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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人民意愿轻如鸿毛
·韶山的“茅厕”与张戎的“毛传”
·黑心矿主与黑心政府
·航空母舰与国家形象
·邓小平与美少女
·独裁国家无友谊
·《达芬奇密码》不能禁
·《物权法》的“剖腹产”
·成思考危不以太监为耻
·从《河殇》到《大国崛起》
·中央政府是山西奴隶童工的解放者吗?
·诗歌与坦克,谁更有力量?
·国旗应当插在哪里?
·作为傀儡的孔子
·胡锦涛的崇毛情结
·温家宝为何闻“赵”色变?
·习近平可有习仲勋的眼泪?
·“八荣八耻”对决“三个代表”
·自由是我们争来的
·都江堰的灭顶之灾
·叶利钦与中国
·中共应当还中南海于民
·中国究竟有多么热爱和平?
·中共元老吴南生谈政治民主
·谁是胡锦涛的智囊?
·新闻出版的“外松内紧”
·以真话来维权
·昝爱宗与萧山教案
·我所见过的女议长佩洛西
·谁想不让我们过圣诞节?
·十博士为何不反对奥运会?
·人文奥运,去毛为先
·“爱国”为何成为流氓和白痴的专利?
·两朵金花耀中华
·中共已无改革派
·别了,毛贼
·胡锦涛捐献了多少钱?
·我们唯有勇气与谦卑——我为何在《零八宪章》上签名,兼致狱中的刘晓波
·六万与两亿
·探望刘霞受阻记
·在横眉与俯首之间—为刘晓波五十三岁生日而作
·与国保警官谈零八宪章
·刘晓波的道路就是胡适的道路
·她是中国的“犹太人”——写给刘霞
·偶尔抽抽
·签名,还是不签?----由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看《零八宪章》(之一)
·如何将真理从谎言中拯救出来?——读茨普金《巴登夏日》
·中共的硬与软
·签名的价值——从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看《零八宪章》(之二)
·但开风气不为帅——读《包遵信纪念文集》
·杀戮不能获取正义
·让网络监督的风暴更猛烈
·民权乃公理,宪法实良图——从康有为与章太炎的论争看零八宪章的改良主义
·希拉里进大观园
·我们共同的人性尊严----《零八宪章》与亚洲人权宪章之比较
·围巾送给温家宝,不如送给刘晓波
·家宝原来爱读书
·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与四川大地震----苏联和中国政治转型的比较
·胡锦涛与查天赐的幸福指数
·当代大学生人权意识的觉醒——论谭卓案与邓玉娇案中大学生的角色
·从邓玉娇案看公民拥有武器的权利
·中国是民主化的例外吗?----"六四"二十周年对中国改革路径的反思
·航母可以实现“强国梦”吗?
·从此革命不输出,自己家里瞎折腾
·从《零八宪章》看一百年前的立宪运动----为刘晓波失去自由一百天而作
·黄光裕与刘晓波
·北韩是中共豢养的一条狗
·六四是中国人的清明节
·他们让奥运会失去了重量
·盛世出国虎?
·坦克再上长安街
·毛泽东阴影下的胡时代
·释放刘晓波才是不折腾
·莫将罪犯当英雄
·巨资封口 人命关钱
·我可以不喜欢奥运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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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泥足巨人:苏俄崩溃的秘密》(2010年完成)
·元帅在黎明前死去——读卡尔夫《被枪决的苏联元帅》
·“透气孔”和“萤火虫”——读爱伦堡《人•岁月•生活》
·故乡是比远方更远的地方
·那插入天际是十字架——俄罗斯的教堂
·被囚禁的海燕——访高尔基故居
·是非成败,转头不空——读《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
·大堤的崩溃,始于哪一颗螺丝钉?——读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
·被忘却,是他的光荣——读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
·爱祖国,更爱真理
·记忆之城圣彼得堡
·沉默的夜莺
·布衣出版家的传奇人生
·你的生命被照亮
·星际语言
·那张夺走你灵魂的审讯桌
·他们也不能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读姆列钦《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克里姆林宫的女主人们
·老鼠之城梅什金
·白石之城苏兹达尔
·帝国兴衰的缩影:从夏宫到冬宫
·在黑暗深渊的入口处——读布伦特与诺莫夫《斯大林晚年离奇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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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警察我怕谁”

   
   我是警察我怕谁
   
   
   

    一九九八年九月四日的《南方周末》报道了山东泰安一个骇人听闻的案例:以当地派出所所长为首的一帮民警刑讯逼供,致人死命之后竟然埋尸灭迹。这些公安人员令人发指的野蛮行径,比起中世纪的残暴来有过之而无不及,让人难以相信是在20世纪末的社会主义中国发生的。司法机构的腐败是社会腐败一个最明显的象征。司法机构本来应该是社会正义的代表,然而当它蜕化为正义的对立面时,民众将对整个国家机构丧失起码的信任。
    一九九四年十月八日,张现春、张桂荣夫妇途经泰安市泰山区徐家楼乡大白峪村时,被误认为是偷自行车的小偷而抓进了徐家楼派出所。一进审讯室,警察就用铁棍、电警棍轮流殴打两人。张桂荣亲眼看见丈夫被打得满地打滚,一声声死去活来地惨叫。审讯张桂荣的是派出所所长马洪庆,他把电警棍开得冒着火花,电击得张桂荣嗷嗷直叫。他还十分下流地电击张的乳房和下身,把张踹倒在地用脚踩大腿根部。痛苦、恐惧、羞辱使这位32岁的普通农妇捣蒜似地向马洪庆磕头求饶,但马洪庆依然残忍地大打出手。第二天早晨,警察故意放松看管,让张桂荣逃走。张家上门询问儿子的情况,派出所的回答是:你儿子跑掉了。从此,张现春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原来,当天派出所所张马洪庆、指导员张亚成、联防队员张某和段某对张现春进行了持续六小时的残酷拷打。因为张现春拒不承认偷了自行车,所以他们又将张带到院子里练摔跤,轮番摔打。马洪庆一伙摔累了,又强迫也是被抓到派出所来的村民邵某继续摔打。邵某刚刚被马毒打过,看到张现春的惨状,心有余悸。马狠狠地踢了邵一下,逼迫他下手。晚十一点,张昏死过去。值班民警宋某将张送到乡卫生院,医生发现张瞳孔放大,判断是颅脑外伤,建议送市中心医院抢救。马洪庆、张亚成一伙赶到医院,从医生处得知救活的希望很小,害怕张死在医院里,罪责难逃,便编造理由将张强行从医院里拉出,送到马的同学在郊区开的非法诊所。在不具备抢救条件的个体诊所,张现春于上午九时死亡。马洪庆为逃避罪责,在离派出所不远处选了一个大坑,先将张的尸体埋进去,然后安排二十多名联防队员,以上级检查卫生为名,命令他们将这个二米深、三十余平方米的大坑填平。张现春的冤魂就这样深深地被埋在了地下。
   案发之后,披着警服的歹徒们被送上了法庭,等待他们的是怎样的审判呢?人们拭目以待。泰山区公安分局向受害人张桂荣赔偿十八万人民币。然而,她相亲相爱的丈夫再也不能复生了。《南方周末》在报道的标题中,有这样的一句话“苍天有眼,他们的罪行暴露于苍天之下”。我对这种说法很不以为然。什么是苍天?我们难道寄希望于看不见、摸不着的“苍天”来主持正义?作为现代社会的公民,不应该对“苍天”念念不忘。苍天是靠不住的,苍天有“眼”的时候毕竟是少数,苍天所看到的罪恶也是少数,而苍天又有多少没有睁开“眼”的时候呢?没有被苍天看到的罪恶又有多少呢?与其把正义的裁判权赋予苍天,不如切切实实地进行法制的建设。苍天是保护不了我们的,从包青天的时代就是如此,今天也一样。中国人民的“苍天梦”做了多少年,至今还没有做完。
   其实,能够保护我们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的,是一整套健全的现代法律制度。制度不健全,执法者没有受到应有的监督,自然会为所欲为,“我是警察我怕谁”成为执法人员的口头禅。一旦警察们认同“我是警察我怕谁”的观念,公民的权利就毫无保障地被拥有权力的人粗暴地践踏。依靠所谓的“苍天”,还是人治时代善良的幻想;只有依靠现代的法律机制,才能使我们走上真正的法治之路。关键在于,使警察有所“怕”——警察本身也应当受法律的约束,法律应当成为让他们“怕”的东西。可惜的是,如今的警察根本就不怕法律,因为法律掌握在他们手上,而不是掌握在所有公民的手上。
   一九九八年七月十七日的《中国青年报》报道了哈尔滨市呼兰县许堡派出所借“扫黄”为名,非法拘禁一百多个村民,榨取十五万七千元的恶性事件。呼兰县是天才女作家萧红曾经生活过的地方,看到这个名字,我就想起了萧红的名作《呼兰河传》。本来这是一个让我仰慕的地方,但看到报纸后,我被震惊了:怎么还有这样的派出所、这样的执法者?他们跟旧社会的东北土匪有什么区别呢?他们比土匪还要卑鄙无耻下流,土匪是明火执仗、明枪明刀地抢劫、绑票,而派出所则是借用正义的名义和国家的力量来搜刮民财。这是对正义、对国家最大的侮辱。长此以往,如何使人民对国家、对法律产生信任感?国家权力机关的土匪化,是一个现代文明社会最不能容忍的现象。这些执法者将无辜的村民当作“嫖客”和“卖淫女”,成群结队地栓在一起强迫跑步示众。不消说他们抓的是无辜的村民,即使是嫖客和卖淫女,难道就能够任意侮辱吗?妓女和嫖客也有他们应当受到尊重的基本人权。
   记者在采访派出所所长付文广时,这个有警龄十六年的警官说,自己错了,对不起党多年的培养。可是说到具体错在那里时,他却哑口无言。他想了半天说:“为什么抓人,我也说不清。要说错,就是轻信了民警的报告,定性不准。”至于罚款的标准,付文广则说:“所里经费紧张,就想多罚点还帐。谁罚多,谁罚少,也没有具体的标准,富的人家多罚点,穷的人家少罚点,讨价还价都通过办案的民警进行。”言下之意,他还慈悲为怀,颇有关怀穷人的好心,这跟古代杀富济贫的侠客倒还一脉相承。有十六年警龄的警官,居然是这么样一个法盲,真是令人啼笑皆非。事发以后,该派出所居然还通过县委宣传部新闻科某科长编造自我表扬的稿件,到党报上发表,并且以此来威胁上访的群众。
   以上两个典型案例说明,当今中国由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型是一件极其迫切的事情。当警察们都认为“我是警察我怕谁”理所当然的时候,法律也就成了执法者手中的玩物。说警察素质低、说人民素质低,都只是看到了表面的问题,更加重要的是,在全社会根植起一种真正的“法”的精神,一种“我们都是公民,我们都应该遵守法律”的精神。现在,人们很喜欢谈论“爱国主义”,我却认为,如果国家的法律不能有效地保障公民的权利,那么“爱国主义”只能是空中楼阁。正如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他的名著《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所说:“法律不能重新点燃已经熄灭的信仰,但能使人民关心自己国家的命运。法律能够唤醒和指导人们心中模糊存在的爱国本能,而在把这种本能与思想、激情与日常习惯结合起来时,它就会成为一种自觉的和持久的感情,……每一代人在一个国家出生时,是作为行将掌握立法工作的新人而出现的。”在中国,我们需要做的是,树立“天大地大法最大”的观念。对警察而言,不是“我是警察我怕谁”,而是:我是警察,我所做的一切受法律的约束;对民众而言,不是“我是百姓,我怕警察”,而是:我不违犯法律并且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有了这样的前提,国家才会变得可爱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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