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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没有民营媒体,何来新闻自由?
·谁把网络当作洪水猛兽?
·我们为什么要有基本的是非判断?
·宣传部是个什么部?
·抓住“冰点”事件的幕后黑手李东生
·“冰点”之殇与中国新闻界的觉醒
·陈光诚重于温家宝千百倍
·给汉语以自由,给心灵以自由
·独立中文笔会二零零五年度(第一届)“林昭纪念奖”颁奖词
·在二零零五年澳洲墨尔本“亚太地区作家论坛”上的对公众演讲
·言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关于郑北京“爆破作文”案件的感想
·在没有出版自由的国度,作家何为?
·谁是说真话的人?——悼念刘宾雁先生
·谁是中国最大的卖国贼?——评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
·写作是一种捍卫记忆的努力
·这是纪念抗战,还是歪曲历史?
·专制之下无信史——评《东亚三国近现代史》
·两个母亲,一个时代
·“长征”与“鬼地方”
·中共向朝鲜学什么?
·监牢里的“正义——从郭光允和欧阳懿的狱中遭遇说起”
·弱女子撬动“潜规则”——向两位同龄的女教师宋飞和卢雪松致敬
·“海龟”祸国论
·荆棘中的过客——评易大旗的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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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几番魂梦与君同》(同心出版社)
·《几番魂梦与君同——小山词中的爱欲生死》目录
·几番魂梦与君同
·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半镜流年春欲破
·不眠犹待伊
·唱得红梅字字香
·可怜人意,薄于云水
·人情恨不如
·问谁同是忆花人
·又踏杨花过谢桥
·紫骝认得旧游踪
·长恨涉江遥
·从今屈指春期近
·人情似故乡
·伤心最是醉归时
·深情惟有君知
·天将离恨恼疏狂
·相寻梦里路,飞雨落花中
·一寸狂心未说
·一棹碧涛春水路
·正碍粉墙偷眼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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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中国教育的歧路》(香港晨钟书局)
第一卷 凄雨冷风说北大
·谁是北大最优秀的学生?
·北大需要五星级酒店吗?
·北大之殇,可谓国殇
·致没有三角地和旁听生的北大
·北大教授的书房
·北大教授与小学教师
·北大教师的“造反”与教授治校的前景
·中文大学的老树与北大的老房子
·怀念一位远去的北大学长:沈元
第二卷 高等教育的忧思
·还大学生以献血的自由
·大学之门,向谁而开?
·大学的危机与人文教育的缺失
·学历的危机与诚信的缺失
·最有思想的教授最清贫
·“教授”是一种高贵的称呼
·美丽的灵魂,死于不美的时代
·大学不是制造愤青的工厂
·寻求大学的尊严,寻求经济学的尊严——与邹恒甫对话
第三卷 基础教育的困局
·爱的影子
·从中学生萌萌的妙语看今天的师生关系
·忘记孩子的国家没有未来
·我为什么要揭露“爆破作文”的谎言?
·致人于死地的教育非改不可
·解开芬兰的奇迹背后的秘密
·以“童子军”取代“仇恨教育”-
·捍卫公民的受教育权
·雷锋与盖茨:谁是真的英雄?
第四卷 知识分子哪里去了
·贺谢泳受聘厦门大学
·误人子弟的杨帆应当下课
·知识分子是“牛虻”,也是“春蚕”
·钱钟书神话的破灭
·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说真话
·余秋雨:文人无行,忏悔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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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香港晨钟书局)
·《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目录
第一卷 我们的罪与爱
·一颗历尽沧桑依然发光的珍珠——读刘德伟《一粒珍珠的故事》
·迎接中国福音传播的第二个黄金时代——读赵天恩《中国教会史论文集》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三位基督徒在中共劳改营中的生命见证
·超越时空的网络福音——序范学德《传到中国》
·我必不至蒙羞——读《六十三年——与王明道先生窄路同行》
·我们的身体是箭靶而不是武器
·朋霍费尔对中国自由主义的更新
·我们的罪与爱──序北村《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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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三位基督徒在中共劳改营中的生命见证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在我的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诗篇》二十三章

   民国时代著名的政论杂志《观察》的主编、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储安平,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言简意赅的话:在国民党的统治下,自由是多与少的问题;在共产党的统治下,自由是有和无的问题。两大政党的不同,在此一览无余。这里所说的自由,至少应当包括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所提出的表达自由、信仰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和免于匮乏的自由这“四大自由”。

   公民是否拥有宗教信仰自由,是判断一个国家是否为“文明国家”的标志之一。作为一个国际性的人权概念,宗教信仰自由是在二十世纪中期产生的,最初正式提出这个新概念的是美国总统罗斯福。一九四一年,罗斯福在美国国会上建议成立联合国的发言中,提出了“四大自由”的说法,其中便包括“信仰自由”。而现代的宗教自由的定义的基础是《世界人权宣言》的第十八条: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以教义、实践、礼拜和戒律表示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作为一份条约性的文件,它在每一个签署国都具有法律地位。因此,现代的宗教自由是一个法律概念。这个概念根源于民权与神权的分离:一个国家管理社会的总体,但它不介入每个人的信仰和政治观念,它保障每个人建立自己的世界观的权利。1就国际法的层面上来看,中共政权接受了该宣言,理应遵守之。

   然而,正如储安平对中共本质的一针见血的剖析,中共建政之后对民众的自由与人权的剥夺,超越了此前中国所有的政权。中共当局一方面大肆实施无神论的教育和宣传,另一方面努力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缔造成一种全民迷信。在毛泽东时代,宗教信仰自由成为受到戕害最为严重的公民权利,包括基督徒在内的各宗教信仰者群体,成为被包含在“地富反坏右”之中的、隐形的贱民阶层。研究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历史的学者指出:“虽然中共在其伪宪法上标榜人民有所谓的宗教信仰自由,但基本上它是一个无神论政权,因此对宗教先强调人民更有不信的自由,进而以惨酷的手段对信仰作种种迫害和摧残,于是基督教在中国面临了重大浩劫。中国基督教这棵有百余年历史之树,在共产主义的狂风暴雨的无情打击下,几至连根被拔起,奄奄一息,状至凄惨,其惨状比庚子之难更甚百倍。”2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中共大量修建监狱和劳改营,将数千万没有资格进入新时代的民众关押其中,强迫劳动、洗脑甚至折磨至死。

   在中国黑暗的“古拉格群岛”中,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不愿放弃信仰的基督徒。经过中共持续的、残酷的宗教迫害,从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中国基督徒的数量迅速下降。无庸讳言,相当一部分信徒,或者半推半就地与官方“三自运动”合作,或者干脆就放弃了信仰。但是,仍然有一群置生死于度外的圣徒,穿越了毛泽东时代死荫的幽谷,跑尽了当跑的路,守住了所信的道,打完了美好的仗。他们是劳改营中奇迹般的幸存者,人数虽然不多,却如同光和盐一般,改变了这个世界的结构。他们的生命见证,可谓荣神益人;他们本人,亦成为福音的种子。这群忠心的仆人的存在,是八十年代之后基督信仰在中国复兴的前提。俞崇恩、李慕圣、林淬峰便是其中三位受苦的前辈,他们因受苦而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被捕缘由及劳改时间

   以俞崇恩、李慕圣、林淬峰这三位基督徒为例,他们都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或者是愿意为社会服务的专业人士,或者是不问政治的全职传道人。然而,他们并未犯罪却被逮捕入狱,受尽虐待并被强制劳改。他们个人的基督信仰、传福音的言行以及不认同“三自运动”的立场,都成为当局眼中不可饶恕的“严重罪行”,因而被剥夺自由及政治权利长达二十年左右。中共建政之后的每一次政治运动,如“三反五反”、“反右”、“文革”和“清除精神污染”等,均有其针对的主要对象和阶层,但基督徒群体无一例外地都是被打击的对象之一。

   俞崇恩出生于基督徒家庭,其父是著名的基督徒及翻译家俞成华。一九五六年,中共官方开始大规模打压全国各地的独立教会,俞崇恩所属的教派“聚会处”亦首当其冲。当时,他被当作“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集团青年骨干分子”和“集团首恶分子”在苏州的代理人,白天继续担任中学教师,晚上到公安局“交待问题”。由于他并没有犯法,只是拒绝参加“三自”,属于思想问题,按照当时的政策,并没有被逮捕。到了一九五八年五月“反右”后期,他才被当作“反革命分子”抓捕入狱,押送劳改农场。该案件并未经过法院的审理,他也没有具体的刑期,承受的几乎就是无期徒刑。此后,俞崇恩辗转若干个劳改农场之间。

   一九六二年和一九六三年,俞崇恩在劳改农场暗中传福音被告发,被连续批斗两个冬天。一九六五年“文革”前夕,劳改农场的领导宣布继续给他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一九七四年,在被“改造”十七年之后,农场的干部找他谈话,劝诱其放弃信仰。他针锋相对地回答说:“我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为着我所信的主耶稣,可以不惜一切。”3他因而成为极少数“没有改造好”的囚徒,又被关押了五年时间。在此期间,他没有工资,没有节假日,在任何方面都低人一等。直到一九七九年,他才被释放回家,而所谓的“平反”则迟至一九八七年。也就是说,俞崇恩被强迫劳改长达二十一年,真正恢复公民身份则是在二十九年之后,那时他已经移民美国。

   李慕圣也出生于基督徒家庭,他毕业于中国神学院,是一名全职的传道人。一九六零年,他被拘捕时,当局并没有给出任何罪名,连劳改队长也感到奇怪,问他说:“你没有犯罪、也没有犯错,那你怎么会到我们这里来呢?”他回答说:“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后来,队长又问:“你还信不信耶稣啊?”“信!”“那么,我再问你,你传不传耶稣?”“如果有可能,我还要传!”“哼!这就是你的罪状,你准备去好好的思想改造吧!”4就这样,李慕圣开始了第一段牢狱生涯:从一九六零年至一九七零年,整整十年时间。他先后被关押在看守所、监狱和劳改营等各处。

   一九七零年被释放之后,当局不允许李慕圣从事任何工作,强迫他参加挖防空洞的劳动。即便在“文革”的高压下,他仍然坚持传福音,并在上海西郊建立聚会点。一九七三年,他因为“搞宗教活动,导致当地出现宗教狂热”,被便衣绑架、逮捕、严刑逼供,最后被判处死刑。一九七五年,他被从上海押回河南老家,当局计划在河南将其处死,以减缓外界的反弹。不久,四人帮垮台,中国政局出现转机,他的死刑被搁置。一九七九年,审判官来到牢里,拿着一张纸对他宣布说:“我代表中央人民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你宣布:对你实行无罪释放。”5法律竟然可以翻云覆雨,这究竟是庄严的宣告,还是拙劣的把戏?当事人并没有获得当局的道歉和赔偿,实施迫害一方仍然扮演恩人的角色。出狱之后,李慕圣从未停止过传福音的步伐。八十年代以来,他因积极参与传教活动,多次被当局拘押、传讯和监视居住。

   与俞、李二人不同,林淬峰并不是全职传道人,而只是一名普通的平信徒。在中共建政之初,出于对“新中国”的幻想,他毅然从香港返回大陆,为新政权服务,任职于交通部航道管理局。一九五五年,因参加王明道的教会并反对“三自运动”,以反革命罪被捕。一九五七年,免于起诉而释放。6被释放后,林淬峰坚持参加家庭聚会,并表示:“政府逮捕我是逼迫教徒,我不是反革命。”他建议家庭教会“化整为零”,鼓励教徒“要刚强,不能软弱”。当局搜集到这些言行,他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表面上看,与俞、李相比,林淬峰经历了更加严格的司法程序,被正式判刑——判刑的理由今天看来无比荒诞。即便如此,直到一九五九年,在看守所被关押一年之后,他才接到法院发给的一纸判决书,“我以为队我判决也得在法院郑重其事地进行吧,原来是人不知鬼不觉地草草地把一张纸塞给我,我以后十八年岁月就这样交待了”。7中共当局任意践踏法治的行径简直令人发指。

   一九七四年,林淬峰在劳改十六年之后被“提前释放”,然后被安置在北京市劳改局辖下在天津地区的茶淀清河农场就业。在这里,他是一名“准囚犯”,直到一九八一年离开中国大陆为止。他将清河农场称为“当代的奴隶庄园”,并一针见血地指出“留场就业”政策的实质便在于:“当代的奴隶庄园所奴役的是称为国家公民的‘自由人’——劳改释放犯,他们没有人身自由,没有选择职业的自由,没有行动的自由,而只有自由在政府强迫的劳动下被藐视、被剥削。他们和在农场里服刑的犯人其实差别仅在生活上好一些,相对的在农场范围内自由度大一些,而劳动量和劳动性质却是一样的。”8这种空前绝后的“留场就业”政策,使得囚徒们“一日为囚,终生为囚”。前前后后加起来,林淬峰失去自由的时间长达二十六年。当他一九八一年重返香港的时候,一生中最宝贵的三十年光阴已经过去了。

   从这三位基督徒的遭遇可以看出,他们根本没有任何犯罪的事实,他们对新政权完全是无害的人,他们仅仅是不愿放弃个人信仰、不愿归属“三自运动”,便成为罪不可赦的反革命分子。信仰问题成为政治问题,始作俑者乃是中共当局。信仰与政治发生关联,是当代中国无法回避的现实。因为,在中共当局的眼里,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也要归凯撒,他们要粗暴地介入社会生活乃至个人心灵世界的所有领域。一个用暴力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政权,已经自我取消了其权力的神圣来源。毫无疑问,对这样的政权进行置疑和批判,乃是信仰者捍卫自身信仰自由的第一步。

   抵制“三自”运动居然成为一个重大的罪名。由此可见,“三自运动”是中共当局用以控制教会、迫害教会、乃至消灭教会的工具。“三自运动”的基本原则和运作模式,完全不符合圣经的真理,亦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和普世的宗教信仰自由原则。显然,“三自运动”的属下没有一个是耶稣基督的真教会,他们虽然窃据了教堂,但他们只是橱窗、稗子和假冒为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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