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中海的阳光
   ——读《阳光与阴影——阿尔贝•加缪传》
   
   

   
    福克纳是美国文学家中最高贵的人，他从来不轻易赞美别人，却对加缪赞不绝口。1958年，他曾在大学的讲演中说：“我对加缪有最高的评价，他是一个从事我一直想从事的工作的人，就是说向自己的心灵去寻求，索求，永远要求。这就是我认为他是在世的法国人中最优秀的一位的理由，他比萨特、马尔罗更优秀。他忠于自己的原则，这些原则始终是寻求心灵，我认为这才是作家的首要使命。寻求自身的灵魂，在人类的问题面前描绘一幅人的恰如其分的活生生的形象。”在加缪惨死之后，福克纳在《大西洋彼岸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哀悼文章。这是我迄今所见的文人写给文人的最让人感动的哀悼文章。福克纳写道：“在他撞在树上即将身亡时，他在自问，向作家提出同样的问题；我怀疑在这闪光的瞬间他找到了答案。我不认为能找到答案。我想答案仅能由我们荒谬的人类的某位吃苦耐劳的代表人物坚持不懈、始终不渝地去寻找。这样的人永远不会很多，但在某处总会有一个人的，有此人即足矣。”加缪的一生中，尽管不时出现阴影和风雨，但他一直对地中海的阳光充满了坚贞的信念。他一个是寻找阳光的人，为了寻找出路，为了反抗，为了爱。
    加缪1913年出生在法属阿尔及利亚殖民地一个没有文化的贫苦农民家庭。加缪的父亲在他还不到1岁的时候就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此，家庭经济状况陷入绝境。17岁时，这个从小营养不良的孩子染上了肺结核，在贫民区医院里差点死去。与不治之症进行顽强的抗争之后，加缪奇迹般地康复了。“这场疾病使我获得了内心的自由，得以对人类的私利保持一定距离。”他过早地面对死亡，也就过早地走向成熟。我一向认为，没有直面死亡的人不配写作，加缪既然领悟了死亡的启示，他的写作就进入了“天上的写作”的境界。个人的利益对他来说轻若游丝。他这样解释自己为何写作：“我并不想把写作当作职业，也无意从中牟利。我的生活中并没有许多纯洁的东西。写作便是其中之一。可是，与此同时，我的生活经验告诉我，宁可当个奉公守法的资产者，也不要做不学无术的知识分子或平庸的作家。”一开始，加缪便背叛了自己的同类，他对那些与黑暗共谋的巫师般的知识分子们从来就没有什么好感。
    罗歇•格勒尼埃是法国当代著名的小说家，也是加缪生前的好友，他的这本《阳光与阴影——加缪传》是所有关于加缪的传记中最奇特的一本。它以加缪的重要作品为主线展开评述，是一本精神的传记而非生平的传记。在书中，看不到加缪生活的细节，读者的猎奇心理会受到重创。然而，加缪的生命在他的作品之中，正如加缪自己所说，“总之，我要讲述我曾经爱过的人们。”加缪所张扬的“我的反抗，我的自由，我的激情”统统在他的作品之中。加缪引用尼采的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任何苦难都无法，而且永远无法让我对我所认识的生活作伪证。”罗歇•格勒尼埃没有愧对朋友，他的这本传记将加缪那如同西西弗斯一样迈着沉重而均匀的步伐上山勇赴荒谬的形象栩栩如生地勾勒出来。
    贫苦的童年、受到纯朴的人们爱的童年、受到地中海及其阳光启迪的童年，是加缪一生取之不尽的精神源泉。加缪最喜欢用的一些词语是“世界、痛苦、大地、人们、荒漠、荣誉、贫困、夏天、阳光、海洋”。他一生都在渴望阳光，自然的阳光和思想的阳光。“在思想的正午，反抗者为了承担共同的斗争和命运拒不接受神性。”如果说加缪所热爱的地中海的阳光指的是希腊文化中的平衡状态，那么与这种阳光相对立的则是“不再热爱生活”的欧洲的集权主义。对光明的渴望需要身体力行和知行合一。加缪十分看重舍斯托夫的思想，而舍斯托夫在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的时候曾说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的写作目的并不是向人们宣扬自己的信念并教诲他人，而是自己寻求光明……他们和读者说话就像对见证人说话那样。”加缪的写作也是如此。虚伪是加缪的死敌，他在《堕落》中通过克拉芒斯之口说：“是的，很少有人同我一样自然质朴。我同生活曾保持完全的一致，我从上到下同生活所体现的一切紧密结合，毫不拒绝生活的任何讥讽、它的伟大和它的卑下。”他认为，所谓伊甸园就是“同生活直接接触”。
    加缪同萨特的决裂是本世纪中叶欧洲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是欧洲知识分子价值选择的一个分水岭。加缪几乎是孤军作战，而萨特则拥戴者成群结队。加缪这个真正的底层知识分子、真正的无产者，戏剧性的被辱骂成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原因仅仅是他敢于直面苏联的黑暗、直面斯大林的残暴。加缪在与加布利也•马塞尔论战时写到：“……您甘愿对任何事情保持沉默，以便更有力地对付另一种恐怖。我们是对任何事情都不愿保持沉默的人。”梅洛－庞蒂为1937年的莫斯科审判辩解，令加缪怒不可竭。加缪指责对方是“旁观的哲学家”，而萨特却支持梅洛－庞蒂。加缪与萨特的论战文章在《现代》杂志上发表了，萨特的语气是伤人的：“很可能您曾经是贫苦的，但是您现在不再是穷人了。”萨特的头上没有地中海的阳光，他不敢揭破乌托邦的神光圈，而加缪则表示：“我还没有足够地相信理性，以至可以赞同进化，我也不相信任何历史哲学。”他对阳光的热爱使他对黑暗无比痛恨，不管什么形式的黑暗。他一个人面对着以“正义”自居的主义：“打着自由旗号的奴隶集中营，以人类之爱的名义进行的屠杀，或是追求超人状态，这在某种意义上使我们无法作出判断。当罪恶用无辜的外衣装饰自己时——我们时代特有的奇怪现象，受命为罪恶开脱的正是无辜。”加缪生前所做的最后一件事是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群魔》改编为剧本。他清醒的看到了本世纪最大的悲剧在于：从无限的自由出发，最终到达无限的专制主义，“全人类中有十分之一的人拥有人格权利，并对其余十分之九的人行使无限的专断权力。”他的预言真的不幸而言中了。
    晚年的加缪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我看见过他的一张照片，他的眸子是忧郁的，又像闪着光。他是地中海的儿子，是希腊的儿子，他终身都在反抗，直至反抗那些反抗者。只要地中海还在，只要地中海的阳光还在，他的灵魂就永生。在《正面与反面》中，加缪伤感而坚定地宣扬着自己的理想：“为了改变天生的无动于衷的立场，我曾置身于苦难与阳光之间，苦难使我不相信阳光之下一切都是美好的，而在历史中，阳光则告诉我，历史并非一切。”这种伤感而坚定的理想，让我感动了很久很久。
   
   （《阳光与阴影——阿尔贝•加缪传》，罗歇•格勒尼埃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5 月出版，定价：15.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