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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我们的罪与爱──序北村《愤怒》
·“入中国”与“出中国”并行不悖
·乡村教会如何由隐匿走向开放?——给一位乡村教会领袖的一封信
第二卷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
·中国印刷和传播圣经的真相
·圣经中有“国家机密”吗?
·中国需要更多的“以诺”企业
·站起来便拥有了自由——有感于傅希秋牧师荣获“约翰•李兰德宗教自由奖”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致被流氓毒打的李和平律师
·真相是不能被消灭的——致世界报业协会“金笔奖”得主李长青
·从美国民权运动透视基督信仰与社会公义之关系
·如何捍卫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兼评中国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
·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中国的“波坦金之旅”
·从矿难看中国人对生命的态度
·个体的救赎与民族的救赎——与王军涛的信仰通信
·“宗教局长”如何变成“谎话大王”?
第三卷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桃源乐土的追寻——论基督宗教伦理与当代中国精神文明的重建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论新一代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
·我们是一座桥梁——论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
·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如羊进入狼群——论基督徒如何在不公义的世界里坚守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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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白头鹰与大红龙:美中关系及其对世界的影响》(2008年香港晨钟书局出版)
·美国民主的真相与根基——与庄礼伟商榷,兼论美国的基督教精神
·纪念那些战死在中国的美国士兵
·希拉里回忆录的中文版是如何被肢解的?
·民主女神浴火重生——华盛顿“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揭幕仪式亲历记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道德盲点
·从尼泊尔毛派的末路看全球清算共产主义罪恶的浪潮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共产主义就是恐怖主义——布什总统讲话的划时代意义
·人权议员布朗贝克和他的中国女儿
·美国媒体在“妖魔化”中国吗?——从美国媒体关于中国黑心商品的报道谈起
·巴以冲突中美国的角色
·美国的秘密与细节的启蒙——读范学德《活在美国》
·美国为何干涉日本的“内政”?
·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崛起
·美国学界应当避免“中国化”的陷阱
·面对邪恶的时候,没有真正的中立——从二战中美国与瑞典、瑞士的不同角色谈起
·美国如何帮助推进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在美国参议院的演讲
·我们关于声援美国政府摧毁萨达姆独裁政权的声明
·倒萨战争与“人权至上”的价值观
·韦塞尔为什么支持美国对伊战争?
·中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白宫会谈的台前幕后
·美利坚不是藏污纳垢之地——建议美国政府对居留在美国的中国贪官及其家属展开调查
·“小鹰号”事件:中美谁是胜利者?
·以祷告改变世界——华盛顿“总统早餐祷告会”侧记
·谁之“崛起”,哪有“和平”?
·佩洛西:人权不是幌子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中国信仰的复兴与中美两国的“化敌为友”——在美国众议院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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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劳改基金会)
·不要做中国孩子的母亲——天安门惨案十九周年暨汶川大地震祭并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而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处女卖淫”案与警权过度扩张
·从警察到还是妓院的变脸
·业主维权与市民意识的觉醒
·寻求公义需要更大的耐心和勇气——天安门屠杀十八周年祭
·红卫兵外长李肇星的末路
·你可以成为一名快乐的异乡人——读格鲁沙《快乐的异乡人》
·扶不起来的胡阿斗
·青藏高原上的血雨腥风——读唯色《杀劫》
·退休高官休得窃取神圣教席
·矿难为何无法遏制?
·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
·被人民抛弃的中共十七大
·帝王腐尸味中的天价酒店
·孩子眼中的蒋介石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读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以“幽暗意识”透视中国百年激进思潮——与张灏对话
·《记念刘和珍君》为何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余英时先生侧记
·宾利轿车为何能热销中国?
·萨达姆与阿米尔
·是工人运动,还是痞子运动?——读《罗章龙回忆录》
·中国人不是动物庄园里的熊猫——驳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若干亲共言论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 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胡锦涛为何成不了戴克拉克?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我们拒绝什么样的生活?——读狄马《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
·中国,你的裂口大如海
·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特务和告密者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吗?
·明朝亡于厂卫,中共亡于恶警——评贵州国保总队副总队长庞鸿就任瓮安县公安局长
·下流人上升的国度
·我以自己的方式爱中国——《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跋
·被凌辱的中国女儿的救赎之路——读巫一毛《暴风雨中一羽毛》
·全民唾弃的央视名嘴张召忠
·那座流血的城里有几个义人呢?——读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
·谁也不能杀死孩子——写给所有的母亲,也写给所有的父亲
·从“持不同政见者”到“持自己政见者”——读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我们的孩子拒绝歌唱薄熙来钦点的垃圾歌曲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
·国府时代的新闻自由——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
·吃人,中国的象征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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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之狼


   俄罗斯之狼
   鲁迅先生在他的作品中经常提到“狼”的形象,许广平在她的回忆录中曾写道:“他不高兴时,会半夜喝许多酒,在我看不到他的时候,更会像野兽的奶汁所喂养的莱谟斯一样,跑到空地去躺下,至少或者如他自己所说,像受伤的狼,跑到草地去舔干自己的伤口,走到没有人的空地方蹲着或者卧倒。”无独有偶,俄罗斯作家中也有这样一匹孤独的“狼”,他就是《大师和玛格丽特》的作者布尔加科夫。布尔加科夫一九三一年给斯大林写过一封信,他在信中说:“在苏联俄罗斯文学的广阔原野上,我是唯一的一只文学之狼。有人劝我在狼皮上涂点颜色,这是个愚不可及的劝告。涂上颜色的狼也罢,剪去狼毛的狼也罢,怎么也不像一只狗。”这匹“狼”的生前是寂寞的,他无声无息地从世界文坛上消失了近半个世纪,甚至研究苏联文学的专家也不知道他为何许人也。当布尔加科夫重新浮出历史地表的时候,历史的天平终于称出了他真正的重量,他终于获得了崇高的声誉。
   布尔加科夫面容削瘦、眼睛近视、文质彬彬、气态闲雅,从表面看怎么也不像一匹“狼”。他的父亲是一位神学教授,母亲在文学和音乐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在家庭的熏陶下,他自小就喜爱音乐、戏剧、小说,尤其嗜好阅读果戈理的作品,畅饮俄罗斯批判主义文学传统的琼浆,年轻的布尔加科夫养成了耿介不阿的性格和敏锐独到的眼力。当他开始写作的时候,俄罗斯延续了三百年的罗曼诺夫王朝倾覆了,近千年的以东正教为主体的传统价值观也崩溃了。地老天荒、沧海横流之际,敏感的布尔加科夫发现了新旧更迭、青黄不接的尴尬和荒谬,旧的不可爱,新的也不可爱,他便退回自己的纸上世界。在那个自足的世界里,他的想象力宛如天马行空,纵横驰骋。
   一九二三年,布尔加科夫开始写作第一部长篇小说《白卫军》,一九二四年脱稿。然而,一直到四十二年以后这部作品才得以在俄罗斯本土出版,这时,作家已经逝世二十六年之久。《白卫军》最为成功的地方在于塑造了一批白军中的知识分子军官的形象。从普希金以来,俄罗斯知识分子就有从军的传统,但是在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国际、国内战争频繁,军队成了一部无人能够控制的杀人机器,由荣誉的象征变为血腥的代名词。一旦加入军队,除了屠杀与被屠杀以外没有别的选择。正如《白卫军》中在缝隙里挣扎的瓦西利萨所说:“在我们俄国,在这个无疑是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里,革命已经蜕化成为一场普加乔夫式的造反,要知道现在都在干些什么,我们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失去了任何法律上的支撑点,失去了我们的人权和公民权保障。”契诃夫笔下的“多余人”现在被迫进入历史进程之中,扮演他们无法胜任的角色。革命强迫“多余人”成为“有用的人”,连“多余人”的那一丁点生存空间也被取消了。这种情形,恐怕连契诃夫也难以想象到。突如其来的死亡,使一颗颗敏感的心麻木了;漫无目的的等候,使一双双明亮的眼睛暗淡了。
   战争无所不在,战争已经内化到参与者和他们亲人的精神生活中。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戈医生》里写到:“前方和后方的界限早晚会消失,血海的波澜会触及每一个人,任何人想苟且偷安,想躲避,都躲不开这股潮流。”对于这股潮流,布尔加科夫保持了外在于伟大历史之外的个人叙事。所谓正义与邪恶的区分是没有意义的,所有人都是被协裹者。对伟大事件的寻根究底也是没有意义的,恰如帕斯捷尔纳克所说,“这就像家庭中的争吵,一吵起来,就互相揪头发,摔喋子摔碗,弄不清是谁先动手的。”但帕斯捷尔纳克依然试图拼合历史的碎片,通过对日瓦戈医生一生的描述,给出一个完整的俄罗斯的“苦难的历程”。相比之下,布尔加科夫则缓缓伸出手去,在无尽的流沙中,掬起自己的那一捧沙。正象他在《不祥之蛋》中所揭示的那样,一群巨蟒式的爬行动物主宰着我们的历史,思想和思想者不断地被这样的历史所吞噬、所扭曲。
    一九二六年,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突然搜查了布尔加科夫的住处,没收了小说《狗心》的手稿和他的日记。从此,布尔加科夫开始受到漫长的批判和封杀,用作家自己的话来说,等待他的是“贫穷、流落街头和死亡”,在他的抽屉里很长一段时间都放着一把手枪——一把只可能对自己使用的手枪。然而,他挺住了千钧压力,像一只孤独的狼一样,对着茫茫旷野,发出凄烈的呐喊。在布尔加科夫生命的最后十年里,写下了十九部作品,小说《莫里哀》、《剧院情史》、《大师和玛格丽特》、《死者手记》,戏剧《亚当和夏娃》、《极乐之地》、《最后的日子》、《彼得大帝》等。其中有三部只要他按照当局的意思作修改,就能获得出版或上演,但是他坚决不改变自己的创作意图和创作原则。像猫一样聪明的中国作家们是无法理解布尔加科夫的:为何不作一点妥协呢?为了名、为了利,小小的牺牲算什么呢?能够出版,不管怎样总比锁在抽屉里要好吧?猫和狼是没有共同的逻辑的,猫所享受的舒适的生活是通过它的献媚取得的,而狼只适宜于在无边的旷野里风餐露宿、独自嚎叫。布尔加科夫的不被理解,正如鲁迅的不被理解一样。布尔加科夫的原则是:“如果把文学用于满足自己过上更舒适、更富有的生活的需要,那么这种文学是可耻的。”这句话掷地有声,代表着人类诚实、善良、坚韧的天性,代表着一种优秀、高贵、有尊严的文学传统。在我们的文化基因里,最匮缺的恰恰是这种元素。文学历来就被我们作为一个金饭碗,而没有任何人觉得这种做法有什么可耻的。于是,根本性的差异在这里产生了。
    一九三七年,斯大林对苏联文艺界的清洗达到了一个高潮,先是对肖斯塔科维奇、帕斯捷尔纳克、布尔加科夫等第一流的艺术大师进行严厉的批判,然后将中央主管文化的领导人、也就是迫害大师们的打手们送进集中营。当局邀请布尔加科夫参加一次对作协前领导的批判会,布尔加科夫坚决地拒绝了:“我不会去迫害以前的迫害者。”这一立场,并不能简单地看成是一种宽容的姿态,而是对迫害本身的蔑视和反抗。狡猾的专制者试图实施这样的计划:让狗去攻击狼,再让狼去狠狠地咬它所痛恨的卑鄙无耻的狗。狗听从了主人的命运并且被主人无情地抛弃了,而狼则看透了对方的伎俩,偏偏不按独裁者的意志行事——狗是根本不值得去对付的敌人,对狗的攻击只会把自己降到跟狗同样的层次上。迫害者连被迫害的资格都没有,迫害者面临的应该是正义的惩罚。布尔加科夫对于昔日的迫害者,一个白眼也不给。
   布尔加科夫不是神,他也有自己的痛楚和弱点,他一个人的力量不足以改变时代的潮流。他晚年被遗传的肾硬化折磨得奄奄一息,精神和肉体的双重痛苦让他艰于呼吸和视听。他的妻子在日记中写道,丈夫“又不敢独自一人上街了”,可见他与恐惧终身交战仍然没有取得最后的胜利。他们一家人和朋友们在一九三七年夏天那“难以忍受的酷热天气里”去莫斯科河划船,很难想象这是一种娱乐。这种缓解恐惧的方法只能增加恐惧。六月六日,莫斯科艺术剧院院长阿尔卡耶夫被捕了,布尔加科夫的好朋友、剧院美工德米特里耶夫一边古怪地大笑着,一边讲述契诃夫的遗孀契诃娃没有勇气说出这件事、只是匆匆地把刊登了有关报道的报纸塞给他;布尔加科夫则学着契诃娃怎样难过地搓着双手,这位具有演员天赋的作家表演得维妙维肖。对枪决感到恐惧的只有十九世纪的老式妇女,如契诃夫的遗孀,而像布尔加科夫这样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则选择了“笑”。布尔加科夫和《大师和玛格丽特》中的魔鬼沃兰德一样,在竭斯底里地笑着。这一笑声,比哭还要让人毛骨悚然。在这种笑声里,包含了这个时代仅存的真实。
   所有的暴君全都说人民渴望的黎明已经到来,而且总是在他这个暴君的统治下到来的。布尔加科夫在昏暗的黑夜里,构思着白天的喜剧,这些作品“只能用来填塞写字台的抽屉”。在《狗心》里,著名的外科医生把一个死去的青年的大脑移到一条狗的身上,这条狗变得比它原来还要野蛮和粗暴了,绝望的医生不地不作一次还原手术,使这条狗回复到犬齿动物类。从医生的失败中,布尔加科夫看到:“人的本性只有通过怜悯和仁慈才能改变;恐怖、强制和各种各样的暴行,无论它们是红的、棕的还是白的,都无济于事。”当生活本身的戏剧化程度超过了戏剧的时候,象征的世界就显得比实际存在的世界更加真实。布尔加科夫笔下的莫斯科、匪夷所思的莫斯科、魔鬼沃兰德横行的莫斯科,跟官方报刊上的莫斯科和编年史里的莫斯科,哪一个更让人信服呢?
   早在二十年代,布尔加科夫就开始了魔幻的、黑色幽默的写作,比拉美的作家们早了数十年。就艺术成就和思想深度而言,在我看来,他的作品也比风靡中国的拉美作家要高得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侧重表现一个地区历史文化的命运,而布尔加科夫的《大师和玛格丽特》则对整个人类历史中的善恶之争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因而更具有空间的超越性和历史的穿透性。他是在绝望中为绝望而写作,在灾难中为灾难而写作,在痛苦中为痛苦而写作。人们在论述中国作家时,常常用“中国的莎士比亚”、“中国的普希金”这一类说法,我却说,布尔加科夫是“俄罗斯的鲁迅”。与鲁迅一样,布尔加科夫青年时代也是学医的,后来转行当了职业作家,可他们终身都没有放弃“医生”的使命。病人所麻木的苦难,做医生的他们却感同身受,疼痛得辗转反侧。布尔加科夫的出现和鲁迅的出现都是不可思议的,而“大师”和“狂人”的出现更加石破天惊。“大师”和“狂人”都被送进了疯人院——疯的究竟是谁呢?他们都发现了历史和现实的荒谬,正是这一发现使他们丧失了全部的自由。而《大师和玛格丽特》跟《狂人日记》相比,还尚存了一分温馨:大师拥有爱他的玛格丽特,而狂人则一无所有、孤军奋战。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我们的文明是一种缺乏“爱”的文明,鲁迅比布尔加科夫还要不幸。
   布尔加科夫生命的最后一年,也就是一九三九年,写了一本关于斯大林青年时代的剧本《巴统》。这件事让他颇受诟病,因为与他一生的立身行事大相径庭,所以后人把它当作“一个猜不透的谜”。为什么到了最后的时刻他反而坚持不下来了?《斯大林秘闻》的作者拉津斯基曾经与布尔加科夫的遗孀叶列娜谈到过此事。叶列娜说,剧本是在七月份开始讨论的,布尔加科夫提出阅读格鲁吉亚的档案,当他们正在路上的时候,收到了“上面”发来的的电报:“此行已无必要。”斯大林宣判了剧本的死刑。拉津斯基认为:“布尔加科夫的致命错误恰恰在于他想看档案文献,想跳出官方材料的条条框框。一旦他有了这种想法,结局必然是剧本的死刑。作者被历史的流弹击中,布尔加科夫得了病,死了。”拉津斯基的叙述语调充满了俄罗斯人特有的伤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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