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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朔:“流氓”也是一种伪装

   王朔:“流氓”也是一种伪装
   王朔近来大发议论,骂遍天下。他自诩为民间、底层和体制外的代表,因此便获取了批评的豁免权。既然“我是流氓我怕谁”,他骂了谁,谁就活该倒霉。即使是圆滑世故、老谋深算如金庸者,使用太极拳法回应,最后也在这场争论中越陷越深,让王朔躲在角落里阴笑。于是,其他被王朔谩骂的人物,一般都采取只当被疯狗咬了一口而自认倒霉的态度,不理不睬。连一向以政府发言人的形象说惯了伟大正确的话的白岩松,也对王朔无可奈何。他在被骂得狗血淋头之后,只好说:“只要王朔不骂我娘,我是不会应答的。”十大杰出青年不愧为十大杰出青年,一点把柄也不给对方抓住。
   电视屏幕上的白岩松固然虚伪,但这是一种“明枪”般的虚伪;而我认为,躲在小说书页中的王朔更加虚伪,他的虚伪是一种“暗箭”般的虚伪。王朔说话似乎坦坦荡荡、无遮无掩,但是他守住了一个底线:绝不骂权势阶层,绝不说一句会给自己带来真正的麻烦的话。他才是演技派的“伪君子”。
   王朔的小说我一部也没有看过,曾经翻开几页,实在读不下去就扔掉了。我是阅读俄罗斯和法兰西的小说长大的,我有我自己的阅读品位和审美标准。因此,作为一个小说家的王朔艺术成就究竟如何,我无法作出评价。
   在这里,我想谈论的是作为影视编剧和策划的王朔,以及作为社会文化评论家的王朔。在九十年代中后期,王朔之所以被媒体所关注,也正是因为他的这两种身份——人们普遍认为,作为小说家,他已经“王郎才尽”。因此,在九十年代,作为影视制作者和社会文化评论家的王朔的意义,显然已经远远超过了作为小说家的王朔的意义。

   在九十年代初,王朔全身心地炮制了电视连续剧《渴望》。这部极其煽情的电视连续剧,成功地抚平了此时此刻人们创伤的心灵,起到了一剂精神鸦片的作用。这是一个怎样的哀痛的时刻?王朔却在这样的一个时刻插科打诨,大肆施加麻醉剂。他的作用是极其恶劣的——他参与了对记忆的抹杀和改写,他也就成为了权力结构中的一颗不可缺少的“螺丝钉”。因此,我从这部电视连续剧中可以清晰地看出:王朔的立场,实际上比官方还要“官方”。他就如同戏曲中的丑角,充当衙内的帮忙、帮凶和帮闲。他在拼命地向主流话语献媚,并以此为资本,希望受到权力者的眷顾,从而在商业运作之中得到回报,能够分得一杯“残羹冷炙”。他的这一如意算盘得到了部分的成功。
   王朔经常以“民间”的代表自居。披上“平民化”的外衣之后,他说话也就理直气壮了:我就是老百姓,我代表着他们的情趣和爱好,你们知识分子要批评我,那不就是批评老百姓、与全体平民为敌吗?正是这样的一种荒唐的逻辑,让许多人在面对王朔的胡言乱语的时候不敢给予回击。正是这样的一种“天生正确”的心态,让王朔获得了逍遥于严肃认真地讨论问题的氛围之外的“超然感”。
   其实,说王朔代表着一种平民化的倾向,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王朔从小就跟真正的“民间”没有任何的关系。他是一个在军队大院里长大的孩子,他的父亲是一名有一定职位的军官。他从小就享有那些胡同里平民百姓的孩子无法得到的一系列特权。他一贯都是吃香的喝辣的,他不会理解胡同里那些真正的贫苦百姓家的孩子的辛酸与匮乏——因为无论在什么时代,人民解放军都是钢铁长城、都有充足的后勤保障。
   于是,饥饿、死亡、鲜血和吃人交织在一起的“文革”,在王朔的眼睛里和心灵中才会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军队大院自有其独特的“亚文化”症候。我也有过一段真切的军队生活的经历,我知道那套有形无形的规则,如何泯灭人的温柔和同情心,将人变得粗暴、愚昧和热爱暴力。王朔在崇尚暴力的环境中长大,看不惯谁,就抡起砖头来灭谁。他从小就参加残酷的群殴,见到鲜血就兴奋。现代的民主与法制观念,对他来说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我对他谈话中的语言暴力深感厌恶。而这种语言暴力在一定的时刻,很容易立刻就转化为行动暴力。
   王朔有一本书的书名叫《无知者无畏》——是的,“无知”必然导致“无畏”,这是王朔说出的唯一的半句真话。但是,他还有半句没有说出来,这就是“无信者无畏”。他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一个没有价值理念在背后支撑的人,一个有奶便是娘的人。王朔这些年来活得风风光光,是媒体的宠儿,是央视的大腕,是电影导演的亲密战友,是各大出版社的香饽饽,又是平民阶级的代表,真是黑白两道畅通无阻。现实生活中的王朔,呼风唤雨,地位简直就不亚于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中他亲自出演的那个帮派老大,在北京最有名的莫斯科餐厅中接受数百名流氓的朝拜。一个人在一个有问题的社会里能够混得非常之好,他一定是一个有问题的人。王朔在左右两边都游刃有余,原因何在?他在《美人赠我蒙汗药》中一不小心露出了狐狸的尾巴——“玩弄权术的人,我觉得在咱中国永远也不老”。
   “无畏”是人类面临的一种最可怕的状态。没有畏惧和信仰,没有爱和同情,一切的罪恶都将如同决堤的洪水一样泛滥。纳粹时代的德国是如此,“文革”时代的中国也是如此。“无畏”是流氓文化、痞子文化的最为显性的代码。迄今为止,在各种对王朔的批评之中,曾经在军队院校任教的学者朱学勤的批评最为到位。朱学勤认为:“这种痞子文化,实际上是大院之中的痞子文化,是他父辈湖南农民运动中那个痞子文化的隔代相传,如果用这种痞子化的东西来否定表明崇高的痞子化的意识形态,似乎痛快,实际上是再复制一次痞子文化。”以毒攻毒的最终结果,依然是毒素统治我们的生活。以恶压恶的最终结果,依然是邪恶占据我们的心灵。
   最不“民间”的人,却成了最“民间”的人。许多人对王朔有如此错位的认识,恰恰说明关于“文革”的研究还没有展开。朱学勤揭示了“文革”中的一个重要的侧面:大院子弟的作恶,如何令人发指,父母受到冲击后,有过一段流出大院的生涯,这是值得同情的。但在这一过程中,在街头闲逛逐渐流氓化,又开始复制他们的祖辈在进入大院以前的文化,而“文革”后他们摇身一变,又成为社会上的大款、体制内的第三梯队。这三点一线,对中国近二十年的变化影响深远,却始终没有得到清理。王朔正是其中突出的代表人物,朱学勤的分析是一针见血的:“‘文革’前十七年,他们是杀死贵族,来冒充贵族,‘文革’后十几年,他们是毁灭了平民来冒充平民!这个社会被他们糟蹋了两次,而不是一次。”
   就是王朔这样一个热爱血腥、崇拜权力、敌视文化、痛恨知识分子的家伙,居然因为“说真话”而受到某些人的喝彩。这才是天大的笑话。他的每一句“真话”都经过了严密的推敲,他的“锋芒”仅仅针对那些地位比他低、权势比他弱的人——他以欺负弱者作为自己发迹的一大策略,在强者的面前,他立刻就改变了嘴脸,浮现出一脸的媚笑。这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二丑艺术”。在鲁迅先生生活的时代,也有不少王朔之流的文化流氓,鲁迅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洞若观火。也正因为王朔自己的那一点伎俩被鲁迅看穿了,他也就特别地讨厌鲁迅——一有机会,他便向死去的鲁迅发几只暗箭。反正鲁迅已经没有方法从坟墓里爬出来回应他了。其实,鲁迅早就料到在在他死后许多年,照样会有这类的苍蝇来骚扰他。
   古代的痞子们,如梁山好汉,他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今天的痞子们,如王朔者流,则已经堕落到连贪官也不敢反,而只会流着唾液盯着铜板汪汪叫。然而,也正是这样的痞子,更具有了特殊的迷惑性——被他们两次糟蹋的社会,模模糊糊地向他们敞开了胸怀,让痞子戴上了“英雄”的桂冠。正如朱学勤说论:“痛心的是,这个社会却不自觉,还把这两次糟蹋搬进小说搬上银幕,傻不几几地跟在后面起哄,像不像股市向下突破时的放量下跌?强奸一次是强奸,再强奸一次就成夫妻了?”
   让无知者不再无知,让无畏者不再无畏;让痞子成为热爱和平的人,让流氓成为现代公民。那么,我们的社会就真正进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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