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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布衣出版家的传奇人生
·你的生命被照亮
·星际语言
·那张夺走你灵魂的审讯桌
·他们也不能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读姆列钦《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克里姆林宫的女主人们
·老鼠之城梅什金
·白石之城苏兹达尔
·帝国兴衰的缩影:从夏宫到冬宫
·在黑暗深渊的入口处——读布伦特与诺莫夫《斯大林晚年离奇事件》
·爱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爱文学
·斯大林是杀死斯大林的凶手——读布伦特与诺莫夫《斯大林晚年离奇事件》
·他撬动了最下面那块基石——读叶梅利亚诺夫《未经修改的档案:赫鲁晓夫传》
·普京之谜----读布洛茨基《普京:通往权力之路》
·苏联的失败是道德与精神的失败——读《20世纪的精神教训——戈尔巴乔夫与池田大作对话录》
·他们与法西斯何其相似
·老大哥的眼睛在盯着你——读纪德《从苏联归来》
·党的覆灭就是国家的覆灭
·“缓慢改革”就能拯救苏联吗?----读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
·是沉入深渊,还是凤凰涅磐?——评《来自上层的革命》
·专制不可能达成稳定——读盖达尔《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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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台湾不是殖民地(2010年完成)
·李敖对决李肇星
·大陆媒体上的台湾人
·马英九背负历史之重
·马英九如何充当两岸的“牵线人”?
·视港澳台记者若家奴
·从北高市长选举看台湾政局走向
·港台唇亡齿寒
·台湾究竟有多乱?
·蒋毛后代两重天
·反认他乡是故乡——评李敖的大陆之旅
·龙应台为何不批评大陆?
·蒋经国与殷海光:台湾解严的枢纽人物
·谁把台湾当敌人看待?
·台湾:走在民主的光明之路上
·不义之财赠不义之人——评中国富豪“台湾炒楼团”赠李敖三千万巨款之“佳话”
·用“野火”融化“冰点”----读龙应台《请用文明来说服我》
·台湾允许大陆电视进入之危害
·以民主机制遏制人性之恶——陈水扁海外洗钱弊案的启示
·魏京生不必替陈水扁辩护
·连吴以共压马
·泼皮式的爱国可休矣——评薛义向李登辉掷瓶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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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卑贱的中国人(2010年完成)
·奉旨吃人余秋雨
·二月河:谁比我更爱皇帝?
·王朔:永远的愤青,永远的痞子
·仿余秋雨原韵,含泪劝告北大清华教授勿上访书
·钱钟书:中国人文化心理上的一道花边
·中国人都是“会做戏的虚无党”——“优伶中国”之一
·宫廷和皇帝的“优伶化”——优伶中国之二
·朝廷和官场的“优伶化”
·儒林和文苑的“优伶化”——优伶中国之四
·贾平凹:废都里的废人
·余秋雨:你的眼泪随风而飞
·民间和江湖的“优伶化”
·冷眼旁观季羡林的“祝寿大会”
·贾樟柯:一个并不独立的“独立导演”
·谁是“反动人士”?——杨澜如何为丈夫吴征的假学历辩护
·张艺谋选了胡锦涛最爱的歌曲
·劣马方吃回头草——评刘再复访谈《又见故国、古都与故人
·中国人,你的厕所有多脏?
·谁将魔鬼当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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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香港沉没(2010年完成)
·香港基督徒怎样活出丰盛的生命?
·温家宝先生,你没有资格让中国的孩子充当“杜鹃”和“精卫”
·梁家麟院长为何“变脸”?
·毛泽东陈永贵才是真汉奸
·香港科技大学的“自我检查”
·穿布鞋的陈日君枢机
·从马力到叶刘淑仪
·香港成为大陆维权者的“出气筒”
·永远的梅艳芳
·陈方安生与叶刘淑仪:两个女人的战争
·“有容乃大”的“香港经验”
·“自由行”何以自由?
·反贪局与廉政公署
·港人也上访
·因为无知,所以无畏
·爱国港胞不可放过习近平的卖国行径
·剥开香港“爱国贼”的画皮
·李柱铭与胡锦涛,谁在“卖国”?
·投给叶太的十三万张票
·叶刘淑仪综合症
·香港与深圳水火不容
·谁之香港,何谓主权?
·“港台腔”与“北京腔”
·香港成为大陆维权者的“出气筒”
·香港是华人世界的灯台
·中共能活在二○一七年吗?
·奴隶主与奴隶的“沟通”
·自由港变成大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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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顶上是自己的权利

   
   头顶上是自己的权利
   
   1999年8月27日《南方周末》的头版头条是“老百姓利益屡屡被侵害,熊国剑不顾安危鸣不平”,这则报道写的是一名小县城的中层干部、兼职记者为民请命的故事。
   报道主要描写了四个故事:“烤烟税”事件、拔秧事件、冰毒事件、砍树事件。在这四个事件中,熊国剑充当的都是“包青天”的角色——尽管他不具备包公的权力和威望,但是他却具有包公浩然的正气和无比的勇气。例如,在拔秧事件中,乡镇干部为了建成“中国香柚之乡”,推行稻田改种香柚,要打一场“香柚下水田的人民战争”。但是,这一措施没有得到村民们的支持,村民照样栽种水稻。在受到县里“工作力度不够”的批评后,镇领导下令强行拔掉长势喜人的秧苗。熊国剑得知这一惊人的消息后,愤然写下《秧苗何辜,遭此劫难》的文章,在1997年7月30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之后《湖南日报》连续4期在头版发表评论,指出个别地方政府任意侵害农民利益,是导致干群关系紧张的根源。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镇政府对被拔秧苗的农民作出道歉并赔偿了经济损失。然而,正因为熊国剑敢于说真话、敢于曝光阴暗面,在县城里被许多人像避瘟神一样躲开。他认为,“我违背了游戏规则”。《南方周末》的长篇报道对熊国剑的人格大加赞赏,称赞他“是一个把自己的饭碗看得不重,至少看得比老百姓的利益、比公平和正义要轻的人”。然而,记者同时也承认,“这样一个人,还能保住自己的饭碗,就已经是个奇迹”。

   熊国剑的故事是真实而感人的,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他的故事毕竟是一个“奇迹”。过度渲染“奇迹”,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头;要把“奇迹”普遍化,更是缘木求鱼。在我看来,比宣扬“奇迹”、树立典型更加重要的是探讨制度的建构和完善,以及对底层的老百姓进行权利意识、民主意识的启蒙工作。中国有十亿以上的农民,有四亿以上的文盲,当他们的权利和利益受到侵犯的时候,总不能指望出现成千上万的熊国剑和熊国剑式的人物来为他们伸张正义吧。
   这则报道的两名执笔者都是我的好朋友。方三文是我的同班同学,而迟宇宙则是比我低一个年级的师弟。他们都跟我一样在“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京大学度过了最宝贵的青春时代,并在青春时代里孜孜不倦地寻求真理和正义,坚持不懈地寻求民主和科学。毕业分配到《南方周末》以后,他们秉承着“五四”前辈的精神,在前沿阵地上冲锋陷阵,为百姓鼓与吹,为民众呐与喊,克服了重重的困难,承担着无边的压力,让身处校园的我深感敬重。但是,我对他们两人联合执笔的这则报道有着不同的看法。
   报道的第一部分是“有冤屈去找熊国剑”,开头是这样写的:1998年6月的一天,三位青年农民来到湖南省江永县交通局副局长熊国剑的家中,“扑通”一声跪在他的面前。他们是来找熊国剑反映他们抵制一次不合法选举后的遭遇的。在这则报道的中间,有熊国剑及关于他的新闻报道的大幅照片,其中有一则标题最显眼——“我下跪,只求选举合法”。显然,两位记者只是把这一场景当作凸现熊国剑本人在老百姓心目中地位的最有说服力的材料。但在我看来,它却从反面说明了农民们权利意识和法治意识的薄弱,甚至熊国建本人也好不了多少。我注意到下跪的是三个“青年”农民而不是白发苍苍的老人。青年农民在人权意识和民主意识上,本该比他们的长辈有所进步。但是,他们居然跟老人一模一样,一遇到冤枉事、一遇到有可能替他们伸冤的人,膝盖就发软,就情不自禁地下跪。这并不是什么值得宣传的好事——农民从向皇帝下跪到向熊国剑下跪,难道是一种进步吗?而熊国剑在写报道时,也对农民的下跪大肆渲染。让我疑惑的是:依靠下跪得来的选举,难道可能是“合法”与“合理”的吗?对于这一情节,记者应当换一个视角。比表扬熊国剑的伸张正义更加紧迫的是,追问农民为什么如此“喜欢”下跪?
   根据我的阅读体验,我发现这则报道的基本思路还停留在人治时代。著名学者丁学良认为:“中国政治文化中的‘法统’观念是发展不完全的、单维的,它只强调道德的、心理的因素,忽视法律的、程序的要素。”由此观之,老百姓真正靠得住的是一整套法律制度和他们自身越来越健全、越来越清晰的权利意识。我们的头顶上从来就没有过青天大老爷和救世主,今天也不会有,将来更不会有。我不否认熊国剑们“星星之火”的意义,我也知道在民间有许许多多这样可敬的人在努力着。但是,我更坚信:即使“克隆”的技术盛行了,我们将熊国剑式的有强烈的正义感和献身精神的人物克隆千万个,依然不会最终解决中国的问题。依靠外在的力量,永远不可能建立起内在的自由来。我们每个人的解放,都得依赖于我们每个人内在的渴望和个体自发的努力。权利是不可能靠别人给予的,别人给予的东西就不是权利了。权利不是靠他人“伸张”来的,而是靠自己争取来的。
   在人治时代,官方意识形态的核心是“人心”而不是法治。中国的政治哲学历来就宣扬“内圣外王”的理想,好的统治者号称是“以德治天下”。中国的政治文化把注意力全部集中于如何以道德来规范统治者,而极少考虑如何发展其它的方法来制约政治权力。中国的政治思维隐含着对政治权力和当政者的最高期望,相信权力不过是手中之“器”,不会改变使用它的人的品质;相信统治者通过不断的学习和修养,能够大公无私,运用手中的权力为国为民谋福利。所以,如何让好的统治者有更多的权威、使政府更加有力和有效就成为中国政治思考关切的主要问题。这一思路依然笼罩着我的两位在北大受过最好的有关民主和自由的教育的好朋友,这无论如何都让我感到失望。以上的这则报道,折射了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假如我们大大小小的各级干部全都是具备了熊国剑式的人格和品质,那么中国的一切问题岂不就迎刃而解了吗?还要法治干什么?还要权利干什么?这种“出发点很好”的思路会导致怎样的结果呢?丁学良指出:“以权力的性善论为出发点的中国人数百年来专注于找到‘最好的’人君,但却极少碰上德才兼备的明主,经常碰上的倒是伪善而残酷的统治者。”
   相反,近代以来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政治思维是基于对政治权力和当政者的最低期望之上,即认为权力的本质是恶的,统治者易于滥用权力。因此,如何防止统治者运用权力作恶便成为现代西方政治思考关注的焦点。于是西方人设计出一套又一套的对权力的监督和制衡机制,它们的总和就构成现代民主制度的基本部分。正如丁学良所说:“以对权力的性恶论为出发点的现代西方人数百年来专注于防止统治者做坏事,结果他们得到的富远见、有作为的统治者显然超过中国人所得到的,而他们得到的坏统治者肯定远少于中国人得到的。否则,西方不会崛起和强盛起来。”
   权利是天赋的,权利属于我们每个人。只有我们每个人的权利意识和民主意识大大地发扬起来,权力才会受到有效的限定和制约。在我们的头顶上,是我们每个人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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