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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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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出版自由的国度,作家何为?

   
   在没有出版自由的国度,作家何为?
   ——在二零零五年澳洲墨尔本“亚太地区作家论坛”上的大会发言
   
   

   一九四九年以来的中国大陆,是一个没有基本的出版自由的国度。当局对新闻出版的控制有两套机构,一是国务院系统的新闻出版总署,二是党务系统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前者只是一个负责具体执行的部门,后者才是最高决策机构。中共的宣传部是仿效希特勒时代德国和斯大林时代苏联的宣传机构建立起来的,它与国家安全部一样,是两个地位突出、拥有不受监督的巨大权力的“超级部门”。宣传部的最高主管不是宣传部部长,而是一名负责意识形态问题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同时,宣传部部长一般都是政治局委员,其地位远远高于普通的部长。一般情况下,由宣传部给新闻出版署、信息产业部、文化部、教育部等与新闻出版何文化传播有关的部门下达命令;特殊情况下,宣传部也直接给报社、杂志社、出版社、电视台、电台、网站等媒体下达命令,禁止发表某些新闻和出版某些作品。
   胡锦涛执政以来,中共当局对新闻出版的控制进一步加强。中宣部下令出版社不得进行买卖书号的活动。“书号买卖制度”是中共治下的一种举世罕见的怪胎:由国家通过“书号”(也就是每一本图书后面的数字编码)控制各出版社出版的书籍的数量和内容,每年定期将一定数额的书号作为“稀缺资源”分发给各出版社。近二十年来,民间的个体书商力量逐渐雄厚,但他们不能成立自己的出版社,不得不向出版社购买书号,且书稿仍然必须通过出版社的严格审查。每一个书号的价值,按照出版社知名度的不同,为一万元到三万元人民币不等。中国大陆出版行业的“书号买卖制度”,其实就是私人资本被迫向由政府赎买一部分处于垄断状态的“出版权”。据业内人士估算,这笔费用每年多达十多亿人民币,这笔收入也成为制度性腐败的一个组成部分。
   尽管如此,这种“灰色制度”显示出民间资本对官方意识形态“长城”的侵蚀,也成为中国作家能出版一些稍稍出格的作品、中国读者能读到一些好书的最佳渠道。因此,近期中宣部连续下令禁止出版社参与买卖书号活动,并将民间的图书策划和发行机构视为“毒瘤”,一名高级官员声称要发动一场“人民战争”将其消灭。新闻出版社署也加大了对书号的控制:如果某出版社出版敏感作家或敏感题材的作品,不仅该书会被立即查禁,编辑遭到解雇,总编辑遭到处分,更为严重的惩罚是削减该出版社的原有的大部分书号。这样,该出版社即使获得一些优秀书稿,也无法将其出版发行,出版社的经济效益也因之受到沉重的打击。一时间,出版界风声鹤唳,如履薄冰。二零零五年成为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屠杀之后中国大陆出版业最为萧条的一年。
   在这种严峻的背景下,大部分中国作家向政府和市场低头,不去触及那些敏感的题材,如反右、文革、天安门屠杀、官员腐败、农民贫困、维权、西藏、台湾和法轮功等问题,而转向一些相对“安全”的题材和内容。作家们的心中也逐渐形成了一套“自我防御机制”,他们在动笔之前就自觉地、反复地考量,该作品是否能通过出版审查,是否能既有市场效益又“政治正确”。长期以来,中国作家已经形成了一种“潜意识”,这种“潜意识”又成为作家们自己都意识不到的一种“本能”——他们甚至感觉不到自己处在极度不自由的环境之中,就好像长期在金鱼缸中游弋的鱼儿,已经感觉不到金鱼缸空间的狭小,以为大海跟金鱼缸差不多一样大。正是这种可怕的精神疾病,使得中国作家普遍侏儒化,使得中国当代文学一直乏有力作。
   关于这种“心灵为奴”的精神状态的一个最具典型性的个案是:二零零四年是中法文化年,著名小说家余华到法国巴黎参加中国图书展。在开幕式的发言中,他居然“真诚”地表示,中国作家已经具有了完全的写作自由,中国作家所拥有的写作自由跟法国作家没有什么差别,他本人的作品就能顺利出版,并没有经过出版社任何的删节。我相信余华先生所说的其作品未经删节就出版的事实,但我要补充指出的是:在出版社正式审稿前夕,余华先生早就在潜意识里完成了“自我审查”和“自我阉割”。正因为如此,他获得了官方的通行证,也成为畅销书市场的宠儿。但是,余华不会不知道,著名导演张艺谋根据他的小说《活着》改编而成的同名电影,因为强化了对文革的反思,也因为电影审查的尺度强于小说审查的尺度,所以至今未能在中国大陆公映。电影《活着》的触礁,也使聪明的张艺谋意识到中共是不能得罪的庞然大物,于是他迅速拍摄了表面上是歌颂中国古代皇帝秦始皇、实际上是向中共当政者抛媚眼的电影《英雄》。果然,这部电影在政治上和商业上都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这些成功者都是没有灵魂和没有良心的作家和艺术家。那么,一个作家和艺术家如果不愿放弃自己的精神追求,坚持面对真实的生活,对权力发起挑战和批判,他如何让自己的作品跟读者见面呢?他如何突破新闻出版审查的铁幕,与渴望真实的读者心心相印呢?对于这部分作家来说,传播的困难甚至超过了写作的困难。
   除了利用正在蓬勃兴起的互联网之外,传统的地下印刷的方式仍然在延续。几位北京作家合作翻译了捷克前总统、剧作家和人权活动家哈维尔的著作,但哈维尔的著作被中共宣传部明确下令禁止翻译出版,哈维尔也是中宣部“黑名单”上的人。所以,他们只能采取地下印刷的方式,尝试着私自印刷了两千册。这两千册《哈维尔文集》在知识分子圈和大学生中悄悄地传播,被许多人当作珍贵的礼物。充满道德感的哈维尔所坚持的“生活在真实”中的原则,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最可宝贵的精神资源。
   四川省活跃的杂文作家和宪法学者王怡、小说家和诗人廖亦武等人,自费将无法公开出版的作品付诸于地下印刷。但是,当他们将其中的九百册地下出版的图书交付给私营货运公司,希望将其运输到其他城市的朋友手中时,由四川省新闻出版局下属的“文化稽查队”的官员们立即前去没收了这批图书。据两位作家的推测,他们在打电话给货运公司时,电话就已被安全部门所窃听。然后,安全部门立即通知“文化稽查队”,由该机构出面“名正言顺”地去实施没收行动。因为在通常情况下,“文化稽查队”主要负责查禁非法出版的色情图书和盗版图书,他们不会如此迅捷地获得资讯并展开行动——在货运公司刚刚收到这批图书后不到两个小时,他们便赶上门去搜查了这批图书。
   在四川成都,还存在着一本堪称中国大陆延续时间最长的地下文学刊物——《野草》。这本刊物的历史有将近三十年,从手抄、油印到铅字印刷,创办者们已经由当年的风华正茂的青年人变成了饱经沧桑的中年人。这份文学刊物的主要编辑是诗人陈墨,他多次受到安全部门的骚扰。二零零四年冬天,成都警方查抄了陈墨家中的电脑和其他资料,并以经济案件的理由抓走了其身患心脏病的妻子。这是又一起卑鄙的、拿作家亲属开刀的案件。
   在中国大陆还有一些热心的读者,他们专门帮助朋友们复印在香港、台湾出版的书籍,比如二零零零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的作品。由于高行健对中共的极权主义统治持批判立场,他的所有作品都不能在中国大陆出版,他的名字也被禁止在重要的报刊上提及,大部分中国民众根本不知道有一位华裔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是,由港台版本翻印的《灵山》、《一个人的圣经》等高行健的作品,近年来在中国大陆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传播。一些热心读者还复印了数百本《毛泽东的私人医生回忆录》、《晚年周恩来》、《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等书籍,尽管这个数量与实际需求相比只是沧海一粟。
   这个时代中国大陆最优秀的文学作品,几乎都是不能公开出版的作品,几乎都是深埋在地下却终将如同火山岩浆一样喷涌而出的作品。如果我们按照官方的青睐和市场的吹捧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当代文学,将得出一个扭曲的答案。任何一个严肃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和中国问题专家,任何一个热心的国内和海外的中国文学读者,都应当将目光转向底层的深处,那里才有钻石和黄金。是的,这是一场漫长的战争,蒙昧与启蒙的战争,封闭与开放的战争,囚禁与自由的战争。
   当年,在共产党严密的统治之下,哈维尔和他的朋友们也是通过地下出版的方式,让《七七宪章》等重要的人权文件、文学作品以及摇滚音乐得以广泛传播。他们相信,任何邪恶的政权都不能永久地禁锢人民的心灵,人民终将“因真理得自由”。今天,中国的少数知识分子又开始了相似的奋斗,这不是历史的巧合,最后的胜利必将属于他们。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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