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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城市的灵魂
·人生三境
·温暖所有的回忆和孤单
·马科斯夫人:无耻者无畏
·正在消逝的老院子
·丽江,更接近天空的地方
·读谢泳《没有安排好的道路》
·读秦晖、金雁《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
·从莫言《檀香刑》看中国当代文学的缺失
·乡村生死场
·读“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
·何处寻找安慰?
·从虹影小说《K》说起
·评陈凯歌《少年凯歌》
·读黑塞《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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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天安门之子》(香港开放出版社)
·包遵信:余杰《天安门之子》序中国新一代知识份子的崛起
·《天安门之子》自序:致“警察读者”的公开信
·晤蒋彦永,谈说真话
·“政治文明”时代的“党国逻辑”
·杨子立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
·记住历史,记住母亲──在美国芝加哥纪念「六•四」十五周年音乐会上的演讲
·罗大佑的撕护照与张惠妹的被封杀
·屠夫崇拜:从张献忠到毛泽东——为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而作
·刘军宁遭遇“警察大学”
·吴祖光的铁骨柔肠
·解放军原来是家奴
·熊德明与李昌平的困惑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蒋彦永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
·爲每一个被杀害的生命祈祷──达赖喇嘛与「六•四」屠杀
·向西藏忏悔──读《雪山下的火焰:一个西藏良心犯的证言》
·自由之魂 从雷震到林昭
·香港还有爲“六•四”魂牵梦绕的勇敢者
·余杰、余世存对北大「一塌糊涂」网站被关闭的声明:我们不能再忍受这样的耻辱
·师涛:一个失去自由的自由人
·让我们一起反抗文字狱
·末世贪官最后的疯狂
·自由中国,何以可能?
·中国社会──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从电影《英雄》看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王申酉:死于毛泽东暴政的思想者
·基督徒如何看待法轮功信仰
·谁在“移山”?——“文学与艺术:说出真相”研讨会上的发言
·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他让“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抓住中宣部的"黑手"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公开信
·莫把大学当监狱
·中共腐败官僚的“信仰”
·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
·“万人杰文化新闻奖”答谢辞
·丁子霖女士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公开信(余杰代拟)
·就法国政府致力于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
·蒋彦永医生,中国的良知从你开始复苏
·十年改革,一夜屠城
·“船坚炮利”不会“强国富民”
·北大的沉沦与右派的风骨
·不一样的葬礼,不一样的时代
·中共有过“不独裁”的时代吗?
·沦为受虐狂的中国作家:著书都为颂毛魔
·向西藏忏悔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
·“太空秀”能够秀到几时?
·新左派们为何不对重庆的灾难发言?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中共是“唯物党”还是“谶纬党”?
·朱镕基:清官神话的终结
·世界人权日这天,特务掐断了我的电话
·让我们记住那些参与罪恶的人
·永不“引咎辞职”的中共官僚
·新版的“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官逼民死
·邓小平的“亲民秀”
·邓朴方的获奖与联合国的堕落
·写给为李思怡而绝食的朋友们
·揭开“文革”的红盖头
·为了自由,我们愿意献身:在民主基金会的演讲
·没有理由乐观的“后江时代
·连战在大陆最该说的一句话
·赵紫阳不是你们的“同志”
·永远站在自由一边
·毛泽东在抗战中的所作所为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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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致帝国的悼词》(香港田园书局)
·胡平:余杰《致帝国的悼词》序言
·《致帝国的悼词》自序:我的生命被这天分成两半
·是怯懦,还是虚伪——有感于温家宝谈“六•四”事件
·拆除北京的“靖國神社”——毛泽东纪念堂
·这样的审判只能用荒谬来形容——抗议湖南长沙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师涛十年徒刑
·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有感
·自唾其面——就王光泽被解聘致《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发行人沈灏的公开信
·一个人的“大屠杀博物馆”——中国作家廖亦武的文学与人生
·活着,记忆着,忏悔着,控诉着——序鲁礼安之文革回忆录《仰天长啸》
·是资本巨鳄,还是末世怪胎?——从原健力宝总裁张海的被捕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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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钱理群老师的一封信


   致钱理群老师的一封信
   钱老师:
   您好。您的信我反反覆覆读了好多遍。与摩罗交换意见的时候,他对我说,你真幸运,在20多岁的时候就遇到老钱这样的好老师,今天有几个青年有能够得到老师全身心的关心和爱护呢?春节回家,我把您的信给我的父母看,他们都说,钱老师对你就像父母对待子女一样。我想,师生的感情是人类最纯洁最崇高的感情之一,我能够拥有这份感情,也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之一。

   《昆德拉与哈维尔》一文,比较集中地体现了我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的一些想法。除了您信中的批评以外,我还看到一篇十分精彩的批评文章,即崔卫平女士写的《批判,以什么名义?》(载《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1999年3月16日第2版)。另外,王元化先生、雷颐先生也都亲口或者托人带话给我,对我的这篇文章提出他们的一些不同看法。对于您的信和其他几位老师提出的问题,我进行了比较充分的思考,进而对自己思维上的某些偏差有了明晰的认识。因此,我给您写这封信,主要是想阐述我自己对某些立场的坚持和对某些立场的反思。
   先就您信中所提出的几点问题谈一写我自己的看法。
   第一点,批判的锋芒指向谁的问题。您强调“首先要分清极权主义体制下的统治者、压迫者和受害者的界限”,“还应该划清‘奴隶’与‘奴才’的界限”,我完全赞同。我在文章中提到“整体性的罪恶”的概念,并不是采取“一刀切”的方式,让所有人共同承担相同的罪恶。每个人的罪恶的程度是不同的,有的人罪不可赦、情无可原,有的人则罪有可赦、情有可原;有的人承担的是法律意义上的罪恶,有的人承担的是精神意义上的罪恶。我们批判的主要锋芒当然要指向前者,指向罪恶的渊薮,指向奴隶主们和奴才们,指向统治者、压迫者、施暴者以及他们的帮凶、帮忙、帮闲们。
   同时,我们每个公民都应当意识到,面对着一百年以来中国充满血腥的历史,人人都是有罪的——并不能因为自己没有打过人、没有当过官僚、没有贪污过金钱,就有了让自我逍遥的资本。我们共同构成了这片罪恶的土壤。我们对罪恶的漠视、胆怯、遮盖和逃避,大大助长了罪恶的泛滥。美国学者丹尼尔•乔纳•戈德哈根写过一本《希特勒的自愿行刑者》的书,他对大量的史实、幸存者的回忆和追述等资料作了崭新的分析,认为绝大多数德国人是自觉自愿地、狂热地残害和屠杀犹太人的。在许多场合,并没有长官逼着他们下手,可是他们很主动地就下手了。有一个德国人解释说:“我应当承认,每当我们抓到一个可以杀掉的犹太人时,我们很高兴。刑警杀犹太人并不需要得到命令才行,他们往往是自觉执行的。我有这样的印象,许多刑警以杀犹太人为乐。”我进而想到一百年以来发生在中国的、中国人对中国人的屠杀,难道不也与之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吗?以文革为例,数不胜数的惨绝人寰的事件,究竟应该由谁来负责?德国人的罪恶不能全部推给希特勒和戈培尔们,苏联人的罪恶不能全部推给斯大林和贝利亚们,中国的罪恶同样不能推给蒋介石和毛泽东们。
   参与残暴的历史的,无非有三种人,一种是统治者者,一种是殉道者,一种是普通人。对于那些既不是统治者,也不是殉道者的绝大部分普通人、被历史进程席卷而去的普通人,我们当然不能采取批判的方式,但是提醒他们(以及我们自己)时时进行反省依然是必要的。王瑶先生的质问:“应该对罪恶的历史负责的还没有承担罪责,为什么要我们忏悔?”我只同意一半。王瑶先生过高地估计了那些罪恶的制造者们的“觉悟”,要他们忏悔就像让太阳从西边升起来一样。他们不忏悔可以说是某种必然。我们当然要对他们的罪恶有充分的认识,但不必等待他们忏悔以后我们才忏悔。即使他们拒绝忏悔,为了恢复自己的尊严,我们应当先开始忏悔。我们的忏悔并不代表着我们忘却了那些犯下滔天罪行的恶人们,也并不意味着混淆普通人与他们之间的界限。
   就“罪恶”来说,我把它分为两种,一种是人性的罪恶,一种是制度的罪恶。我是一个持“人性恶论”者,我认为用道德的标尺来衡量人是靠不住的,只有深入分析体制的毛病、分析人性本身的缺陷,才有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药方。这一点,我在批评张承志的那篇文章中,有比较充分地展开。我认为,道德至上主义永远只是一剂言不及意的药方。对他人和自己的批判,都应当跟对制度的反思联系起来。最近我在读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所写的回忆录《红色家族档案》,其中写到他们一家人对逃避饥荒时到城里来的地主出身的姥爷、姥姥的冷漠,那段描写让我浑身发冷。罗瑞卿倒台以后,红卫兵毒打罗点点的姥姥,并且将她赶回农村,将老人逼得上吊自杀,而子女辈、孙子孙女辈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罗点点这样写到:“联想到我在红卫兵毒打姥姥时的无动于衷,联想到我在今天仍然无意修补我被扭曲的情感,我对自己的冷酷不免心惊:我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失落了人的基本情感?”罗点点说:“今天我懂得了,几个战争狂人或者某种专制制度都不是世界的最大的危险,最大的危险是隐藏在人性深处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发生在我,我曾非我,发生在人,人会非人,发生在时代,时代就血腥。如果不幸传染蔓延开去,那是世界的末日了。”我认为她的这种反思是真诚的、深刻的。记得您在鲁迅“立人”思想讨论会上曾经说过,“血缘之爱”是人类的基本情感、是一条“绝对不能越过的线”。即使是以革命的名义,也不能泯灭亲情。我们理应思考:百年来中国人为什么屡屡越过这条线去?摩罗在《良知的弹性》一文中,对这个问题作了让人痛心疾首而又心悦诚服的回答。硬化的良知、扭曲的人性与暴虐的体制结合,使罪恶以神圣的名义上演。拒绝“逍遥”是我所坚持的一个立场。
   对于您提的第二个问题,我的再认识是:在一个逐步走向多元文化、多元选择的时代,应当突破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我是在80年代思想启蒙运动中开始了自己的思考,而80年代的思想文化界是以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为基石,如启蒙与救亡、改革与保守、进步与落后等等互相对立的概念。因此,我的思想被打上了深深的二元对立的烙印。我在90年代中期开始自己较为个人化的写作与思考的时候,已经认识到二元对立思维的偏差和简单化,并不断地告诫自己要警惕这种思维方法。在我的许多文章中,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法得到一定程度的压抑,但是它还是时不时地冒出来。例如在《昆德拉与哈维尔》一文中,我在行文的时候,就不自觉地以哈维尔来否定昆德拉。我把哈维尔看成是“圣人”,把昆德拉看成是“智者”,当然有我自己的价值偏向,这种偏向是可以允许的,而且直到现在我也认为哈维尔比昆德拉更加让人肃然起敬。但是,如果把这种价值偏向推展到“宣扬一种‘不是圣人,就是罪人’的道德观”的程度,就有很大的危险。崔卫平在她的批评文章中提出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我十分担心在这样的作者手中,哈维尔是否有可能发展为一根打人的棍子?”我觉得自己还没有走那么远,但是如果我的思路继续滑动,她所告诫的后果并非不可能出现。她在文章中精辟地指出:“试想,如果作为持不同意见的人一方面要求政府听得见他们的不同的声音,另一方面他们自己却不善于倾听来自身边的异议,不从自己的生活开始学会尊重他人的意愿和自由,不去习惯接纳在某些个别问题上和自己意见相左的周围的人们,那么不管他们打着什么旗号,在实际上和他们所反对的人又有什么区别呢?”这段话让我深夜在床上辗转反侧。我在80年代度过自己的启蒙时代,既是我的幸运(相对于在50、60、70年代的人来说,我能够接受到比较丰富的精神粮食),同时又是我的局限所在。鲁迅先生评价自己时说过,我的身上有浓浓的“鬼气”。以前我对这句话的理解不太深入,以为鲁迅也就是随便说说。现在我又有了更深的一层体认:我自己虽然是现有的教育制度的叛逆者,但我的身上依然带有这套教育制度所灌输给我的毒素,我很难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1989年夏天,在还在念初中三年级的我开始第一次自我思考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要不断地把外部世界灌输给我的那些有害的东西呕吐出来。这些年来,我也一直在对自身进行清理,但这一工作远远没有结束的时候。它甚至会与我的生命相始终。我说这么多,并不是为自己辩解,而是努力寻找根源所在,然后自己“对症下药”。
   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是把“多元”落实为一种生活方式。在这一点上,我自己远远没有做到。尽管我常常自以为是地宣称“我是自由主义者”,但我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内心是虚弱的。一元论和二元论的思维时时像孙猴子的尾巴一样冒出来。不仅我是如此,即使是被誉为“自由骑士”的王小波,也时常犯这样的毛病。我很欣赏王小波的一篇批判90年代辜鸿铭热的文章,我对传统文化的热爱者一向是很不以为然的,而且很是怀疑他们的动机。但是我的一位朋友尖锐地指出这篇文章的一个“硬伤”(不是知识上的,而是思想上的)——在文章的结尾处,王小波很愤怒地说“重印他(辜鸿铭)的书,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我奇怪地问:“这算什么硬伤?”朋友很严肃地说:“这难道还不算硬伤吗?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怎么能够说出不允许别人的书重印的话来呢?在美国,只要是在宪法所规定的范围内,连三K党都可以宣讲他们的党章呢。”我仔细一想,有顿悟之感:王小波的硬伤,更是我自己的硬伤啊!启蒙、启蒙,先要“启”的是自己的“蒙”!
   在《昆德拉与哈维尔》一文中,我把哈维尔称为“圣人”,但是我自己也说,这是“姑且称之”,因为我还没有找到更加恰当的说法,所以明知它不准确,暂时用着罢了。我对自己的观点作如下的修正:第一步我们应当争取不当“愚人”,第二步我们应当努力做“智者”,第三步我们尽量向“圣人”的目标追求。(正如您所说,“圣人”的要求是一条“高线”而不是“低线”,我认为是大家眺望的目标。尽管只是“目标”,但大家最好能够具有“眺望”的意识。连向“圣人”这一目标“眺望”的意识都没有的民族,是缺乏创造能力和反思能力的民族。而孤立“圣人”、迫害“圣人”以至于囚禁“圣人”、杀戮“圣人”的民族是彻底丧失了复兴的希望的民族。)在我们这样一个普遍愚民化的社会里,能够成为“智者”已经很不错了。但是,我们还应有“更上一层楼”的愿望,而不能就此止步。我向“智者”们表示我的敬意,他们“醒过来”是因为他们本人经历了无数的磨难和挣扎。我向“圣人”们表示我更高的敬意,因为他们不仅“醒过来”,而且还要“呐喊”、不计成败地“呐喊”,在“呐喊”中申明了个人的尊严、个人的自由和个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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