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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白宫会谈的台前幕后
·美利坚不是藏污纳垢之地——建议美国政府对居留在美国的中国贪官及其家属展开调查
·“小鹰号”事件:中美谁是胜利者?
·以祷告改变世界——华盛顿“总统早餐祷告会”侧记
·谁之“崛起”,哪有“和平”?
·佩洛西:人权不是幌子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中国信仰的复兴与中美两国的“化敌为友”——在美国众议院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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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劳改基金会)
·不要做中国孩子的母亲——天安门惨案十九周年暨汶川大地震祭并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而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处女卖淫”案与警权过度扩张
·从警察到还是妓院的变脸
·业主维权与市民意识的觉醒
·寻求公义需要更大的耐心和勇气——天安门屠杀十八周年祭
·红卫兵外长李肇星的末路
·你可以成为一名快乐的异乡人——读格鲁沙《快乐的异乡人》
·扶不起来的胡阿斗
·青藏高原上的血雨腥风——读唯色《杀劫》
·退休高官休得窃取神圣教席
·矿难为何无法遏制?
·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
·被人民抛弃的中共十七大
·帝王腐尸味中的天价酒店
·孩子眼中的蒋介石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读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以“幽暗意识”透视中国百年激进思潮——与张灏对话
·《记念刘和珍君》为何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余英时先生侧记
·宾利轿车为何能热销中国?
·萨达姆与阿米尔
·是工人运动,还是痞子运动?——读《罗章龙回忆录》
·中国人不是动物庄园里的熊猫——驳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若干亲共言论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 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胡锦涛为何成不了戴克拉克?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我们拒绝什么样的生活?——读狄马《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
·中国,你的裂口大如海
·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特务和告密者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吗?
·明朝亡于厂卫,中共亡于恶警——评贵州国保总队副总队长庞鸿就任瓮安县公安局长
·下流人上升的国度
·我以自己的方式爱中国——《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跋
·被凌辱的中国女儿的救赎之路——读巫一毛《暴风雨中一羽毛》
·全民唾弃的央视名嘴张召忠
·那座流血的城里有几个义人呢?——读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
·谁也不能杀死孩子——写给所有的母亲,也写给所有的父亲
·从“持不同政见者”到“持自己政见者”——读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我们的孩子拒绝歌唱薄熙来钦点的垃圾歌曲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
·国府时代的新闻自由——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
·吃人,中国的象征与现实
·玩偶、黑帮与过家家
·中共可能避免瓦解的命运吗?
·“暴徒”是怎样炼成的?——杨佳杀警案背后的制度危机
·想起王旭明,想起范美忠,想起孩子
·矿难之后又是矿难
·爱阅兵的大学校长与被奴役的大学生
·为什么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幸福和快乐?
·谁将顺民变成了暴民?
·那哀歌为谁而鸣?
·你为死者开——读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
·“吃人”何以成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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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
·《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目录
·盗火者与殉难者—论谭嗣同思想体系及生命实践中的基督教因素
·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
·从曾纪泽与慈禧太后的对话看晚清改革开放与道德伦理之冲突
·“清流”不清——从《孽海花》看晚清的“清流政治”与“清流文化”
·肺病患者的生命意识——鲁迅与加缪之比较研究
·“秦制”: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论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
·最是文人不自由——论章学诚的“业余”文章
·晚清的报刊热与《知新报》的创办
·未完成的转型----《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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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从柏林围墙到天安门:从德国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台湾允晨文化出版,2009)
·在哪个岔道走错了?----《从柏林墙到天安门》自序
·触摸受难者的体温——访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迟到的忏悔还是忏悔吗?——君特•格拉斯为何隐瞒党卫军的履历?
·在死亡之地重建爱与和平——访柏林墙遗址及和解教堂
·邪恶也是一种美——里芬斯塔尔及其纪录片《奥林匹亚》
·在上帝与凯撒之间——从德国教会历史看政教关系
·从焚书到焚人——“焚书纪念处”侧记
·祈祷和烛光的力量
·白玫瑰永远绽放
·言论自由是信仰自由的开端——从马丁.路德故居到古登堡印刷博物馆
·记忆不仅仅是记忆——柏林“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侧记
·为奴隶的母亲——访柏林珂勒惠支纪念馆
·让习惯黑暗的眼睛习惯光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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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何停滞?》(即将出版)
·布朗为何说北京的天气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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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阳光与阴影——阿尔贝•加缪传》

   
   地中海的阳光
   ——读《阳光与阴影——阿尔贝•加缪传》
   
   

   
    福克纳是美国文学家中最高贵的人,他从来不轻易赞美别人,却对加缪赞不绝口。1958年,他曾在大学的讲演中说:“我对加缪有最高的评价,他是一个从事我一直想从事的工作的人,就是说向自己的心灵去寻求,索求,永远要求。这就是我认为他是在世的法国人中最优秀的一位的理由,他比萨特、马尔罗更优秀。他忠于自己的原则,这些原则始终是寻求心灵,我认为这才是作家的首要使命。寻求自身的灵魂,在人类的问题面前描绘一幅人的恰如其分的活生生的形象。”在加缪惨死之后,福克纳在《大西洋彼岸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哀悼文章。这是我迄今所见的文人写给文人的最让人感动的哀悼文章。福克纳写道:“在他撞在树上即将身亡时,他在自问,向作家提出同样的问题;我怀疑在这闪光的瞬间他找到了答案。我不认为能找到答案。我想答案仅能由我们荒谬的人类的某位吃苦耐劳的代表人物坚持不懈、始终不渝地去寻找。这样的人永远不会很多,但在某处总会有一个人的,有此人即足矣。”加缪的一生中,尽管不时出现阴影和风雨,但他一直对地中海的阳光充满了坚贞的信念。他一个是寻找阳光的人,为了寻找出路,为了反抗,为了爱。
    加缪1913年出生在法属阿尔及利亚殖民地一个没有文化的贫苦农民家庭。加缪的父亲在他还不到1岁的时候就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此,家庭经济状况陷入绝境。17岁时,这个从小营养不良的孩子染上了肺结核,在贫民区医院里差点死去。与不治之症进行顽强的抗争之后,加缪奇迹般地康复了。“这场疾病使我获得了内心的自由,得以对人类的私利保持一定距离。”他过早地面对死亡,也就过早地走向成熟。我一向认为,没有直面死亡的人不配写作,加缪既然领悟了死亡的启示,他的写作就进入了“天上的写作”的境界。个人的利益对他来说轻若游丝。他这样解释自己为何写作:“我并不想把写作当作职业,也无意从中牟利。我的生活中并没有许多纯洁的东西。写作便是其中之一。可是,与此同时,我的生活经验告诉我,宁可当个奉公守法的资产者,也不要做不学无术的知识分子或平庸的作家。”一开始,加缪便背叛了自己的同类,他对那些与黑暗共谋的巫师般的知识分子们从来就没有什么好感。
    罗歇•格勒尼埃是法国当代著名的小说家,也是加缪生前的好友,他的这本《阳光与阴影——加缪传》是所有关于加缪的传记中最奇特的一本。它以加缪的重要作品为主线展开评述,是一本精神的传记而非生平的传记。在书中,看不到加缪生活的细节,读者的猎奇心理会受到重创。然而,加缪的生命在他的作品之中,正如加缪自己所说,“总之,我要讲述我曾经爱过的人们。”加缪所张扬的“我的反抗,我的自由,我的激情”统统在他的作品之中。加缪引用尼采的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任何苦难都无法,而且永远无法让我对我所认识的生活作伪证。”罗歇•格勒尼埃没有愧对朋友,他的这本传记将加缪那如同西西弗斯一样迈着沉重而均匀的步伐上山勇赴荒谬的形象栩栩如生地勾勒出来。
    贫苦的童年、受到纯朴的人们爱的童年、受到地中海及其阳光启迪的童年,是加缪一生取之不尽的精神源泉。加缪最喜欢用的一些词语是“世界、痛苦、大地、人们、荒漠、荣誉、贫困、夏天、阳光、海洋”。他一生都在渴望阳光,自然的阳光和思想的阳光。“在思想的正午,反抗者为了承担共同的斗争和命运拒不接受神性。”如果说加缪所热爱的地中海的阳光指的是希腊文化中的平衡状态,那么与这种阳光相对立的则是“不再热爱生活”的欧洲的集权主义。对光明的渴望需要身体力行和知行合一。加缪十分看重舍斯托夫的思想,而舍斯托夫在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的时候曾说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的写作目的并不是向人们宣扬自己的信念并教诲他人,而是自己寻求光明……他们和读者说话就像对见证人说话那样。”加缪的写作也是如此。虚伪是加缪的死敌,他在《堕落》中通过克拉芒斯之口说:“是的,很少有人同我一样自然质朴。我同生活曾保持完全的一致,我从上到下同生活所体现的一切紧密结合,毫不拒绝生活的任何讥讽、它的伟大和它的卑下。”他认为,所谓伊甸园就是“同生活直接接触”。
    加缪同萨特的决裂是本世纪中叶欧洲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是欧洲知识分子价值选择的一个分水岭。加缪几乎是孤军作战,而萨特则拥戴者成群结队。加缪这个真正的底层知识分子、真正的无产者,戏剧性的被辱骂成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原因仅仅是他敢于直面苏联的黑暗、直面斯大林的残暴。加缪在与加布利也•马塞尔论战时写到:“……您甘愿对任何事情保持沉默,以便更有力地对付另一种恐怖。我们是对任何事情都不愿保持沉默的人。”梅洛-庞蒂为1937年的莫斯科审判辩解,令加缪怒不可竭。加缪指责对方是“旁观的哲学家”,而萨特却支持梅洛-庞蒂。加缪与萨特的论战文章在《现代》杂志上发表了,萨特的语气是伤人的:“很可能您曾经是贫苦的,但是您现在不再是穷人了。”萨特的头上没有地中海的阳光,他不敢揭破乌托邦的神光圈,而加缪则表示:“我还没有足够地相信理性,以至可以赞同进化,我也不相信任何历史哲学。”他对阳光的热爱使他对黑暗无比痛恨,不管什么形式的黑暗。他一个人面对着以“正义”自居的主义:“打着自由旗号的奴隶集中营,以人类之爱的名义进行的屠杀,或是追求超人状态,这在某种意义上使我们无法作出判断。当罪恶用无辜的外衣装饰自己时——我们时代特有的奇怪现象,受命为罪恶开脱的正是无辜。”加缪生前所做的最后一件事是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群魔》改编为剧本。他清醒的看到了本世纪最大的悲剧在于:从无限的自由出发,最终到达无限的专制主义,“全人类中有十分之一的人拥有人格权利,并对其余十分之九的人行使无限的专断权力。”他的预言真的不幸而言中了。
    晚年的加缪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我看见过他的一张照片,他的眸子是忧郁的,又像闪着光。他是地中海的儿子,是希腊的儿子,他终身都在反抗,直至反抗那些反抗者。只要地中海还在,只要地中海的阳光还在,他的灵魂就永生。在《正面与反面》中,加缪伤感而坚定地宣扬着自己的理想:“为了改变天生的无动于衷的立场,我曾置身于苦难与阳光之间,苦难使我不相信阳光之下一切都是美好的,而在历史中,阳光则告诉我,历史并非一切。”这种伤感而坚定的理想,让我感动了很久很久。
   
   (《阳光与阴影——阿尔贝•加缪传》,罗歇•格勒尼埃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5 月出版,定价:15.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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