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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魏京生不必替陈水扁辩护
·连吴以共压马
·泼皮式的爱国可休矣——评薛义向李登辉掷瓶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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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卑贱的中国人(2010年完成)
·奉旨吃人余秋雨
·二月河:谁比我更爱皇帝?
·王朔:永远的愤青,永远的痞子
·仿余秋雨原韵,含泪劝告北大清华教授勿上访书
·钱钟书:中国人文化心理上的一道花边
·中国人都是“会做戏的虚无党”——“优伶中国”之一
·宫廷和皇帝的“优伶化”——优伶中国之二
·朝廷和官场的“优伶化”
·儒林和文苑的“优伶化”——优伶中国之四
·贾平凹:废都里的废人
·余秋雨:你的眼泪随风而飞
·民间和江湖的“优伶化”
·冷眼旁观季羡林的“祝寿大会”
·贾樟柯:一个并不独立的“独立导演”
·谁是“反动人士”?——杨澜如何为丈夫吴征的假学历辩护
·张艺谋选了胡锦涛最爱的歌曲
·劣马方吃回头草——评刘再复访谈《又见故国、古都与故人
·中国人,你的厕所有多脏?
·谁将魔鬼当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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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香港沉没(2010年完成)
·香港基督徒怎样活出丰盛的生命?
·温家宝先生,你没有资格让中国的孩子充当“杜鹃”和“精卫”
·梁家麟院长为何“变脸”?
·毛泽东陈永贵才是真汉奸
·香港科技大学的“自我检查”
·穿布鞋的陈日君枢机
·从马力到叶刘淑仪
·香港成为大陆维权者的“出气筒”
·永远的梅艳芳
·陈方安生与叶刘淑仪:两个女人的战争
·“有容乃大”的“香港经验”
·“自由行”何以自由?
·反贪局与廉政公署
·港人也上访
·因为无知,所以无畏
·爱国港胞不可放过习近平的卖国行径
·剥开香港“爱国贼”的画皮
·李柱铭与胡锦涛,谁在“卖国”?
·投给叶太的十三万张票
·叶刘淑仪综合症
·香港与深圳水火不容
·谁之香港,何谓主权?
·“港台腔”与“北京腔”
·香港成为大陆维权者的“出气筒”
·香港是华人世界的灯台
·中共能活在二○一七年吗?
·奴隶主与奴隶的“沟通”
·自由港变成大监狱
·没有李柱铭的香港
·向香港新闻界的“巾帼英雄”致敬
·新华社如何报道香港立法会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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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新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新官场现行记
·中国人还没有走出义和团的阴影
·谁毁灭了我们的家园?
·两朵金花耀中华
·习近平以北韩为师?
·连运钞车一起贪污的贪官
·赖斯访华,我失自由
·世界公园变动物庄园?
·你从古拉格归来——致索尔仁尼琴
·人之子——再致索尔仁尼琴
·致万科董事长王石的公开信
·写在奥运边上
·献媚中共的西方左派政客终将自食其果
·百姓为何痛恨警察?
·鲁迅和他的敌人仍然活在今天——论鲁迅思想的精华与软肋
·生态危机源于信仰危机
·李鹏连说谎的自由都没有了
·警匪联袂的江湖
·历史大视野中布什总统的是非功过
·谁在用谎言折腾我们?
·一个懂得爱的人——王小波十年祭
·鲁迅与当代文坛
·七十年代人,仅仅是同龄
·一个懂得爱的人——王小波十年祭
·岁月的温情与锋芒——序吴藕汀《药窗诗话》
·我们需要拥抱吗?
·夏瑜的自觉
·我们如何宽恕日本?——兼论葛红兵的言论自由以及我们如何纪念抗战
·黑暗深处的光——读班忠义《“盖山西”和她的姐妹——山西日军性暴力十年调查》
·以民间文化交流解中日之结——中国作家余杰与日本汉学家藤井省三的对话
·你们眼看何为善,何为正----在赎愆祭的观念下纪念"六四"二十周年
·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基督徒为什么要为“六四”祷告?
·菩萨能够保佑贪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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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是一种捍卫记忆的努力


   写作是一种捍卫记忆的努力
   我把写作看作是一种捍卫记忆、捍卫历史的努力,在此意义上,近年来中国的“非虚构性写作”的价值远远超过了“虚构性写作”的价值。这种文学价值的“倒错”现象,乃是一种别有意味的“中国特色”。中国社会的现实的荒诞性超过了任何作家的文学想像,无论是卡夫卡还是加缪这样的以想象力丰富著称的文学大师,他们的想像力所能够达到的界限都无法企及中国社会的真实。同时,中国的现当代历史遭到歪曲和改写的程度,也超过了任何历史学家的学术野心,经过官方体制化和系统化的遮掩、破坏及消灭,近在咫尺的历史却变得“真假莫辨”了。

   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屠杀之后,中国当代文学陷入了一个短暂的低潮。此后随着急速的市场化进程,中国作家的写作一夜之间变得比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作家都更为商业化。本来应当体现文学最高成就的“虚构性”写作,即小说和诗歌的写作,前者成为影视的附庸,后者几乎全军覆灭,它们根本无法为当今的生活提供任何富有刺激性的思想文化资源。在这样的背景下,“非虚构性写作”再次成为当代文化中的中流砥柱,它继承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报告文学”的传统,尝试着实现在夹缝中捍卫记忆和凸现真实的使命。在这批令人尊敬的“非虚构性写作”中,我注意到了五本重要的著作: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廖亦武的《中国冤案录》、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和丁子霖的《寻访六四受难者》。由于中国当局的新闻出版检查制度日益严密,这些著作中虽然有的得以在删节之后在大陆正式出版,但很快引起中宣部的关注,被下令停止加印和销售。而其中大部分作品仍然只能在海外的网络上刊登和由海外的出版机构出版,虽然它们的读者大都集中在中国大陆,它们却无法与大陆的渴求获得真相的读者们见面。
   这几本“非虚构性”的作品,其文体界限较为模糊。如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挖掘出了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在甘肃的夹边沟农场饿死数千右派的惨剧,我在一篇书评中将其誉为“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它是如何浮出水面的呢?这本书中的一些篇章首先在某些文学杂志上连载,连载的时候放入了“小说”的栏目。作者自己在私下里表示,其实这些记载相当写实,有的篇章就是“口述实录”,以“短篇小说”来命名,不过是为了逃避中宣部那双“无所不在”的眼睛。换言之,“非虚构性”作品不得不以“虚构性”作品的命名来“掩盖”自己的真实身份,这就是中国作家的尴尬之处。这也是八十年代“报告文学”这一文体得以应运而生、乃至成为“时代尖兵”的根本原因:中国没有基本的新闻自由,中国的媒体全部在党的控制下,无法迅速而客观地报道一些重大的现实和历史事件,所以作家们只能通过文学体裁中的一种“报告文学”来进行“侧面突破”。
   当然,这种介于“虚构性”和“非虚构性”之间、走钢丝般的写作方式,在西方是不可思议的。西方早已形成了新闻自由的传统,文学是文学,新闻是新闻,两者之间泾渭分明,正如旅美评论家曹长青在《和刘宾雁分道扬镳》一文中所指出:“我到美国了解、学习和大量阅读西方的新闻报导、调查报告之后,越来越痛感中国那种把新闻和文学混到一起的写法完全不符合最基本的新闻规范。因为到底哪些部分是“报告”,哪些部分是“文学”,根本分不清。而在西方,新闻强调的是客观和真实性,不可虚构,更不可文学化,报导中用形容词都是犯忌。西方出版的书籍也明确分成‘虚构’和‘非虚构’两大类,不能混淆。”曹长青所揭示的原则和道理当然没有问题,但他由于久居海外而忽略了中国的现实情况:中国的作家们并非不知道应当在“虚构性”写作和“非虚构性”写作之间划上一条界限,乃是因为现实艰难的处境使他们不得不采取“故意混淆”的策略。
   如果说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表现了右派中的上层人士的精神苦难,那么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则表现了右派中的平凡人士的肉体苦难,这两本书合在一起阅读,则是一部完整的“右派苦难史”。而廖亦武的《中国冤案录》则将时间段跨越了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各种让人难以置信的冤案构成了另外一种“共和国史”。因此,廖亦武在写作此书时候的身份,已然由文学家和诗人变成了民间记忆的搜集者和历史学者。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和丁子霖的《寻访六四受难者》也是两本可以互为参照的重要著作,这两本书告诉我们:文革和六四决非中共统治史上的偶然现象,而是一种与其意识形态吻合的必然现象,在此意义上,文革和六四并没有过去,我们每天都生活在文革和六四之中。刘晓波在《共产主义杀人的日常化合法化》一文中指出:“共产极权在和平时期的单方面大规模屠杀,大都有一个‘崇高而纯洁’的理由:为了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来实现最美好的共产乌托邦,就必须造就‘共产新人’;为了造就新人就必须‘纯洁阶级队伍’,纯洁的主要手段就是进行大规模的政治迫害和暴力杀戮。正是在这种‘崇高而纯洁’的意识形态理由的庇护下,共产极权制度才能把屠杀合法化和日常化。”事实上,中共当局每天都在杀人,只不过文革和六四是其杀人的高峰时期而已。
   在我看来,王友琴和丁子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和作家。这两位文弱的女子,让所有的写作者都为之汗颜。这两本书分别记载了数百位和数十位死难者的或详尽或简略的资料,这仅仅是冰山的一角。王友琴在《记载1345796名受难者》一文中谈到了俄罗斯一个民间NGO机构二零零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出版的两张光碟,光碟上搜集了一百三十多万个名字,是斯大林恐怖政治的受难者。当她得到这两张规模与大英百科全书相仿的光碟的时候,在首页上首先看到了“1345796”的数字。用中文读出来,就是“一百三十四万五千七百九十六”人。光碟里有他们的名字、履历和照片。一个人一个人地陈列出来,总数当然就是要准确到个位的——人的单位本来就是“个”,而不是“万”。
   王友琴在文章中讲述了一个感人的故事——这个宏大的记忆工程始于一个年轻人:Dima Yurasov 生于一九六四年,像其他同龄孩子一样,当局不提过去的政策使他们对斯大林时代的历史一无所知。他在高中时偶然读到关于迫害杀戮以及斯大林死后的“平反”,但当时正是新斯大林主义气氛笼罩的时候,连母亲也不跟他谈过去的事情。他立志学习历史,进了历史档案馆。后来他被征兵,他写的历史小说手稿被人告发了,手稿被没收,他被迫“检讨”。离开军队后,他到最高法院当了职员。他设计了一张关于受难者的标准表格,包括姓名、年龄、出生年月、死亡时间、民族、党派、社会背景、最后的工作地点和被捕前的身份、被逮捕和迫害的事实及平反状况等。在十八个月里,他做出了十万张受难者的卡片。此事被上司发现后,他被开除。
   为了维持生计,这位有心人当了一名卡车司机。后来,有一群人受到感召,参加了他的事业。苏联解体之后,他们成立了一个小小的NGO组织,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终于结晶成这两张光碟。他们说,这个事业才刚刚开始,远远没有结束,“作这项工程是为了记录历史真相,揭露斯大林的罪恶,也是一项社会的道德自救”。
   对此,王友琴感叹说:“在斯大林时代发生过的事情,在毛泽东时代也发生过。中国也有过最高领导人签名大批逮捕关押高级干部和知名人士的命令,有过为红卫兵打死数千老百姓欢呼叫好的中央文件,有过关于如何进行‘群众专政’、召开‘斗争会’和建立‘牛棚’的高层指示。最主要的是,中国也有过千千万万的政治恐怖的受难者,人数不会少于俄国。”但是,两个国家对待历史和记忆的态度有着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至少体现在王友琴的659人的数字和俄国人的1345796人的数字之间的巨大差异上——王友琴是所有文革研究者中最关注死难个体的学者,她的工作填补了巨大的空白,但是这组数字的对比让人感到揪心,正如王友琴所说的那样:“俄国人已经把一百三十多万个受难者的名字书写出来了。他们没有觉得名单太长、没有人会感兴趣。他们坚持努力,不但为受难者平反,也记载他们的名字和遭遇。他们坚持要还给死者名字和尊严,实际上也是为生者的存在作肯定。他们所完成的,是他们个人的努力成果,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俄国的伟大人文传统。”正因为中国没有完成这样的基础性的工作,才导致了毛泽东崇拜的沉渣泛起,即便在一些聪明过人的文人学者之中也不乏毛的追星族:学者甘阳号称要继承毛泽东时代最珍贵的“平等的传统”,学者陈小雅则主张要将毛泽东作为一尊“小神”供奉起来。这些荒谬之极的建议,无异于对千百万死难者的又一次侮辱。
   写作有很多种方式,写作者也有不同的诉求和抱负。在今天的中国,最需要的便是捍卫历史和捍卫记忆的写作,因为我们的历史和我们的记忆已经和正在遭受肆无忌惮的损害。我们的孩子们在从小学到大学的教科书中被迫学习谎言,墨写的谎言遮盖了血写的事实,仅仅十六年的时间,孩子们就不相信当年在天安门广场开过枪了。杀戮仍然在我们身边以一种既公开又隐秘的方式进行着。例如近期的东洲事件:说它公开,是因为杀戮的时候所动用的是国家暴力机器——武装警察部队;说它隐秘,是因为你从国内所有媒体上都看不到任何消息。就在我们表面上平静的生活中,另外一些同胞:法轮功修炼者、家庭教会的基督徒和天主教徒、上访者、工农维权者……继续成为被杀戮的对象。我们的写作与我们有相关性吗?
   是的,我们的写作即便不能拯救他们的生命,至少可以记载他们的悲剧。这是一场持续一个世纪的杀人事件。美国学者、“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主席李•爱德华兹在《另一场“被遗忘的战争”》中指出,共产主义制度在全世界造成的死亡和压迫在人类历史上无可比拟,无论是战争或是瘟疫都无法望其项背:“在共产主义的名义下,苏联通过清洗、饥荒和臭名昭著的古拉格屠杀了两千万人。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则以共产主义的名义,通过大跃进、文革、天安门屠杀及其他‘社会主义试验’屠杀了五千万人。在全球范围内,在共产主义的旗号下遭到屠杀的人多达一个亿。”我们就生活于其中,我们的写作能够坦然回避这样的主题吗?
   为了纪念那些共产主义制度的死难者,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会山庄附近将竖立起一座高达十英尺的民主女神青铜雕像,这是一九八九年曾经耸立在天安门广场的民主女神的复制品。民主女神的底座正面将按照自由女神底座的风格镌刻上一行字:“献给一亿多共产主义受难者和热爱自由的人们。”民主女神的底座背面将镌刻这样一句话:“献给所有受奴役的国家和人民的自由和独立。”李•爱德华兹强调说:“这将提醒游览者世界上还有五分之一的人口还生活在共产主义制度下。这个让人伤心的现实常常被人,特别是美国人,遗忘在脑后。”是的,我们就是仍然生活在奴隶制度下的最大一群人。我们没有武器,没有权力,没有金钱,我们只有我们的笔和纸。这就足够了,我们能够通过我们的写作来捍卫我们的记忆与历史,捍卫我们的自由与尊严。章诒和、杨显惠、廖亦武、王友琴和丁子霖们便是这样做的,他们为当代汉语写作挽回了荣誉,他们赋予了被侮辱的汉语以冰清玉洁的质地。我想,像他们那样写作,是任何一个写作者都不能推卸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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