丢脸呀!这是一种典型的文化自大心理。而这种文化的自大又来自于文化的衰微。自身越是衰弱,越是害怕阳光和雨露;而身体状况良好的人,尽可胡吃海塞也不怕消化不良。汪康年的心理状况表面看来是自信,其实却是极度的空虚和懦弱,他已然意识到自身的机制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只是不敢正面解决它而已。名片仅仅起到一种社交工具的作用,它不会对传统的意识形态具有颠覆的作用,但士大夫们依然将它视为洪水猛兽,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悲哀。连用名片也接受不了,他们还能接受什么新东西呢?
    名片的具体形制,笔记里也有所介绍。实际上,名刺这一玩意在中国古已有之,瞿兑之在《 庐所闻录》中有“名刺”一则说:“民国以前制度,名刺用红纸印姓名,字之大小约方二寸,居纸之中而略占右上。京官所用字稍大,外省则尤小焉。率请时下名手,写而刻之。”当时名片的制作已经形成了一个行业,有了所谓的“名手”。有钱有权的人制作名片都请名手来操作,力求质量上乘。名片的制作有一定的约定俗成的规章,体现出森严的等级秩序。京官与外官的差别尤为明显,字的大小也是身份的象征,这也体现出中国作为一个文化泱泱大国的风范来。瞿兑之说:“翰林官用大字名柬,其大几遍纸全幅。据《涌幢小品》,则明嘉靖以前尚只用蝇头小楷,后乃渐大。于是有为诗以嘲之曰:‘诸葛大名垂宇宙,如今名大欲如何。’又曰:‘诸葛大名非用墨,清高二字肃千秋。如今一纸糊涂帐,满面松烟不识羞。’”两句讽刺诗妙趣横生,是难得的好诗。名片被翰林们当作面子来看待,而面子不过是一个虚幻的肥皂泡。两则笔记同样是讲名片,瞿兑之讨论的是“名”与“实”的问题,与汪康年所关注的“中”与“外”有所不同。单单就名片而言,其中并没有汪康年所想象的那样强烈的文化冲突。汪康年强调说:“唯既用之则亦宜究其式。外国用名刺,大小亦若有限制,最小者乃娼妓所用,而吾国衣冠中乃用之,何欤?”我想,也不一定要死守所谓的“定制”,名片应用的时空环境在变化,名片本身也随之变化,这无可厚非。正如瞿兑之的记载:“清季,外国使领及传教师慕虚荣,亦用大字名刺。”可见,洋人自己也不是死守定制。洋人在中国也用中文大字的名片,他们倒是很容易变通的。在这样的小事上如此固执,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在国丧的时候,名片的使用也有讲究。汪康年说:“又国丧时用白纸名刺尤可怪,盖外人执丧,必于名刺四周用极粗之墨阑标识,平常之刺则吉服时所用也。今持国丧而用外人寻常之名刺,彼不笑我糊涂,必以为我不服国丧,此必然之理,不能以吾辈不解外人语遂付之不知也。”汪康年不自觉地露出了小小的尾巴:他刚才还口口声声地说要捍卫自己国家的“主体性”,现在却又站在西方人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真让人啼笑皆非。既然我们有我们的规矩,又何必过多地去考虑外国人怎么想呢?汪康年前后的说法是矛盾的。他自己就是一个不坚定的半截子的维新派人士,所以他的思想才新旧混杂,相对游离。
    一张小小的名片背后,却有一个大千世界。名片本身也是一种半西半中的玩意,因而它也就具有了复杂的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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