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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给汉语以自由,给心灵以自由
·独立中文笔会二零零五年度(第一届)“林昭纪念奖”颁奖词
·在二零零五年澳洲墨尔本“亚太地区作家论坛”上的对公众演讲
·言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关于郑北京“爆破作文”案件的感想
·在没有出版自由的国度,作家何为?
·谁是说真话的人?——悼念刘宾雁先生
·谁是中国最大的卖国贼?——评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
·写作是一种捍卫记忆的努力
·这是纪念抗战,还是歪曲历史?
·专制之下无信史——评《东亚三国近现代史》
·两个母亲,一个时代
·“长征”与“鬼地方”
·中共向朝鲜学什么?
·监牢里的“正义——从郭光允和欧阳懿的狱中遭遇说起”
·弱女子撬动“潜规则”——向两位同龄的女教师宋飞和卢雪松致敬
·“海龟”祸国论
·荆棘中的过客——评易大旗的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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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几番魂梦与君同》(同心出版社)
·《几番魂梦与君同——小山词中的爱欲生死》目录
·几番魂梦与君同
·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半镜流年春欲破
·不眠犹待伊
·唱得红梅字字香
·可怜人意,薄于云水
·人情恨不如
·问谁同是忆花人
·又踏杨花过谢桥
·紫骝认得旧游踪
·长恨涉江遥
·从今屈指春期近
·人情似故乡
·伤心最是醉归时
·深情惟有君知
·天将离恨恼疏狂
·相寻梦里路,飞雨落花中
·一寸狂心未说
·一棹碧涛春水路
·正碍粉墙偷眼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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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中国教育的歧路》(香港晨钟书局)
第一卷 凄雨冷风说北大
·谁是北大最优秀的学生?
·北大需要五星级酒店吗?
·北大之殇,可谓国殇
·致没有三角地和旁听生的北大
·北大教授的书房
·北大教授与小学教师
·北大教师的“造反”与教授治校的前景
·中文大学的老树与北大的老房子
·怀念一位远去的北大学长:沈元
第二卷 高等教育的忧思
·还大学生以献血的自由
·大学之门,向谁而开?
·大学的危机与人文教育的缺失
·学历的危机与诚信的缺失
·最有思想的教授最清贫
·“教授”是一种高贵的称呼
·美丽的灵魂,死于不美的时代
·大学不是制造愤青的工厂
·寻求大学的尊严,寻求经济学的尊严——与邹恒甫对话
第三卷 基础教育的困局
·爱的影子
·从中学生萌萌的妙语看今天的师生关系
·忘记孩子的国家没有未来
·我为什么要揭露“爆破作文”的谎言?
·致人于死地的教育非改不可
·解开芬兰的奇迹背后的秘密
·以“童子军”取代“仇恨教育”-
·捍卫公民的受教育权
·雷锋与盖茨:谁是真的英雄?
第四卷 知识分子哪里去了
·贺谢泳受聘厦门大学
·误人子弟的杨帆应当下课
·知识分子是“牛虻”,也是“春蚕”
·钱钟书神话的破灭
·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说真话
·余秋雨:文人无行,忏悔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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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香港晨钟书局)
·《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目录
第一卷 我们的罪与爱
·一颗历尽沧桑依然发光的珍珠——读刘德伟《一粒珍珠的故事》
·迎接中国福音传播的第二个黄金时代——读赵天恩《中国教会史论文集》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三位基督徒在中共劳改营中的生命见证
·超越时空的网络福音——序范学德《传到中国》
·我必不至蒙羞——读《六十三年——与王明道先生窄路同行》
·我们的身体是箭靶而不是武器
·朋霍费尔对中国自由主义的更新
·我们的罪与爱──序北村《愤怒》
·“入中国”与“出中国”并行不悖
·乡村教会如何由隐匿走向开放?——给一位乡村教会领袖的一封信
第二卷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
·中国印刷和传播圣经的真相
·圣经中有“国家机密”吗?
·中国需要更多的“以诺”企业
·站起来便拥有了自由——有感于傅希秋牧师荣获“约翰•李兰德宗教自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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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西斯的方法打造的“神童”

   
   用法西斯的方法打造的“神童”
   
    《南方日报》名牌记者朱德付最近撰写了一则关于神童“制造商”的报道。湖北省公安县十三岁的聂愿愿在一九九八年的高考中,以六百二十八分的高分考取的华中理工大学。整个公安县考分超过六百分的只有十一人,聂愿愿只比第一名六百四十五分少十七分。在该县考取华中理工大学的十几位考生中,聂愿愿成绩名列第二,一入校便获得该校二等奖学金。
    聂愿愿受的是他父亲的家庭教育。他的父亲聂其文一九七九年考入武汉大学外文系,临近毕业前,从武大肄业,转到湖北省荆州教育学院读书,毕业后分配到公安县闸口中学当英语老师。由于性格孤僻,教学方法又不循规蹈矩,聂其文在学校和领导的关系很僵,领导把他从讲台上赶了下来。于是,他辞职到深圳、海南闯荡了一年,然后回到公安,开始在儿子身上实践自己的教育方法。他制定了一个详细的教学计划,将十二年的课程浓缩在四年内完成。他的方法突出一个“背”字,不仅要求儿子将语文、英语等课本背得滚瓜烂熟,数学、物理、化学等课程也要求一本一本地背诵。除了公式定理以外,还要背诵大量的例题。

    聂愿愿高考成功以后,聂其文名声大振,立即受聘为湖北省艺术学院附中的校长。他对记者侃侃而谈,表示:“我想在教学方面实践一下自己的教学思想,从学前班到高中的十三年,我准备用十年完成。只要我能做到这一点,我就比其他学校成功,因为我节省了3年时间。”聂其文的女儿刚刚十二岁,也于四年以前退学回家,聂其文打算在她身上再做一次“神童”试验。“她今年已经学到高中课程,后年让她考大学。愿愿今年考大学时,周围的人百分之百地认为他考不上,考上以后,大家又说这是一个特例。当我的第二个孩子成功以后,我的教育方法才真正有说服力,那时我要把我的教育方法总结推广。”
    记者来到华中理工大学,采访了聂愿愿。当问及父亲的教育方法时,孩子毫不迟疑地回答:“爸爸的方法不好。其实他并不想这样做,主要是家里太穷了,他又自认为有学问,就自己教我。他只是拿几本教材让我背,其他什么资料都没有。爸爸每天都让我做功课,我又不想做,他动不动就打我。我对他恨得要死,每天都当家里的那堵墙是爸爸,对着打,打得手上都起了老茧。”聂愿愿接着描述了自己平时的生活情况:“我刚进高中时成绩很差,副科知识知道得很少。长江有多长,从哪里发源,在哪里入海,我都不知道。我每天早上五点四十分起床,晚上十二点才睡觉。现在想起来都害怕。”
    父亲洋洋得意,儿子惊恐不安;父亲打算推广自己的教学方法,儿子却对父亲所谓的“方法”恨之入骨。到底谁对谁错呢?社会上众说纷纭。
   《羊城晚报》上刊登了广州广雅中学关于“神童”的讨论。学生、老师和家长各抒己见,其中不乏发人深省的观点。
   孩子们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反对的,初一学生刘茵说:“我与聂愿愿同龄,都是十三岁,比起他来,我真的觉得自己太幸福了,因为我的童年是在父母的呵护下度过的。我到过广州各种各样的游乐园玩耍。我对童年有许多美好的回忆,而聂愿愿没有,除了读书,除了爸爸的打骂,他什么都没有。他十三岁就上大学了,我不羡慕他。始终有一天我会上大学的,而且上得比他快活。”而另一种则是支持的,初三的李志毅说:“聂愿愿能够成为神童,是因为有一点天生的聪明和更多的父亲严格的教育。可见,成功确实是来自百分之一的灵感和百分之九十九辛勤的汗水。”
    同样,老师们也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老师朱其凤说:“聂父这样教育孩子,无疑是粗暴残忍的,扼杀了孩子本来应该拥有的东西,如童年的乐趣、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同学的友谊等等。可以说,他的生命是不完整的,很可悲的。”另一位老师周圣凤则说:“棍棒下逼出一个大学生,说明:人的潜能是无限的,关键在于没有挖掘出来。”
    而家长们一致都表示反对。家长宋群说:“聂父棍棒相压,无非是望子成龙,却令儿子磨刀杀父,这当然是可悲的。”家长裴国珍说:“把孩子关在家中棍棒施教,即使十三岁考上大学,方法也不能推广。在学校老师虽然精心教,未必能够考上大学,但教育符合规律,培养出来的正常人是成功的。”
   “神童”现象和“神童制造商”现象的背后,有许多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聂其文在自己的事业上是一个失败者,他同周遭的环境格格不入,便把希望寄托到子女的身上。子女成名也就是他自己成名。儿女的成功是他改变自己耻辱的生存的唯一希望。于是,他不惜用严酷的手段来造就“天才”。他的遭遇当然有值得同情的地方,也许他确实有自己的一套具有某些合理性的教学方法,但是却无法在僵化的现行教育制度下实施,因此被学校领导驱逐了。然而,他的处理办法难以让人苟同。他选择了走偏锋的方式,结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一成功的背后却是子女心灵上莫大的痛苦。儿子和女儿付出了牺牲童年欢乐和幸福的沉重代价。小聂每天只有五小时又四十分钟的睡眠,比起夏衍报告文学《包身工》里所描写的童工还要辛苦。他成了父亲的囚徒。
   在实施自己的计划之前,聂其文有没有替子女本人考虑过?有没有想过子女本人的意愿?显然没有。子女在他心目中像是机器一样,他让机器以最快的速度运转起来,自己则像资本家一样收取最大的利润。他认为自己在爱子女,而子女对他却是满腔的“恨”,因为说到底聂其文是爱自己而不是爱子女。我想象着聂其文殴打儿子和女儿的情景,不寒而栗。我从中闻到了法西斯的味道。我反复读着小聂的话,他把父亲看作墙,把打墙假想成打父亲,居然打出了手上的老茧。这一细节更加令我直吸冷气。父子之间、父女之间,处于这种关系,难道是正常的吗?说不定某一天爆发激烈冲突,儿子真会奋起而反抗,后果不堪设想。
   聂其文的“成功”从反面揭示了现代教育体制的缺陷所在。最无理的方法,却最有效,这是极具讽刺意义的。难怪学生和老师们中间都有不少是聂其文的支持者。就像上面那位学生李志毅所说的那样,“父亲的严格教育”是孩子们成功的最重要的条件,也像老师周圣凤的意见“人的潜能是无限的”。聂其文不是独辟蹊径,而是把现行教育的弊端发展到了极端,这叫“以毒攻毒”。这一招肯定灵。他不让儿子接触广阔的现实世界,而把孩子关在房间里,强迫背诵教科书。“没有方法是最有效的方法”,聂其文抓住了现行教育体制的症结所在,然后下猛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儿子终于从高考中脱颖而出。他可以笑傲当年迫害他的领导了:三年河东,三年河西,看谁笑到了最后?我至少在应付高考制度方面比你们更有能力。领导自然是无言以对,而高考的命题者们更是无颜以对:连长江的概况都不知道的小聂,却能够在高考中取得优秀的成绩,难道不正说明高考的巨大局限性吗?高考选拔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才呢?高考的选拔标准是苍白无力的。
   在这个只看成功与否的时代,聂其文成了英雄,成了“神童制造商”,成了教育大师。从社会上的反映看来,聂其文的教育方式蛮有市场的——因为他“成功”了,因为他创造了“奇迹”。至于“成功”的后面有什么,“奇迹”的后面有什么,人们是不会关心的。这个时代,有太多的失败者和失意者,他们像聂其文一样把雪耻的希望寄托到孩子的身上,聂其文的方式是有效的,对于他们来说简直就是一跟救命的稻草。即使是法西斯的方式,他们也觉得也无可厚非:我们处在一个竞争激烈的世界上,“成功”是唯一的,手段则可以不加考虑。
   在这样可怕的现状下,鲁迅先生早年说过的“我们怎样做父亲”的命题,不仅还没有过时,还更有针对性了。而且,这一命题还可以扩展成为“我们怎样做老师”、“我们怎样做教育者”。谁能够问心无愧地回答这一系列问题呢?上至教育部长,下到一个民办教师或者一字不识的家长?
   而我最担心的还是小聂的心理状态。在父亲的法西斯式的教育下,他的心理已经扭曲了。如何使自己的心理回到常态,对聂愿愿来说,是艰巨的工作和严峻的考验。如果他过不了这一关,他今后很难在人生路上有所作为。而且,心理不健全的天才是危险的。这样的天才我们已经有过好几个。前几年在美国枪杀几位科学家的博士卢刚,就是这样的天才。智慧超群,学问一流,但是心胸狭窄,易走极端,最后酿成震惊世界的惨剧。我当然不愿意看到再出现这样的悲剧。
   教育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位。任何不把人当“人”的教育都是我所反对的教育——包括聂其文这位“神童制造商”的教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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