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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秘密警察能捍卫“铁桶江山”吗?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独裁者的盛宴
·谁是松花江大污染的罪魁祸首?
·温家宝的“大师梦”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从体制外异见作者的真实处境说起——兼论鄢烈山的文风问题
·公审邬书林为期不远
·没有民营媒体,何来新闻自由?
·谁把网络当作洪水猛兽?
·我们为什么要有基本的是非判断?
·宣传部是个什么部?
·抓住“冰点”事件的幕后黑手李东生
·“冰点”之殇与中国新闻界的觉醒
·陈光诚重于温家宝千百倍
·给汉语以自由,给心灵以自由
·独立中文笔会二零零五年度(第一届)“林昭纪念奖”颁奖词
·在二零零五年澳洲墨尔本“亚太地区作家论坛”上的对公众演讲
·言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关于郑北京“爆破作文”案件的感想
·在没有出版自由的国度,作家何为?
·谁是说真话的人?——悼念刘宾雁先生
·谁是中国最大的卖国贼?——评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
·写作是一种捍卫记忆的努力
·这是纪念抗战,还是歪曲历史?
·专制之下无信史——评《东亚三国近现代史》
·两个母亲,一个时代
·“长征”与“鬼地方”
·中共向朝鲜学什么?
·监牢里的“正义——从郭光允和欧阳懿的狱中遭遇说起”
·弱女子撬动“潜规则”——向两位同龄的女教师宋飞和卢雪松致敬
·“海龟”祸国论
·荆棘中的过客——评易大旗的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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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几番魂梦与君同》(同心出版社)
·《几番魂梦与君同——小山词中的爱欲生死》目录
·几番魂梦与君同
·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半镜流年春欲破
·不眠犹待伊
·唱得红梅字字香
·可怜人意,薄于云水
·人情恨不如
·问谁同是忆花人
·又踏杨花过谢桥
·紫骝认得旧游踪
·长恨涉江遥
·从今屈指春期近
·人情似故乡
·伤心最是醉归时
·深情惟有君知
·天将离恨恼疏狂
·相寻梦里路,飞雨落花中
·一寸狂心未说
·一棹碧涛春水路
·正碍粉墙偷眼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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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中国教育的歧路》(香港晨钟书局)
第一卷 凄雨冷风说北大
·谁是北大最优秀的学生?
·北大需要五星级酒店吗?
·北大之殇,可谓国殇
·致没有三角地和旁听生的北大
·北大教授的书房
·北大教授与小学教师
·北大教师的“造反”与教授治校的前景
·中文大学的老树与北大的老房子
·怀念一位远去的北大学长:沈元
第二卷 高等教育的忧思
·还大学生以献血的自由
·大学之门,向谁而开?
·大学的危机与人文教育的缺失
·学历的危机与诚信的缺失
·最有思想的教授最清贫
·“教授”是一种高贵的称呼
·美丽的灵魂,死于不美的时代
·大学不是制造愤青的工厂
·寻求大学的尊严,寻求经济学的尊严——与邹恒甫对话
第三卷 基础教育的困局
·爱的影子
·从中学生萌萌的妙语看今天的师生关系
·忘记孩子的国家没有未来
·我为什么要揭露“爆破作文”的谎言?
·致人于死地的教育非改不可
·解开芬兰的奇迹背后的秘密
·以“童子军”取代“仇恨教育”-
·捍卫公民的受教育权
·雷锋与盖茨:谁是真的英雄?
第四卷 知识分子哪里去了
·贺谢泳受聘厦门大学
·误人子弟的杨帆应当下课
·知识分子是“牛虻”,也是“春蚕”
·钱钟书神话的破灭
·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说真话
·余秋雨:文人无行,忏悔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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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香港晨钟书局)
·《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目录
第一卷 我们的罪与爱
·一颗历尽沧桑依然发光的珍珠——读刘德伟《一粒珍珠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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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钱理群老师的一封信


   致钱理群老师的一封信
   钱老师:
   您好。您的信我反反覆覆读了好多遍。与摩罗交换意见的时候,他对我说,你真幸运,在20多岁的时候就遇到老钱这样的好老师,今天有几个青年有能够得到老师全身心的关心和爱护呢?春节回家,我把您的信给我的父母看,他们都说,钱老师对你就像父母对待子女一样。我想,师生的感情是人类最纯洁最崇高的感情之一,我能够拥有这份感情,也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之一。

   《昆德拉与哈维尔》一文,比较集中地体现了我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的一些想法。除了您信中的批评以外,我还看到一篇十分精彩的批评文章,即崔卫平女士写的《批判,以什么名义?》(载《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1999年3月16日第2版)。另外,王元化先生、雷颐先生也都亲口或者托人带话给我,对我的这篇文章提出他们的一些不同看法。对于您的信和其他几位老师提出的问题,我进行了比较充分的思考,进而对自己思维上的某些偏差有了明晰的认识。因此,我给您写这封信,主要是想阐述我自己对某些立场的坚持和对某些立场的反思。
   先就您信中所提出的几点问题谈一写我自己的看法。
   第一点,批判的锋芒指向谁的问题。您强调“首先要分清极权主义体制下的统治者、压迫者和受害者的界限”,“还应该划清‘奴隶’与‘奴才’的界限”,我完全赞同。我在文章中提到“整体性的罪恶”的概念,并不是采取“一刀切”的方式,让所有人共同承担相同的罪恶。每个人的罪恶的程度是不同的,有的人罪不可赦、情无可原,有的人则罪有可赦、情有可原;有的人承担的是法律意义上的罪恶,有的人承担的是精神意义上的罪恶。我们批判的主要锋芒当然要指向前者,指向罪恶的渊薮,指向奴隶主们和奴才们,指向统治者、压迫者、施暴者以及他们的帮凶、帮忙、帮闲们。
   同时,我们每个公民都应当意识到,面对着一百年以来中国充满血腥的历史,人人都是有罪的——并不能因为自己没有打过人、没有当过官僚、没有贪污过金钱,就有了让自我逍遥的资本。我们共同构成了这片罪恶的土壤。我们对罪恶的漠视、胆怯、遮盖和逃避,大大助长了罪恶的泛滥。美国学者丹尼尔•乔纳•戈德哈根写过一本《希特勒的自愿行刑者》的书,他对大量的史实、幸存者的回忆和追述等资料作了崭新的分析,认为绝大多数德国人是自觉自愿地、狂热地残害和屠杀犹太人的。在许多场合,并没有长官逼着他们下手,可是他们很主动地就下手了。有一个德国人解释说:“我应当承认,每当我们抓到一个可以杀掉的犹太人时,我们很高兴。刑警杀犹太人并不需要得到命令才行,他们往往是自觉执行的。我有这样的印象,许多刑警以杀犹太人为乐。”我进而想到一百年以来发生在中国的、中国人对中国人的屠杀,难道不也与之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吗?以文革为例,数不胜数的惨绝人寰的事件,究竟应该由谁来负责?德国人的罪恶不能全部推给希特勒和戈培尔们,苏联人的罪恶不能全部推给斯大林和贝利亚们,中国的罪恶同样不能推给蒋介石和毛泽东们。
   参与残暴的历史的,无非有三种人,一种是统治者者,一种是殉道者,一种是普通人。对于那些既不是统治者,也不是殉道者的绝大部分普通人、被历史进程席卷而去的普通人,我们当然不能采取批判的方式,但是提醒他们(以及我们自己)时时进行反省依然是必要的。王瑶先生的质问:“应该对罪恶的历史负责的还没有承担罪责,为什么要我们忏悔?”我只同意一半。王瑶先生过高地估计了那些罪恶的制造者们的“觉悟”,要他们忏悔就像让太阳从西边升起来一样。他们不忏悔可以说是某种必然。我们当然要对他们的罪恶有充分的认识,但不必等待他们忏悔以后我们才忏悔。即使他们拒绝忏悔,为了恢复自己的尊严,我们应当先开始忏悔。我们的忏悔并不代表着我们忘却了那些犯下滔天罪行的恶人们,也并不意味着混淆普通人与他们之间的界限。
   就“罪恶”来说,我把它分为两种,一种是人性的罪恶,一种是制度的罪恶。我是一个持“人性恶论”者,我认为用道德的标尺来衡量人是靠不住的,只有深入分析体制的毛病、分析人性本身的缺陷,才有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药方。这一点,我在批评张承志的那篇文章中,有比较充分地展开。我认为,道德至上主义永远只是一剂言不及意的药方。对他人和自己的批判,都应当跟对制度的反思联系起来。最近我在读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所写的回忆录《红色家族档案》,其中写到他们一家人对逃避饥荒时到城里来的地主出身的姥爷、姥姥的冷漠,那段描写让我浑身发冷。罗瑞卿倒台以后,红卫兵毒打罗点点的姥姥,并且将她赶回农村,将老人逼得上吊自杀,而子女辈、孙子孙女辈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罗点点这样写到:“联想到我在红卫兵毒打姥姥时的无动于衷,联想到我在今天仍然无意修补我被扭曲的情感,我对自己的冷酷不免心惊:我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失落了人的基本情感?”罗点点说:“今天我懂得了,几个战争狂人或者某种专制制度都不是世界的最大的危险,最大的危险是隐藏在人性深处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发生在我,我曾非我,发生在人,人会非人,发生在时代,时代就血腥。如果不幸传染蔓延开去,那是世界的末日了。”我认为她的这种反思是真诚的、深刻的。记得您在鲁迅“立人”思想讨论会上曾经说过,“血缘之爱”是人类的基本情感、是一条“绝对不能越过的线”。即使是以革命的名义,也不能泯灭亲情。我们理应思考:百年来中国人为什么屡屡越过这条线去?摩罗在《良知的弹性》一文中,对这个问题作了让人痛心疾首而又心悦诚服的回答。硬化的良知、扭曲的人性与暴虐的体制结合,使罪恶以神圣的名义上演。拒绝“逍遥”是我所坚持的一个立场。
   对于您提的第二个问题,我的再认识是:在一个逐步走向多元文化、多元选择的时代,应当突破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我是在80年代思想启蒙运动中开始了自己的思考,而80年代的思想文化界是以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为基石,如启蒙与救亡、改革与保守、进步与落后等等互相对立的概念。因此,我的思想被打上了深深的二元对立的烙印。我在90年代中期开始自己较为个人化的写作与思考的时候,已经认识到二元对立思维的偏差和简单化,并不断地告诫自己要警惕这种思维方法。在我的许多文章中,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法得到一定程度的压抑,但是它还是时不时地冒出来。例如在《昆德拉与哈维尔》一文中,我在行文的时候,就不自觉地以哈维尔来否定昆德拉。我把哈维尔看成是“圣人”,把昆德拉看成是“智者”,当然有我自己的价值偏向,这种偏向是可以允许的,而且直到现在我也认为哈维尔比昆德拉更加让人肃然起敬。但是,如果把这种价值偏向推展到“宣扬一种‘不是圣人,就是罪人’的道德观”的程度,就有很大的危险。崔卫平在她的批评文章中提出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我十分担心在这样的作者手中,哈维尔是否有可能发展为一根打人的棍子?”我觉得自己还没有走那么远,但是如果我的思路继续滑动,她所告诫的后果并非不可能出现。她在文章中精辟地指出:“试想,如果作为持不同意见的人一方面要求政府听得见他们的不同的声音,另一方面他们自己却不善于倾听来自身边的异议,不从自己的生活开始学会尊重他人的意愿和自由,不去习惯接纳在某些个别问题上和自己意见相左的周围的人们,那么不管他们打着什么旗号,在实际上和他们所反对的人又有什么区别呢?”这段话让我深夜在床上辗转反侧。我在80年代度过自己的启蒙时代,既是我的幸运(相对于在50、60、70年代的人来说,我能够接受到比较丰富的精神粮食),同时又是我的局限所在。鲁迅先生评价自己时说过,我的身上有浓浓的“鬼气”。以前我对这句话的理解不太深入,以为鲁迅也就是随便说说。现在我又有了更深的一层体认:我自己虽然是现有的教育制度的叛逆者,但我的身上依然带有这套教育制度所灌输给我的毒素,我很难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1989年夏天,在还在念初中三年级的我开始第一次自我思考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要不断地把外部世界灌输给我的那些有害的东西呕吐出来。这些年来,我也一直在对自身进行清理,但这一工作远远没有结束的时候。它甚至会与我的生命相始终。我说这么多,并不是为自己辩解,而是努力寻找根源所在,然后自己“对症下药”。
   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是把“多元”落实为一种生活方式。在这一点上,我自己远远没有做到。尽管我常常自以为是地宣称“我是自由主义者”,但我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内心是虚弱的。一元论和二元论的思维时时像孙猴子的尾巴一样冒出来。不仅我是如此,即使是被誉为“自由骑士”的王小波,也时常犯这样的毛病。我很欣赏王小波的一篇批判90年代辜鸿铭热的文章,我对传统文化的热爱者一向是很不以为然的,而且很是怀疑他们的动机。但是我的一位朋友尖锐地指出这篇文章的一个“硬伤”(不是知识上的,而是思想上的)——在文章的结尾处,王小波很愤怒地说“重印他(辜鸿铭)的书,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我奇怪地问:“这算什么硬伤?”朋友很严肃地说:“这难道还不算硬伤吗?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怎么能够说出不允许别人的书重印的话来呢?在美国,只要是在宪法所规定的范围内,连三K党都可以宣讲他们的党章呢。”我仔细一想,有顿悟之感:王小波的硬伤,更是我自己的硬伤啊!启蒙、启蒙,先要“启”的是自己的“蒙”!
   在《昆德拉与哈维尔》一文中,我把哈维尔称为“圣人”,但是我自己也说,这是“姑且称之”,因为我还没有找到更加恰当的说法,所以明知它不准确,暂时用着罢了。我对自己的观点作如下的修正:第一步我们应当争取不当“愚人”,第二步我们应当努力做“智者”,第三步我们尽量向“圣人”的目标追求。(正如您所说,“圣人”的要求是一条“高线”而不是“低线”,我认为是大家眺望的目标。尽管只是“目标”,但大家最好能够具有“眺望”的意识。连向“圣人”这一目标“眺望”的意识都没有的民族,是缺乏创造能力和反思能力的民族。而孤立“圣人”、迫害“圣人”以至于囚禁“圣人”、杀戮“圣人”的民族是彻底丧失了复兴的希望的民族。)在我们这样一个普遍愚民化的社会里,能够成为“智者”已经很不错了。但是,我们还应有“更上一层楼”的愿望,而不能就此止步。我向“智者”们表示我的敬意,他们“醒过来”是因为他们本人经历了无数的磨难和挣扎。我向“圣人”们表示我更高的敬意,因为他们不仅“醒过来”,而且还要“呐喊”、不计成败地“呐喊”,在“呐喊”中申明了个人的尊严、个人的自由和个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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