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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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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务的最后自白
·读《午夜日记——叶利钦自传》
·北大的“准官僚社群”
·北大校庆:一个斑斓的肥皂泡
·北大与周星驰
·风暴中的燕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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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铁磨铁》(上海三联出版社)
·《铁磨铁》目录
·《铁磨铁》序:读友
·网络上下的“杀人”
·作为“文化摇头丸”的书法
·首相府里的“楚河汉界”
·铁蝴蝶飞不动了
·海瑞的清官神话
·金庸的伪善和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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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婴:你不仅仅是“鲁迅的儿子”
·韩东:请不要侮辱“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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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阳初与李昌平
·哪里有柔软的石头?——为柔石诞辰一百周年而作
·史玉柱:点石成金的狂想曲
·首相府里的“楚河汉界”
·日本人的“自尊心”
·张健——一个人的横渡,还是一个民族的横渡?
·无耻者无畏
·“民工跳楼秀”——一个多么冷酷的新词汇!
·谁在伤害我们的自由?
·龙永图的悲与喜
·优孟中国
·从太空中看,地球没有边界……──写给为人类宇航事业献身的英雄们
·怎样做一个演员
·那跟天上的星空一样灿烂的……
·田震价值百万的“名誉”
·记忆与呼喊──向索尔仁尼琴致敬
·卢跃刚的恐惧
·《铁磨铁》代跋:求索爱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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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铁与犁》(长江文艺出版社)
·第一章 历史在这里徘徊
·第二章 近代的歧路
·第三章 以日本为桥梁的时代
·第四章 大东亚之梦
·第五章 倾国之痛
·第六章 没有硝烟的生死搏斗
·第七章 光荣与耻辱
·第八章 没有完成的审判
·第九章 日本为什么不忏悔?
·第十章 寻找日本的良心
·第十一章 拒绝遗忘与捍卫尊严
·第十二章 祈祷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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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成的反抗

   
   未完成的反抗
   
   “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古往今来,多少铁一样的英雄都得面临这个严峻的问题。我在阅读《柏杨回忆录》的时候,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柏杨回忆录》,柏杨口述,周碧瑟执笔,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7年7月出版)
   柏杨的一生,有如黄河一般九曲回肠。从自幼丧母、饱受后母虐待的童年到追求自立、四处漂泊的青年,从以笔为刀枪的事业到高压下不幸的婚变,从漫长的牢狱之灾到晚年迟到的幸福,他的人生真像一瓶打翻的五味瓶,各种各样的滋味搅和在一起,再也分辨不出了。在这本回忆录中,柏杨对自己的一生作了最为真切的回顾。他是悲情台湾扛着沉重的闸门的人之一。但他并没有以之为自豪,相反,他谦卑地、冷静地回忆着过去的一切。与李敖在《李敖快意恩仇录》中的笑傲江湖、老而弥狂不同,柏杨的回忆录保持了一种较低的调子,正像他自己所说:“我并不认为我是天下最受苦的人,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比我更受苦,这是民族的灾难,时代的灾难,而不是某一个人的灾难。回顾风沙滚滚的来时路,能够度过这些灾难,我比更多的中国人要幸运得多,这使我充满感恩之情。”我相信,他的这种说法基本上是真诚的。

   柏杨既是杂文家又是小说家,他对自己的小说很得意,但无可质疑的事实却是:作为杂文家的柏杨比杂文小说家的柏杨成功得多、重要得多。杂文给柏杨带来声誉,也带来灾难;杂文使他家庭破裂,也使他成为台湾民主化的先行者之一。当惊涛骇浪过去以后,柏杨解释当年自己为什么要选择写杂文:“杂文富于社会批判功能,像一把匕首或一条鞭子,它虽不是鲁迅先生所创的文体,但却由他发扬光大。它更是对抗暴政的利器,因为它每一次出击,都直接击中要害。”在50年代之后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败退台湾的国民党在孤岛上实行严酷的白色恐怖,造成严重的后果:“在那个威权至上而肃杀之气很重的年代,文化像一片沙漠,社会如一潭死水。”恰恰正是这样的时刻,杂文成为公意的唯一表达。孤岛之内,几人有胆有识,几人坚持“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而柏杨当之无愧的是其中几个最坚贞的自由知识分子之一,“一遇到不公不义的事,就像听到号角的战马,忍不住奋蹄长嘶”。
   柏杨在回忆录中再次揭露了调查局的残忍和凶暴。在极权主义横行的地方,秘密警察享有“治外法权”,是邪恶力量最集中的代表。由蒋氏父子直接控制的秘密警察,制造了罄竹难书的、比皇权时代更骇人听闻的文字狱。阿伦特说:“恐怖手段是极权主义政府管理的真正中介。”柏杨在书中谈到一个名叫沈源嫜的女记者的遭遇:她的全身被剥光,在房子对角拉上一根粗大的麻绳,架着她骑在上面,走来走去。她哀号和求救,连厨房的厨子都落下眼泪。那是一个自有报业史以来,女记者受到的最大羞辱和痛苦。当她走到第三趟,鲜血顺着大腿直流的时候,唯一剩下的声音, 就是:“我说实话,我招供,我招供……”她要求调查员们把她放下来,暂时离开,允许她自己穿上衣服。调查员离开后,她知道更苦的刑罚还在后面,自己招供不出从来没有做过的事,于是就在墙角上吊身亡。柏杨悲愤地说:“这个60年代的著名记者,除了留下若干有价值的采访文稿外,最后留下来的是一双几乎暴出来的眼睛,和半突出的舌头。”柏杨还涉及到当年亲自审讯、毒打自己的调查员刘展华。在解严以后,刘展华死不忏悔、百般抵赖,摇身一变成了保护民主人士的“好人”。有一次两人见面,刘展华春风满面,热情地握着柏杨的手,好像是昨天才分别的老朋友,夸奖柏杨气色不错。当柏杨的妻子质问他当年打人的经历时,刘展华忽然间紧靠柏杨,双手握住柏杨的手臂,微笑着说:“柏老,我们从来不做这件事,你说是不是?”面对他“坦荡无邪”的表情,柏杨不知道如何回答。刘展华身上的“人性”早已荡然无存,他完全沦落为极权主义的“螺丝钉”。他从属于体制,所以他是“无罪”的——当年也在为“真理”而兢兢业业地工作。对于秘密警察制度,柏杨有深刻的反思:“情治单位有存在的绝对必要,但运用不当时,也会凌虐人民,所以我希望,严防它成为维持一个人或一个党的权力的工具,必须在保护人性尊严的大前提下办案,使情治单位成长为国家必要的善。”而要实现柏杨的理想,根子在于摒弃极权社会,建立民主社会。英国学者吉登斯在《民族——国家与暴力》一书中指出,在斯大林主义、纳粹主义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三个社会中,“系统地使用暴力与使用秘密警察网络是结合在一起的,秘密警察广泛而频繁地逮捕政治触犯者,这些现象与国家严格指导文化活动有密切的关系。”国民党的独裁体制,正是融合了以上三个社会的“精华”,因此也就更加残暴、更加严密。
   在读这本《柏杨回忆录》的过程中,我多次被其中的细节所感动。在书中的柏杨,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人权和民主的斗士。然而,我在1999年5月台港的有关报刊上,却读到了另一个柏杨的形象。当李登辉出版向日本帝国主义献媚的《台湾的主张》时,柏杨积极主动地给“总统大人”抬轿子,亲自出席新书发表会,并与李登辉亲密地站在一起。难道他忘记了,李登辉是独裁的国民党的余孽,是无数的手上沾着鲜血的“刘展华”之一?李登辉仅仅抛出一个小小的诱饵——捐出《台湾的主张》典藏版两千本的版税,作为筹建人权纪念碑的资金。结果,柏杨就乖乖地上钩了。我纳闷:饱经沧桑的柏杨为什么看不出李登辉如此小儿科的手腕?筹建人权纪念碑诚然是好事,但为了崇高的目的也不能选择卑劣的手段——有些脏钱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要的。一旦要了,而且用于修建人权纪念碑,简直就有辱“人权”两个字。如此一来,柏杨自己一世威名也就毁于一旦。苦难没有打垮柏杨,他却在新时代里垮了下来。与李敖的决绝相比,柏杨晚年的妥协让我深深地失望。他的抵抗还没有完成,就丢盔弃甲了。柏杨这位半截子的英雄,既让我肃然起敬,又让我深深地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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