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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桃源乐土的追寻——论基督宗教伦理与当代中国精神文明的重建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论新一代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
·我们是一座桥梁——论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
·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如羊进入狼群——论基督徒如何在不公义的世界里坚守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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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白头鹰与大红龙:美中关系及其对世界的影响》(2008年香港晨钟书局出版)
·美国民主的真相与根基——与庄礼伟商榷,兼论美国的基督教精神
·纪念那些战死在中国的美国士兵
·希拉里回忆录的中文版是如何被肢解的?
·民主女神浴火重生——华盛顿“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揭幕仪式亲历记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道德盲点
·从尼泊尔毛派的末路看全球清算共产主义罪恶的浪潮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共产主义就是恐怖主义——布什总统讲话的划时代意义
·人权议员布朗贝克和他的中国女儿
·美国媒体在“妖魔化”中国吗?——从美国媒体关于中国黑心商品的报道谈起
·巴以冲突中美国的角色
·美国的秘密与细节的启蒙——读范学德《活在美国》
·美国为何干涉日本的“内政”?
·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崛起
·美国学界应当避免“中国化”的陷阱
·面对邪恶的时候,没有真正的中立——从二战中美国与瑞典、瑞士的不同角色谈起
·美国如何帮助推进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在美国参议院的演讲
·我们关于声援美国政府摧毁萨达姆独裁政权的声明
·倒萨战争与“人权至上”的价值观
·韦塞尔为什么支持美国对伊战争?
·中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白宫会谈的台前幕后
·美利坚不是藏污纳垢之地——建议美国政府对居留在美国的中国贪官及其家属展开调查
·“小鹰号”事件:中美谁是胜利者?
·以祷告改变世界——华盛顿“总统早餐祷告会”侧记
·谁之“崛起”,哪有“和平”?
·佩洛西:人权不是幌子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中国信仰的复兴与中美两国的“化敌为友”——在美国众议院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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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劳改基金会)
·不要做中国孩子的母亲——天安门惨案十九周年暨汶川大地震祭并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而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处女卖淫”案与警权过度扩张
·从警察到还是妓院的变脸
·业主维权与市民意识的觉醒
·寻求公义需要更大的耐心和勇气——天安门屠杀十八周年祭
·红卫兵外长李肇星的末路
·你可以成为一名快乐的异乡人——读格鲁沙《快乐的异乡人》
·扶不起来的胡阿斗
·青藏高原上的血雨腥风——读唯色《杀劫》
·退休高官休得窃取神圣教席
·矿难为何无法遏制?
·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
·被人民抛弃的中共十七大
·帝王腐尸味中的天价酒店
·孩子眼中的蒋介石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读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以“幽暗意识”透视中国百年激进思潮——与张灏对话
·《记念刘和珍君》为何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余英时先生侧记
·宾利轿车为何能热销中国?
·萨达姆与阿米尔
·是工人运动,还是痞子运动?——读《罗章龙回忆录》
·中国人不是动物庄园里的熊猫——驳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若干亲共言论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 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胡锦涛为何成不了戴克拉克?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我们拒绝什么样的生活?——读狄马《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
·中国,你的裂口大如海
·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特务和告密者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吗?
·明朝亡于厂卫,中共亡于恶警——评贵州国保总队副总队长庞鸿就任瓮安县公安局长
·下流人上升的国度
·我以自己的方式爱中国——《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跋
·被凌辱的中国女儿的救赎之路——读巫一毛《暴风雨中一羽毛》
·全民唾弃的央视名嘴张召忠
·那座流血的城里有几个义人呢?——读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
·谁也不能杀死孩子——写给所有的母亲,也写给所有的父亲
·从“持不同政见者”到“持自己政见者”——读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我们的孩子拒绝歌唱薄熙来钦点的垃圾歌曲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
·国府时代的新闻自由——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
·吃人,中国的象征与现实
·玩偶、黑帮与过家家
·中共可能避免瓦解的命运吗?
·“暴徒”是怎样炼成的?——杨佳杀警案背后的制度危机
·想起王旭明,想起范美忠,想起孩子
·矿难之后又是矿难
·爱阅兵的大学校长与被奴役的大学生
·为什么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幸福和快乐?
·谁将顺民变成了暴民?
·那哀歌为谁而鸣?
·你为死者开——读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
·“吃人”何以成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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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
·《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目录
·盗火者与殉难者—论谭嗣同思想体系及生命实践中的基督教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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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与评论)朱健国:试看余杰再批鄢烈山

“体制外思维”与“体制内思维”第四次大论战
   -- 试看余杰再批鄢烈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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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健国 (广东)

   前三次大论战回顾
   余杰的理性
   鄢烈山的误区
   网上评议摘要
   “鄢烈山现象”的根源
   有人问:2006年10月以来的网上热点“余杰再批鄢烈山”,“鄢烈山再骂余杰”,到底是个人意气之争,还是观念之争?窃以为,单看“鄢烈山再骂余杰”,似乎“私怨之争”多于思想争鸣,而综合“余杰再批鄢烈山”及其历史背景细品,则是“体制外思维”与“体制内思维”第四次大论战,堪称2006年大陆文化思想界的焦点事件之一,意义深长。
   前三次大论战回顾
   “余杰再批鄢烈山”是下列文化批评事件的延续。
   1998年9月,我撰写《20世纪中国杂文真相随想》(《文学自由谈》1998年6期),首次提出“鲁迅杂文的本质是‘体制外思维’”,福建师范大学教授姚春树即在《杂文月刊》上对我进行批评,认为提出“体制外思维”是一种居心叵测;由此开始了“体制外思维”与“体制内思维”理论探讨的第一场论战。鉴于官方对“体制外”一词的忌讳,这一论战仅一个回合便被迫沉默,虽然当时有河南杂文家王大海等多名杂文方家声援“体制外思维”。直到2002年,才有萧功秦先生在《书屋》(二〇〇二年第一期)发表《当代学者的社会定位》,专题论述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已分为“体制外思维”和“体制内思维”两大阵营,其萌芽可追朔到20多年前的改革开放初期。此前曾有人说朱学勤文章的特色是“轨道外思考”,这是早期对“体制外思维”的委婉避讳之表述。
   2003年12月15日,诗人赵思运博士在网络发表《体制外写作:迟到的命名与吁请》将诗坛热议“体制外思维”的新潮进行了深入阐述,宣称“体制外写作是一种恒久的姿态与立场”,“无论什么体制,都需要一种非体制的力量与之制衡”。这可以算是“体制外思维”与“体制内思维”的第二场论战。
   “体制外思维”与“体制内思维”的第三场论战发生于2005年底。
   2005年12月24日,《羊城晚报》“花地”推出《2005年文坛九大公案》回顾专版。其中第3大公案是“朱健国‘状告’鄢烈山误导杂文”。编者在“裁决”中说:双方“争执的焦点在于‘站在哪里’——站在‘体制内’或‘体制外’……因此,在体制外的原告可能要求过苛,在体制之内的被告对原告也要多一些体谅。”
   鄢烈山即愤愤发表《面糊一团的概念:体制内(外)思维》,先后在《东方早报》、《羊城晚报》等纸媒摘发,又在网络全文“亮剑”,以反击“起诉”他“误导杂文”的“原告”(朱健国)及诸多知名“体制外思维”者(如余杰、焦国标)。鄢文的核心观点是:“谁在‘体制’之外?”、“人的思维也分体制内外吗?”,反复强调:中国不存在什么“体制内”与“体制外”,更没有什么“体制外思维”与“体制内思维”。鄢尤其反感的是,2005年12月19日独立中文笔会的《写给吴思的颁奖词》(余世存撰稿),运用了“体制外思维”——“就是这份倡扬‘自由写作’和理性宽容的颁奖词,也采用了什么‘体制内’、‘体制外’、‘体制边缘’的概念,且将所谓‘体制外写作’的要求看成一种更高的境界。”
   我随之撰文《鄢烈山为何痛诋“体制外思维”——试论“体制外”与“体制内”》,论证:“体制内”与“体制外”本是中性词。“鄢病”的症结之一在于,不知 “体制”可有多种:世上并非只有“依‘君臣之义’建构的”“专制体制”,也有“三权分立”的“宪政体制”;“专制体制”有“王道”与“霸道”、“开明”与 “腐朽”之形形色色,“社会主义”有“中国特色”和“朝鲜特色”、“古巴特色”,“宪政体制”也有“君主立宪”与“民主约法”之分,有英美传统、法国传统、北欧传统、日本传统等等,因而“体制内”与“体制外”本是一个极具开放性无关乎褒贬的中性词。且不说“好体制”的“内”,多有健康人(如美国),“坏体制”的“外”,也多“亚健康者”(如中国);即使是“坏体制” 的“内”,也不乏追求公平正义为民请命的改革者,“好体制”的“外”,也大有告密同志卖友领奖的“伪现代化者”。“体制”并不能必然决定人性、道德的善恶高低,主义的不同,也并不一定就能保证人性、道德的优劣不同。正如鲁迅所说,团体不是豆荚,让包在里面者始终都是豆。但是,“体制外思维”与“体制内思维”,可以表明其思维的空间大小宽松紧张之不同。就概率而言,大空间中的思维一般比小空间的思维更多元更深沉一些,但这并不能保证,一个“体制外思维”者的思维必然时时事事优于一个“体制内思维”者。犹须注意的是,人们常常“身在曹营心在汉”,“体制内”者可有“体制外思维”,“体制外”者可陷“体制内思维”,“体制外思维”与“体制内思维”的产生,并不完全决定于是否身在体制内外。“体制外”者不会“自来红”产生健康的“体制外思维”,“体制内”者也非 “新阶级成份”,必然会陷入恶毒的“体制内思维”。而且,人是复杂多面的,“体制外思维”者有时会用“体制内思维”办事,“体制内思维”者也会时常冒出一些“体制外思维”,如帝王的忠臣奴才也会时有“腹诽”或“焦大之怒”。
   这其间,有多名学人参与讨论——2006年1月6日,新锐杂文家刘洪波在自己的博客上贴出2003年7月29日撰写《新派“自来红”》,对“体制外思维” 进行了一些理性批评,反对“按‘体制外’与‘体制内’来分派光荣与耻辱”; 2006年1月12日,余杰与一个海外知名电台节目主持人陈奎德共同进行了“文化年终回顾:《2005年中国思想文化的动态》,在讨论的五个问题中,第四个话题是:《关于“体制内外”的争议》,专题谈论了“鄢烈山否定‘体制内外’”这组概念的背景、理据及关于“体制内外”的事实与价值评估。余杰说:“从鄢烈山先生(否定‘体制内外’)这一变化,从反面可以看出,近十年来,官方对知识分子的招安收买政策相当成功。在七八年前,鄢烈山先生曾以杂文替(“体制外思维”)民众呼吁,获得相当声誉,今天却走到这一步,我觉得是非常大的一个遗憾。”
   余杰的理性
   有人说余杰近年在公共活动中有过“失策”,这可能不是空穴来风;但余杰近年的文章日益趋向理性、中正、深沉,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这在余杰此次参与“体制外思维”与“体制内思维”第四次大论战的文章中特别明显。
   理性的力量往往体现出一种从容后发制人的谦让战略。
   此次“余鄢PK”,系鄢烈山首先发难,其势犹如洪教头骄横威逼林冲。
   2006年9月18日,如洪教头以“火烧天势”猛冲三步“棒盖”林冲一样,鄢烈山以“匡正文风”的第三篇力作《愤世与媚俗 ——我们今天的言论需要怎样的文风?》,再次“棒盖”余杰、焦国标等“体制外思维”者。与鄢的前两篇“关于文风的文章”(2003年冬的《“建设性”是嘛玩艺儿》和2006年春夏之交的《慎言“网络暴民”》)相比,此篇以对四种“愤世嫉俗”者的批判与警告为名,向有“体制外思维”的“投机”者(独立知识分子精英)进行了讨伐与威胁,堪称一篇提醒庙堂进一步清理“体制外思维”者,“文明论坛”的“逐客谏”。
   由于近年“体制外思维”的异议人士频遭封杀,纸媒网媒皆有“网警”严守,鄢文在体制内主流媒体的护航下一时“长驱直入,所向无敌”,先后见诸《中国经济时报》、《杂文报》显要版面和在一些网站“置顶”。不料正当“主旋律”欲“论功行赏”时,被洪教头逼得应战的林冲,突然一个“拨草寻蛇式”,让洪教头“扑地倒了”,“羞颜满面”——2006年10月18日,独立作家余杰在海外网媒(后为大陆多家博客转载)发表《从体制外异见作者的真实处境说起——兼论鄢烈山先生的文风问题》,依据“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理性思想原则,对鄢烈山“替天行道”的“匡正文风”,予以针锋相对的学术批评。其要点是——
   通过充分肯定鄢有过“执笔生机勃勃的《南方周末》,其杂文针砭时弊,深受读者喜爱”之光荣历史,扼腕痛惜鄢晚节不保:“没有想到,短短不到十年的时间,几经波折之后,鄢氏已衰老不堪,勇气不再,甚至满口昏话胡话。你的匕首和投枪对准的不再是当权者,而是处境比他艰难得多的同道中人。尽管鄢烈山不承认今日中国的写作者的身份存在着‘体制外’和‘体制内’的差别,但从其滑落的人生轨迹恰恰可以看出:中共的文宣体制和思想控制,是如何缓慢而精确地让一名曾经为民请命的好书生变成为坐稳了奴隶的顺民。”
   有什么依据给鄢定位为“一名曾经为民请命的好书生变成为坐稳了奴隶的顺民”?
   余杰一针见血:“鄢氏却打着‘匡正文风’的幌子,挥刀砍向言论空间已经极度蹇逼的体制外异见作者们。我想,这已不单纯是一个‘文人相轻’的问题了。”“鄢烈山认为中国已无文字狱”是“故意美化现状,以此为官家涂脂抹粉”!此乃“睁着眼睛说瞎话”,“将自己的献媚建立在别人的眼泪和苦难之上”的谄媚谎言,是对专制者曲意逢迎,近乎无耻告密的“犹大心态”。
   余杰论证道:“遗憾的是,理应熟谙时事的鄢烈山,却在多篇文章中大肆传达与中国现状完全不符的论调。鄢氏认为今天的中国已经是言论自由的社会,没有人会因为发表与官方不一致的言论而受到迫害。因此,鄢氏论说那些严厉批评官方的异见作家乃是出于‘政治投机’,只有他本人才是‘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真人’。作为体制内的成员,鄢氏不是致力于同体制外的同道一起拓展言论空间、推进民主进程,反倒对根本无法与之公开辩论的体制外作者大施讨伐。鄢氏这样写道:‘不可否认,这些年来,中国取消了反革命罪和政治犯的罪名,日常交谈中已不存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伟大领袖的攻击罪,单纯的言论领域杀头坐牢的风险可以说已经消失;在境外发表激烈抨击当局言论的人,只要不涉及实质性重大事务或国家机密,一般也是进出自由。这样就出现了政治投机的可能。’鄢氏还说:‘有的人非常清楚,随着执政者的'执政能力'提高,不想升官发财的平民百姓在国内媒体(包括网络)发表文章并无多大的政治风险……在境外媒体发表'出位'、犯忌的言论也未必出什么大事,仍然可以出国访问、演讲,只要不搞串连、不搞组织活动,不参与实际的政治操作,是不会坐牢的,纵然坐牢一般也不会把牢底坐穿,更不会受到张志新一样的对待。”
   余文去皮见骨地展现了鄢烈山最阴毒的“犹大行动”有三招:
   一是“恳求奴隶主残酷制裁不愿当奴隶的人”——“鄢烈山攻击那些走在言论最前沿的写作者‘有更为精明的利害算计’,‘有的人正是看准了这种政治行情,仔细预测了安全系数,反复评估了成本收益率’”,“鄢氏暗示某些体制外写作者拿‘美元’”,因此提醒当局别让“精明的利害算计者”继续“政治投机”,要取消 “异见作家顺利拿到海外稿费”的“额外恩赐”,果断截取其海外稿费和“捐赠”,通过断其经济来源而迫其就范或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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