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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中国社会──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从电影《英雄》看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王申酉:死于毛泽东暴政的思想者
·基督徒如何看待法轮功信仰
·谁在“移山”?——“文学与艺术:说出真相”研讨会上的发言
·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他让“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抓住中宣部的"黑手"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公开信
·莫把大学当监狱
·中共腐败官僚的“信仰”
·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
·“万人杰文化新闻奖”答谢辞
·丁子霖女士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公开信(余杰代拟)
·就法国政府致力于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
·蒋彦永医生,中国的良知从你开始复苏
·十年改革,一夜屠城
·“船坚炮利”不会“强国富民”
·北大的沉沦与右派的风骨
·不一样的葬礼,不一样的时代
·中共有过“不独裁”的时代吗?
·沦为受虐狂的中国作家:著书都为颂毛魔
·向西藏忏悔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
·“太空秀”能够秀到几时?
·新左派们为何不对重庆的灾难发言?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中共是“唯物党”还是“谶纬党”?
·朱镕基:清官神话的终结
·世界人权日这天,特务掐断了我的电话
·让我们记住那些参与罪恶的人
·永不“引咎辞职”的中共官僚
·新版的“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官逼民死
·邓小平的“亲民秀”
·邓朴方的获奖与联合国的堕落
·写给为李思怡而绝食的朋友们
·揭开“文革”的红盖头
·为了自由,我们愿意献身:在民主基金会的演讲
·没有理由乐观的“后江时代
·连战在大陆最该说的一句话
·赵紫阳不是你们的“同志”
·永远站在自由一边
·毛泽东在抗战中的所作所为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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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致帝国的悼词》(香港田园书局)
·胡平:余杰《致帝国的悼词》序言
·《致帝国的悼词》自序:我的生命被这天分成两半
·是怯懦,还是虚伪——有感于温家宝谈“六•四”事件
·拆除北京的“靖國神社”——毛泽东纪念堂
·这样的审判只能用荒谬来形容——抗议湖南长沙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师涛十年徒刑
·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有感
·自唾其面——就王光泽被解聘致《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发行人沈灏的公开信
·一个人的“大屠杀博物馆”——中国作家廖亦武的文学与人生
·活着,记忆着,忏悔着,控诉着——序鲁礼安之文革回忆录《仰天长啸》
·是资本巨鳄,还是末世怪胎?——从原健力宝总裁张海的被捕谈起
·党杀死了忠心耿耿的党员——纪念北京西单工地坍塌事故中的死者周绪湘
·江胡对立的“江湖”——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至五中全会期间的权力转移
·表达的自由与宪法的保障——从昝爱宗诉讼案说起
·走出“黑名单”,活在光明中
·杨振宁究竟爱哪个“国”
·两头“野兽”的会面——评泰森拜谒毛泽东干尸
·从未存在过的“胡温新政”
·胡锦涛正在步齐奥赛斯库后尘
·像老鼠一样胆怯的“世界第一大党”
·中央电视台是党的喉舌,还是皇帝的尿壶?
·“反右运动”与中共的现代奴隶集中营(上)
·从图图与林义雄的会面看天安门事件的未来
·从赵紫阳与胡锦涛的分野看中共的未来
·秘密警察能捍卫“铁桶江山”吗?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独裁者的盛宴
·谁是松花江大污染的罪魁祸首?
·温家宝的“大师梦”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从体制外异见作者的真实处境说起——兼论鄢烈山的文风问题
·公审邬书林为期不远
·没有民营媒体,何来新闻自由?
·谁把网络当作洪水猛兽?
·我们为什么要有基本的是非判断?
·宣传部是个什么部?
·抓住“冰点”事件的幕后黑手李东生
·“冰点”之殇与中国新闻界的觉醒
·陈光诚重于温家宝千百倍
·给汉语以自由,给心灵以自由
·独立中文笔会二零零五年度(第一届)“林昭纪念奖”颁奖词
·在二零零五年澳洲墨尔本“亚太地区作家论坛”上的对公众演讲
·言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关于郑北京“爆破作文”案件的感想
·在没有出版自由的国度,作家何为?
·谁是说真话的人?——悼念刘宾雁先生
·谁是中国最大的卖国贼?——评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
·写作是一种捍卫记忆的努力
·这是纪念抗战,还是歪曲历史?
·专制之下无信史——评《东亚三国近现代史》
·两个母亲,一个时代
·“长征”与“鬼地方”
·中共向朝鲜学什么?
·监牢里的“正义——从郭光允和欧阳懿的狱中遭遇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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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西斯的方法打造的“神童”

   
   用法西斯的方法打造的“神童”
   
    《南方日报》名牌记者朱德付最近撰写了一则关于神童“制造商”的报道。湖北省公安县十三岁的聂愿愿在一九九八年的高考中,以六百二十八分的高分考取的华中理工大学。整个公安县考分超过六百分的只有十一人,聂愿愿只比第一名六百四十五分少十七分。在该县考取华中理工大学的十几位考生中,聂愿愿成绩名列第二,一入校便获得该校二等奖学金。
    聂愿愿受的是他父亲的家庭教育。他的父亲聂其文一九七九年考入武汉大学外文系,临近毕业前,从武大肄业,转到湖北省荆州教育学院读书,毕业后分配到公安县闸口中学当英语老师。由于性格孤僻,教学方法又不循规蹈矩,聂其文在学校和领导的关系很僵,领导把他从讲台上赶了下来。于是,他辞职到深圳、海南闯荡了一年,然后回到公安,开始在儿子身上实践自己的教育方法。他制定了一个详细的教学计划,将十二年的课程浓缩在四年内完成。他的方法突出一个“背”字,不仅要求儿子将语文、英语等课本背得滚瓜烂熟,数学、物理、化学等课程也要求一本一本地背诵。除了公式定理以外,还要背诵大量的例题。

    聂愿愿高考成功以后,聂其文名声大振,立即受聘为湖北省艺术学院附中的校长。他对记者侃侃而谈,表示:“我想在教学方面实践一下自己的教学思想,从学前班到高中的十三年,我准备用十年完成。只要我能做到这一点,我就比其他学校成功,因为我节省了3年时间。”聂其文的女儿刚刚十二岁,也于四年以前退学回家,聂其文打算在她身上再做一次“神童”试验。“她今年已经学到高中课程,后年让她考大学。愿愿今年考大学时,周围的人百分之百地认为他考不上,考上以后,大家又说这是一个特例。当我的第二个孩子成功以后,我的教育方法才真正有说服力,那时我要把我的教育方法总结推广。”
    记者来到华中理工大学,采访了聂愿愿。当问及父亲的教育方法时,孩子毫不迟疑地回答:“爸爸的方法不好。其实他并不想这样做,主要是家里太穷了,他又自认为有学问,就自己教我。他只是拿几本教材让我背,其他什么资料都没有。爸爸每天都让我做功课,我又不想做,他动不动就打我。我对他恨得要死,每天都当家里的那堵墙是爸爸,对着打,打得手上都起了老茧。”聂愿愿接着描述了自己平时的生活情况:“我刚进高中时成绩很差,副科知识知道得很少。长江有多长,从哪里发源,在哪里入海,我都不知道。我每天早上五点四十分起床,晚上十二点才睡觉。现在想起来都害怕。”
    父亲洋洋得意,儿子惊恐不安;父亲打算推广自己的教学方法,儿子却对父亲所谓的“方法”恨之入骨。到底谁对谁错呢?社会上众说纷纭。
   《羊城晚报》上刊登了广州广雅中学关于“神童”的讨论。学生、老师和家长各抒己见,其中不乏发人深省的观点。
   孩子们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反对的,初一学生刘茵说:“我与聂愿愿同龄,都是十三岁,比起他来,我真的觉得自己太幸福了,因为我的童年是在父母的呵护下度过的。我到过广州各种各样的游乐园玩耍。我对童年有许多美好的回忆,而聂愿愿没有,除了读书,除了爸爸的打骂,他什么都没有。他十三岁就上大学了,我不羡慕他。始终有一天我会上大学的,而且上得比他快活。”而另一种则是支持的,初三的李志毅说:“聂愿愿能够成为神童,是因为有一点天生的聪明和更多的父亲严格的教育。可见,成功确实是来自百分之一的灵感和百分之九十九辛勤的汗水。”
    同样,老师们也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老师朱其凤说:“聂父这样教育孩子,无疑是粗暴残忍的,扼杀了孩子本来应该拥有的东西,如童年的乐趣、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同学的友谊等等。可以说,他的生命是不完整的,很可悲的。”另一位老师周圣凤则说:“棍棒下逼出一个大学生,说明:人的潜能是无限的,关键在于没有挖掘出来。”
    而家长们一致都表示反对。家长宋群说:“聂父棍棒相压,无非是望子成龙,却令儿子磨刀杀父,这当然是可悲的。”家长裴国珍说:“把孩子关在家中棍棒施教,即使十三岁考上大学,方法也不能推广。在学校老师虽然精心教,未必能够考上大学,但教育符合规律,培养出来的正常人是成功的。”
   “神童”现象和“神童制造商”现象的背后,有许多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聂其文在自己的事业上是一个失败者,他同周遭的环境格格不入,便把希望寄托到子女的身上。子女成名也就是他自己成名。儿女的成功是他改变自己耻辱的生存的唯一希望。于是,他不惜用严酷的手段来造就“天才”。他的遭遇当然有值得同情的地方,也许他确实有自己的一套具有某些合理性的教学方法,但是却无法在僵化的现行教育制度下实施,因此被学校领导驱逐了。然而,他的处理办法难以让人苟同。他选择了走偏锋的方式,结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一成功的背后却是子女心灵上莫大的痛苦。儿子和女儿付出了牺牲童年欢乐和幸福的沉重代价。小聂每天只有五小时又四十分钟的睡眠,比起夏衍报告文学《包身工》里所描写的童工还要辛苦。他成了父亲的囚徒。
   在实施自己的计划之前,聂其文有没有替子女本人考虑过?有没有想过子女本人的意愿?显然没有。子女在他心目中像是机器一样,他让机器以最快的速度运转起来,自己则像资本家一样收取最大的利润。他认为自己在爱子女,而子女对他却是满腔的“恨”,因为说到底聂其文是爱自己而不是爱子女。我想象着聂其文殴打儿子和女儿的情景,不寒而栗。我从中闻到了法西斯的味道。我反复读着小聂的话,他把父亲看作墙,把打墙假想成打父亲,居然打出了手上的老茧。这一细节更加令我直吸冷气。父子之间、父女之间,处于这种关系,难道是正常的吗?说不定某一天爆发激烈冲突,儿子真会奋起而反抗,后果不堪设想。
   聂其文的“成功”从反面揭示了现代教育体制的缺陷所在。最无理的方法,却最有效,这是极具讽刺意义的。难怪学生和老师们中间都有不少是聂其文的支持者。就像上面那位学生李志毅所说的那样,“父亲的严格教育”是孩子们成功的最重要的条件,也像老师周圣凤的意见“人的潜能是无限的”。聂其文不是独辟蹊径,而是把现行教育的弊端发展到了极端,这叫“以毒攻毒”。这一招肯定灵。他不让儿子接触广阔的现实世界,而把孩子关在房间里,强迫背诵教科书。“没有方法是最有效的方法”,聂其文抓住了现行教育体制的症结所在,然后下猛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儿子终于从高考中脱颖而出。他可以笑傲当年迫害他的领导了:三年河东,三年河西,看谁笑到了最后?我至少在应付高考制度方面比你们更有能力。领导自然是无言以对,而高考的命题者们更是无颜以对:连长江的概况都不知道的小聂,却能够在高考中取得优秀的成绩,难道不正说明高考的巨大局限性吗?高考选拔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才呢?高考的选拔标准是苍白无力的。
   在这个只看成功与否的时代,聂其文成了英雄,成了“神童制造商”,成了教育大师。从社会上的反映看来,聂其文的教育方式蛮有市场的——因为他“成功”了,因为他创造了“奇迹”。至于“成功”的后面有什么,“奇迹”的后面有什么,人们是不会关心的。这个时代,有太多的失败者和失意者,他们像聂其文一样把雪耻的希望寄托到孩子的身上,聂其文的方式是有效的,对于他们来说简直就是一跟救命的稻草。即使是法西斯的方式,他们也觉得也无可厚非:我们处在一个竞争激烈的世界上,“成功”是唯一的,手段则可以不加考虑。
   在这样可怕的现状下,鲁迅先生早年说过的“我们怎样做父亲”的命题,不仅还没有过时,还更有针对性了。而且,这一命题还可以扩展成为“我们怎样做老师”、“我们怎样做教育者”。谁能够问心无愧地回答这一系列问题呢?上至教育部长,下到一个民办教师或者一字不识的家长?
   而我最担心的还是小聂的心理状态。在父亲的法西斯式的教育下,他的心理已经扭曲了。如何使自己的心理回到常态,对聂愿愿来说,是艰巨的工作和严峻的考验。如果他过不了这一关,他今后很难在人生路上有所作为。而且,心理不健全的天才是危险的。这样的天才我们已经有过好几个。前几年在美国枪杀几位科学家的博士卢刚,就是这样的天才。智慧超群,学问一流,但是心胸狭窄,易走极端,最后酿成震惊世界的惨剧。我当然不愿意看到再出现这样的悲剧。
   教育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位。任何不把人当“人”的教育都是我所反对的教育——包括聂其文这位“神童制造商”的教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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