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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过这样一个人——读郑勇《蔡元培影集》

   
   曾经有过这样一个人
   ——读郑勇《蔡元培影集》
   
   

   如果把北大比喻为中国现代文化之林中的一棵参天大树,那么在它还是一棵小树苗的时候,给予它最多呵护和养料的就是蔡元培先生。可以这么说,没有蔡元培就没有北京大学。北京大学的崇高声誉,其实并不是来自于一套完备的现代学术和现代教育制度,而是来自于办学者们的信心、勇气、热忱和无私,来自于他们的人格魅力和社会声望。在中国这个迄今为止依然是以人治为主的国家里,这样的现象并不让人觉得意外。北大曾经拥有过蔡元培这样一个伟大的校长,这是北大的幸运;蔡元培之后的北大几度风雨飘摇,随着时势的变化,校长的个人声望与操作余地皆无法与蔡元培相比,这又是北大的悲哀。
   蔡元培性情内敛、雍容大度,既非冲锋陷阵的战士,又非长袖善舞的社会活动家。他既不似陈独秀、鲁迅般个性张扬凌厉,也不似胡适、蒋梦麟般热心于论政和参政,他的个人生活如同一线涓涓细流,少有波澜壮阔的时候。人们回忆起蔡先生,由于缺少趣闻轶事,便多半是“云雾缭绕”的感觉。因此,在后人心目中蔡先生的形象,更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此前,出版过诸多蔡先生的传记,这些传记的写法跟蔡先生本人一样,严肃方正、不苟言笑。其实,后人更希望有一本蔡先生的“画传”,通过照片获得对蔡先生直观和感性的认识。郑勇编撰的《蔡元培影集》正是这样一本图文并茂的、填补空白的好书。
   在《蔡元培影集》中,收入年代最早的蔡元培的照片,是他在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出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时的照片。照片上的蔡元培,虽然年纪只有二十出头,却是一副凛然的神色,成熟得宛如已经步入中年的人士。这既体现出蔡先生本人的性格特点,也隐约蕴含着戊戌变法的失败给这名热血青年的沉重打击。正是戊戌变法的失败,使得蔡元培彻底放弃了对满清政权的希望,他毅然辞去官职,南下献身于教育事业。而最后的一张照片,则是蔡先生逝世前夕在香港拍摄的。那时,日寇气焰无比嚣张,半壁河山沦陷敌手。蔡先生以老病穷愁之身避居孤岛,依然以十分的热情投入到抗日的事业之中,内心深处却日见寂寞。“斗笠绿蓑风雨里,淮南一例哭穷途”,照片上的蔡先生,嘴角带着一丝微笑,看得出来,那微笑却是凄苦的。
   三四十年代之交,翻译大家朱生豪曾经在上海的《中美日报》上撰写时政随笔。他的这些“小言”雄放流畅、一针见血。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先生逝世的消息传出以后,朱生豪即于次日写作了短文《悼蔡孑民先生》,他写道:“我们以最大的敬意与至深的沉痛,哀悼蔡孑民先生的溘世。蔡先生不但于党国有悠久的历史,而且是现代中国一位稀有的人伦师表,的确可以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八字而无愧。”朱生豪指出,我们应当在三个方面纪念蔡先生——这三个方面也正是郑勇在《蔡元培影集》中所重点凸现的,正所谓“英雄之所见略同”。
   首先,朱生豪论述了第一方面:“蔡先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导师。几千年来蒙蔽于封建思想下的中国人民,在五四运动时代开始觉醒了,当时蔡先生居北大校长的领导地位,对于此一运动的推进实有莫大的功绩。我们也可以说少年中国的萌芽,实在蔡先生的多方面嘘爱之下长成起来的。”在《蔡元培影集》中,作者援引了诸多“五四”运动时期的史料,生动地描述了蔡先生当时不避艰险,为被捕学生获得自由之身而奔走的经过。当学生们被释放之后,蔡先生亲自为学生削梨子。这份拳拳的关爱,后世有哪个大学校长能够企及?
   接着,朱生豪谈到第二个方面:“蔡先生是一位有中心思想而无门户之见的学者。他的为学兼收并蓄,不偏不倚,古今中外,极左极右,都有其深到的研究,自己虽有确定不移的主张,但并不排斥他人的见解,这种宽大能容物的精神,正是为学者所必须具备的条件,而值得我们效法的。”与这一观点相印证,《蔡元培影集》中谈到蔡元培与胡适之间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一场争执。胡适之所以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锋、并于短短数年之内即成为中国文化界的领袖,离不开蔡元培对他的破格任用、离不开蔡元培为他提供的北大这个独一无二的文化舞台。而胡适并没有因为蔡元培的知遇之恩,就唯蔡氏而马首是瞻,他毫不客气地批评蔡元培苦心经营的《石头记索隐》是“无稽之谈”。蔡元培则不以为忤,撰文与胡适进行商榷。胡适依然坚持己见,撰文继续批评蔡元培的影射说。这段学术公案让后人神往。在胡,“吾爱校长,吾更爱真理”,学术论争并不伤害私人的情谊;在蔡,笃信并身体力行“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的信条,终于在北大营建出健康的、宽松的学术氛围。
   最后,朱生豪概述了蔡先生在教育上的成就:“蔡先生是一个教育家,而且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教育家。他虽然历官显要,但始终尽瘁于树人大业。及身的门墙桃李不用说,就是未及亲受教益的,亦莫不受到他的人格,学问,与思想的涵煦。要是新中国的建立是在现在我们这辈青年的手中,那么蔡先生便可以说是新中国的一个辛勤的保姆。”作为民国的开国元勋,蔡先生不贪恋权位,一生以教育为己任,开创了北京大学和中央研究院两大教育和学术机构,其影响如同“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春雨,将泽被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爱因斯坦一生最崇拜的人是甘地,他说过:“后世的人们也许不相信,世界上曾经走过这样一副血肉之躯。”与之相似,我们中国人引以为骄傲的是:在我们的现代历史上,也出现过蔡元培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物。郑勇在本书的前言中说:“就是这样一位‘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却直到世纪末才被人们重新发现。这是蔡先生的悲哀,抑或我们民族的悲哀?”然而,我比郑勇还要悲观——即使在一个新世纪的开端,真正发现并认识到蔡元培的意义的国人,究竟有多少呢?蔡先生的墓地,依然孤独地隐没在香港一隅。即使是北大的学子,又有几个人深味了老校长的风骨与神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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