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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她是中国的“犹太人”——写给刘霞
·偶尔抽抽
·签名,还是不签?----由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看《零八宪章》(之一)
·如何将真理从谎言中拯救出来?——读茨普金《巴登夏日》
·中共的硬与软
·签名的价值——从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看《零八宪章》(之二)
·但开风气不为帅——读《包遵信纪念文集》
·杀戮不能获取正义
·让网络监督的风暴更猛烈
·民权乃公理,宪法实良图——从康有为与章太炎的论争看零八宪章的改良主义
·希拉里进大观园
·我们共同的人性尊严----《零八宪章》与亚洲人权宪章之比较
·围巾送给温家宝,不如送给刘晓波
·家宝原来爱读书
·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与四川大地震----苏联和中国政治转型的比较
·胡锦涛与查天赐的幸福指数
·当代大学生人权意识的觉醒——论谭卓案与邓玉娇案中大学生的角色
·从邓玉娇案看公民拥有武器的权利
·中国是民主化的例外吗?----"六四"二十周年对中国改革路径的反思
·航母可以实现“强国梦”吗?
·从此革命不输出,自己家里瞎折腾
·从《零八宪章》看一百年前的立宪运动----为刘晓波失去自由一百天而作
·黄光裕与刘晓波
·北韩是中共豢养的一条狗
·六四是中国人的清明节
·他们让奥运会失去了重量
·盛世出国虎?
·坦克再上长安街
·毛泽东阴影下的胡时代
·释放刘晓波才是不折腾
·莫将罪犯当英雄
·巨资封口 人命关钱
·我可以不喜欢奥运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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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泥足巨人:苏俄崩溃的秘密》(2010年完成)
·元帅在黎明前死去——读卡尔夫《被枪决的苏联元帅》
·“透气孔”和“萤火虫”——读爱伦堡《人•岁月•生活》
·故乡是比远方更远的地方
·那插入天际是十字架——俄罗斯的教堂
·被囚禁的海燕——访高尔基故居
·是非成败,转头不空——读《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
·大堤的崩溃,始于哪一颗螺丝钉?——读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
·被忘却,是他的光荣——读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
·爱祖国,更爱真理
·记忆之城圣彼得堡
·沉默的夜莺
·布衣出版家的传奇人生
·你的生命被照亮
·星际语言
·那张夺走你灵魂的审讯桌
·他们也不能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读姆列钦《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克里姆林宫的女主人们
·老鼠之城梅什金
·白石之城苏兹达尔
·帝国兴衰的缩影:从夏宫到冬宫
·在黑暗深渊的入口处——读布伦特与诺莫夫《斯大林晚年离奇事件》
·爱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爱文学
·斯大林是杀死斯大林的凶手——读布伦特与诺莫夫《斯大林晚年离奇事件》
·他撬动了最下面那块基石——读叶梅利亚诺夫《未经修改的档案:赫鲁晓夫传》
·普京之谜----读布洛茨基《普京:通往权力之路》
·苏联的失败是道德与精神的失败——读《20世纪的精神教训——戈尔巴乔夫与池田大作对话录》
·他们与法西斯何其相似
·老大哥的眼睛在盯着你——读纪德《从苏联归来》
·党的覆灭就是国家的覆灭
·“缓慢改革”就能拯救苏联吗?----读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
·是沉入深渊,还是凤凰涅磐?——评《来自上层的革命》
·专制不可能达成稳定——读盖达尔《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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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台湾不是殖民地(2010年完成)
·李敖对决李肇星
·大陆媒体上的台湾人
·马英九背负历史之重
·马英九如何充当两岸的“牵线人”?
·视港澳台记者若家奴
·从北高市长选举看台湾政局走向
·港台唇亡齿寒
·台湾究竟有多乱?
·蒋毛后代两重天
·反认他乡是故乡——评李敖的大陆之旅
·龙应台为何不批评大陆?
·蒋经国与殷海光:台湾解严的枢纽人物
·谁把台湾当敌人看待?
·台湾:走在民主的光明之路上
·不义之财赠不义之人——评中国富豪“台湾炒楼团”赠李敖三千万巨款之“佳话”
·用“野火”融化“冰点”----读龙应台《请用文明来说服我》
·台湾允许大陆电视进入之危害
·以民主机制遏制人性之恶——陈水扁海外洗钱弊案的启示
·魏京生不必替陈水扁辩护
·连吴以共压马
·泼皮式的爱国可休矣——评薛义向李登辉掷瓶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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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卑贱的中国人(2010年完成)
·奉旨吃人余秋雨
·二月河:谁比我更爱皇帝?
·王朔:永远的愤青,永远的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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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激情与恐惧中穿行


   在激情与恐惧中穿行
   ——序张宇光《大学笔记》
   今年春天的某一天,突然接到一个陌生人打来的电话。电话那一端的声音,听起来似乎比我还要年轻,他自我介绍说是北京师范大学八零级的毕业生张宇光,还说读过我写的东西,很喜欢,自己也写东西,并且相信我同样会喜欢他所写的东西。他的口吻很自信,说话也没有什么遮掩。然而,身处九十年代大学校园的我,浸淫在彬彬有礼的交往方式中很久了,已经不太习惯他的这种表达方式。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类电话我接到过很多,而对方刚开始的自信到了后来往往让我极度失望。于是,我便冷淡地告诉对方说,方便的话,把稿子寄给我看看。很快,我便把这个小插曲忘记了。
   几天以后,果然收到了一个厚厚的牛皮纸信封,打开一看,是一部长篇的打印稿。题目是《大学笔记》。我拿起来,随手翻看着。没有想到,一拿起来就放不下了。我从中午一直看到傍晚,匆匆地吃上几口饭,又接着看。夜渐渐深了,平时不熬夜的我,捧着稿子读到东方之既白。
   手上的稿子,我不知道它是小说还是散文,是纪实还是虚构,不知道该把它归入哪一类文体。我原有的文艺理论方面的知识,简直就无法用来界定这部作品。而我一向认为,最优秀的恰恰是那些难以界定的、打破边界的作品。当然,这部作品对我的吸引,并不仅仅因为它的“文体模糊”。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它所表现的是我所没有经历过的、却又渴望经历的八十年代的大学生活。
   我是一九九二年考进北京大学的。那时,八十年代已经是“日暮众山远”,当年的风流人物或者金盆洗手,或者远遁他乡,或者宝刀老去,或者俯首称臣。于是,呈现在我面前的是这样一幅图景:九十年代的北大,宛如一个失血过多的巨人,“大”却“无当”,连站都站不稳,只好跟中国其它不入流的大学一起“与狼共舞”。考托考G的海报和入党申请书满天飞舞,诗人们啃着海子的骨头,国学大师们领着洋人的基金。见钱眼开的教授和傍大款的美丽女生,剪刀加浆糊的毕业论文与抢破脑袋的留京指标,共同构成九十年代风尘仆仆的景色。九十年代的青春,没有爱憎,只有利益;没有激情,只有功用;没有恐惧,只有空虚;没有友谊,只有关系;没有理想,只有当下。我有时甚至想,九十年代,还有没有配称为“大学生”的这一个群体?
   九十年代及其之后的我们,无可奈何地、过早地成熟了。像一颗苹果,还没有经历过一段漫长的、青涩的岁月,就“大跃进”到了“红得发紫”的阶段。
   这样的苹果还有没有美妙的滋味呢?
   我曾经在孔庆东的《四十七楼二零七》中读到他所描绘的八十年代大学生的生活状貌。我自己有幸也住进了编号为“四十七”的这座北京大学研究生楼。然而,在我到四十七楼之前,它早就变得平淡无奇、乏善可陈了。四十七楼仅仅是一个丑陋的火柴盒式的建筑——楼本身怎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楼里住的是什么样的人。孔庆东笔下的“有趣”的人们今天安在?真个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现在,我又在张宇光的《大学笔记》中读到了另一群八十年代大学生的生活情状。
   张宇光所描述的,是北京师范大学八十级的一群大学生的生命历程。他们进入大学的时候,刚刚比我进入大学的时候早了整整一轮。其实,我自己算是赶上了八十年代末班车的一个特例。一九八九年,我刚好初中毕业,那时我已经不求甚解地阅读了大量八十年代的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我的精神世界深深地被八十年代那种磅礴大气、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激情和杞人忧天、惶恐不安、担心被开除“球籍”的恐惧所笼罩。因此,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我是一个没有在八十年代度过最宝贵的青春期的“八十年代人”。这一精神源泉,使得我跟我的同代人格格不入、而与比我年长的八十年代人异常亲近。自然,也使得我如此热爱孔庆东的《四十七楼二零七》以及张宇光的这本“莫名其妙”的小说。
   我的师兄王枫博士曾经批评我说:因为没有在八十年代生活过,所以不免把八十年代美化了。这确实是我的偏颇。然而,同样真实的是,九十年代末的北大里,在更年轻的一批学子当中,再也没有像王枫一样在元旦的夜晚狂喝滥饮,醉倒在静园厚厚的雪地上的孩子了。张宇光的笔下,八十年代不仅不是“阳光灿烂的日子”,而且理所当然的是阴暗多于光明、龌龊多于美好、失败多于成功、彷徨多于奋进。八十年代是如此,九十年代也是如此,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是如此。但是,张宇光的文字里透露出一种九十年代不可能拥有的鲜活和真诚,这恰恰是八十年代最值得骄傲的地方。“说起时代,那还是个衣服样式色彩单一,连性别都有些模糊不清的时代。我很难通过衣服记住哪一个人,除了刘春波和他的美国运动短裤。即便是女孩子,她们的衣着也几乎完全在我的记忆中消失了,只剩下一些还算熟悉的面孔。……现在回想起来,我方才深知几十年前的往事已成为历史。”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九十年代大学里的衣着无比鲜亮,名牌服装争奇斗艳,姑娘的裙子越来越短,小伙的牛仔越来越脏,但拥有这些依然无济于事,在灵魂深处,这些姑娘小伙们是如此的千篇一律——就个性而言,个性只属于张宇光笔下的大学生和他们的同代人。
   主人公和第一叙述者林城,总是让我联想起未曾谋面的张宇光本人在电话里的声音。那是一种带着孩子气的声音,那是一种甚至能够让话筒另一端的人感受到它的温度的声音。林城是一个叛逆者的形象。但他的叛逆既不同于《家》、《春》、《秋》里青年们的叛逆,也不同于崔健的叛逆和王朔《动物凶猛》中的叛逆。林城从遥远的昆明刚到北京的时候,去瞻仰童年就开始憧憬了很多年的天安门。他得到了这样与众不同的印象:“头一眼见到天安门我便大失所望。那个在中小学课本及无数宣传画片上总是金光闪闪、巍峨雄伟的清代城楼,到我亲眼所见时竟然是如此的低矮土气,和一座高大些的旧城门没什么区别,更别说匍匐在一旁的大会堂和不远处那个奇丑无比的纪念堂了。……此后,我甚至连长城和天坛都没有去过。我讨厌强加在它们上面的那些言词的意义,那些意义让我无法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待眼前的事物,它们无时不刻不在强迫并威胁着我,使我既厌恶又不知所措。”
   我从这段话里发现了林城,不,张宇光本人基本的文化立场。并且,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将终身坚持这一基本立场。这里所说的“美”和“丑”,内涵和外延都远远大于美学意义上的美和丑。林城的判断是独断的、直觉的,因此也不容他人讨论。所以,那些所谓“中庸”、“客观”、“宽容”、“价值中立”的九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对此是轻蔑且嘲笑的。他们“公正”地说,这就叫“偏激”。而“偏激”的张宇光却洞见到恐惧来自何处:“以后每到一地游玩,我总爱去荒僻无人的地方,那样好歹可以躲过非要你聆听不可的有声或无声的意义解说,能够安安静静地与身边的一切相处,不用受因虚幻的词义而引发的混乱情绪的折磨。一切的麻烦都出语言这个东西上,一经官方确定了某些词语所表示的意义,它居然就能取代实物,成为超越于实物之上的不可动摇的实在,并排斥着所有别的与之不同的描述和解释,不管你是否有什么其它的原因和理由。”我觉得,这段话应该是全书一个汩汩的“文眼”。读到这段话时,我不禁想起了对我的思想有重大影响的法国思想家福柯。我不知道张宇光是否研读过福柯的著作,但这并不重要。我更倾向于认为,这是张宇光的一种生命的顿悟与自觉。他在一个奇特的灵魂的维度上,发现了与福柯相同的真理。他发现了语言与暴力之间共谋的关系。他与他的朋友们,开始了“于天上见深渊”的挣扎。为了抗拒“大词”——换一种说法,也就是正在无可抗拒地衰败中的文明——的统治,为了寻找真正能够“安身立命”的宗教,林城最好的朋友陈恒一个人步行去了西藏,并且葬身在皑皑雪原之中。而后来林城毕业分配的时候,也毅然选择去了西藏,一呆就是整整八年(在西藏的经历,张宇光在另一部长篇《拉萨的月亮》中有极其精彩的讲述)。
   林城披散着满头长发走在残叶纷飞的校园中,“我将听凭自己内心的冲动去做我想做的事,我将开始在生活中真正的冒险,而不只是读书和手淫。我精神振奋,充满希望,一会儿像一个身心纯洁的天使,一会儿又想象着最为淫秽的图景。”纯洁的一面,使我想到了赫塞的《情系青春》;而狂乱的一面,又使我想起了凯鲁阿克的《在路上》。当然,张宇光笔下的人物,纯洁比不上赫塞笔下的基督徒,狂乱也比不上凯鲁阿克笔下的嬉皮士。但正是这种不完全的纯洁、不完全的狂乱以及纯洁与狂乱的杂揉,使得林城、陈恒、刘春波、李山、老武、赵晓东等一干人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而虚伪的辅导员和冷漠的女孩子又与他们“同舟共济”,所有颜色的混合,导致了什么颜色都是,又什么颜色都不是。这才是真正的生活。
   林城写过一首题为《疯子之歌》的长诗,开头的几句是这样的:
   我赤身裸体在旷野中奔走
   我披头散发在山岗上大叫
   我最疯狂 我最放荡
   我诅咒一切并且热爱一切
   我纯洁无瑕又肮脏透顶
   我最疯狂 我最放荡
   爱情与诗歌,是青春最好的发泄孔道。人成为爱情和诗歌的工具。一种类似于宗教信仰和骑士精神的混合物,在林城的身心中油然而生。“那种通过目标明确的自治和自律,带来道德上的优越感,及对自身可能达到的理想境界的痴迷,是我自以为早就烟消云散却不知它已悄然融入了我的血液的因子。一旦这因子被某种权威性和具有权威性和诱惑力的外力所引发,它又将重新在我体内如火如荼地生长漫延开来。它能使我无视现实中所有的艰难险阻、明枪暗箭,绕过所有的龌龊之物与难言之隐,迅捷而光彩地直抵终极。眼下,共产主义理想是如此自然、顺当而又妥贴地和欧洲浪漫诗人的追求合二为一,甚至与所有宗教的极致境界并无大异……”这是张宇光对同代人精神结构的深入剖析。这一剖析让我的眼睛为之一亮,它没有遮蔽什么,也没有扭曲什么,它不试图批判,也不试图概括。所以,它真实。
   林城一个人,从开头说到了结尾。即使是人物的言行和心理活动,也通过林城来转述。在十多万字的“四不像”式的作品中,我找不到一个引号,也就是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人物对话。我相信,显然不是作者不会写人物对话,而是有意为之。不管这一尝试成功与否,我对作者尝试的勇气向来都抱以热切的赞赏。在作品的某些地方,也许存在着“议论”压倒“叙事”的缺点,从整部作品来看,细节也稍稍显得不够。但是,有一个细节却让我久久难以忘怀。那是八十年代初北京的一个“无可救药”的冬天,元旦节,林城他们全宿舍的人都到北京同学余明家中过节。午饭从下午三点开始做起,两个多小时后,刚包出来的两三百个饺子便不见了踪影。晚上再吃涮羊肉、炒菜,喝二锅头和啤酒,一直闹到半夜。回到宿舍,最后一个项目是抽烟聊天。“星星点点的红光在穿堂而过的寒风中闪动着,那天晚上大家聊了很多,大都是酒后的醉话,有一句没一句的,又没有固定的话题。”这一段也许是全书中最动情的文字了。不知道宇光兄自己是不是这样认为的,反正我是被深深地打动了。“我之所以开始用‘我们’这个词,是因为当时我在同宿舍的每一个人身上,都感受到了一种友谊和信任,这是前所未有的。从那时起到毕业,那间号码为‘三三一’的混乱而拥挤,一共住了九个男生的宿舍,一直都给我一种温暖如家的感觉。生活在屋子里的九个人,也从未再欺骗、背叛过对方,包括刘春波和赵晓东在内。这也是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我们’、‘集体’、‘大家’和‘同学’这几个词的含义。它们所表示的意思与过去别人告诉我的完全不同,而我也只能在真正感受到它们时才能正确地使用它们。或许对每一个汉字及词语,我都必须自己重新去认识并定义,尤其是在我写作的时候。”这是作品中最亮的亮色。尽管在文字背后依然渗透着浓浓的伤感。这样的时刻,一夜足矣。十多年之后的大学宿舍里,已经流行“君子之交淡如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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