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 [查看此文评论]    余杰文集
[主页]->[独立中文笔会]->[余杰文集]->[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三位基督徒在中共劳改营中的生命见证]
余杰文集
·从尼泊尔毛派的末路看全球清算共产主义罪恶的浪潮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共产主义就是恐怖主义——布什总统讲话的划时代意义
·人权议员布朗贝克和他的中国女儿
·美国媒体在“妖魔化”中国吗?——从美国媒体关于中国黑心商品的报道谈起
·巴以冲突中美国的角色
·美国的秘密与细节的启蒙——读范学德《活在美国》
·美国为何干涉日本的“内政”?
·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崛起
·美国学界应当避免“中国化”的陷阱
·面对邪恶的时候,没有真正的中立——从二战中美国与瑞典、瑞士的不同角色谈起
·美国如何帮助推进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在美国参议院的演讲
·我们关于声援美国政府摧毁萨达姆独裁政权的声明
·倒萨战争与“人权至上”的价值观
·韦塞尔为什么支持美国对伊战争?
·中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白宫会谈的台前幕后
·美利坚不是藏污纳垢之地——建议美国政府对居留在美国的中国贪官及其家属展开调查
·“小鹰号”事件:中美谁是胜利者?
·以祷告改变世界——华盛顿“总统早餐祷告会”侧记
·谁之“崛起”,哪有“和平”?
·佩洛西:人权不是幌子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中国信仰的复兴与中美两国的“化敌为友”——在美国众议院的演讲
*
*
22、《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劳改基金会)
·不要做中国孩子的母亲——天安门惨案十九周年暨汶川大地震祭并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而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处女卖淫”案与警权过度扩张
·从警察到还是妓院的变脸
·业主维权与市民意识的觉醒
·寻求公义需要更大的耐心和勇气——天安门屠杀十八周年祭
·红卫兵外长李肇星的末路
·你可以成为一名快乐的异乡人——读格鲁沙《快乐的异乡人》
·扶不起来的胡阿斗
·青藏高原上的血雨腥风——读唯色《杀劫》
·退休高官休得窃取神圣教席
·矿难为何无法遏制?
·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
·被人民抛弃的中共十七大
·帝王腐尸味中的天价酒店
·孩子眼中的蒋介石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读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以“幽暗意识”透视中国百年激进思潮——与张灏对话
·《记念刘和珍君》为何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余英时先生侧记
·宾利轿车为何能热销中国?
·萨达姆与阿米尔
·是工人运动,还是痞子运动?——读《罗章龙回忆录》
·中国人不是动物庄园里的熊猫——驳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若干亲共言论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 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胡锦涛为何成不了戴克拉克?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我们拒绝什么样的生活?——读狄马《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
·中国,你的裂口大如海
·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特务和告密者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吗?
·明朝亡于厂卫,中共亡于恶警——评贵州国保总队副总队长庞鸿就任瓮安县公安局长
·下流人上升的国度
·我以自己的方式爱中国——《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跋
·被凌辱的中国女儿的救赎之路——读巫一毛《暴风雨中一羽毛》
·全民唾弃的央视名嘴张召忠
·那座流血的城里有几个义人呢?——读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
·谁也不能杀死孩子——写给所有的母亲,也写给所有的父亲
·从“持不同政见者”到“持自己政见者”——读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我们的孩子拒绝歌唱薄熙来钦点的垃圾歌曲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
·国府时代的新闻自由——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
·吃人,中国的象征与现实
·玩偶、黑帮与过家家
·中共可能避免瓦解的命运吗?
·“暴徒”是怎样炼成的?——杨佳杀警案背后的制度危机
·想起王旭明,想起范美忠,想起孩子
·矿难之后又是矿难
·爱阅兵的大学校长与被奴役的大学生
·为什么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幸福和快乐?
·谁将顺民变成了暴民?
·那哀歌为谁而鸣?
·你为死者开——读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
·“吃人”何以成为“艺术”?
*
*
23、《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
·《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目录
·盗火者与殉难者—论谭嗣同思想体系及生命实践中的基督教因素
·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
·从曾纪泽与慈禧太后的对话看晚清改革开放与道德伦理之冲突
·“清流”不清——从《孽海花》看晚清的“清流政治”与“清流文化”
·肺病患者的生命意识——鲁迅与加缪之比较研究
·“秦制”: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论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
·最是文人不自由——论章学诚的“业余”文章
·晚清的报刊热与《知新报》的创办
·未完成的转型----《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跋
*
*
24、《从柏林围墙到天安门:从德国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台湾允晨文化出版,2009)
·在哪个岔道走错了?----《从柏林墙到天安门》自序
·触摸受难者的体温——访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欢迎在此做广告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三位基督徒在中共劳改营中的生命见证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在我的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诗篇》二十三章

   民国时代著名的政论杂志《观察》的主编、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储安平,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言简意赅的话:在国民党的统治下,自由是多与少的问题;在共产党的统治下,自由是有和无的问题。两大政党的不同,在此一览无余。这里所说的自由,至少应当包括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所提出的表达自由、信仰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和免于匮乏的自由这“四大自由”。

   公民是否拥有宗教信仰自由,是判断一个国家是否为“文明国家”的标志之一。作为一个国际性的人权概念,宗教信仰自由是在二十世纪中期产生的,最初正式提出这个新概念的是美国总统罗斯福。一九四一年,罗斯福在美国国会上建议成立联合国的发言中,提出了“四大自由”的说法,其中便包括“信仰自由”。而现代的宗教自由的定义的基础是《世界人权宣言》的第十八条: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以教义、实践、礼拜和戒律表示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作为一份条约性的文件,它在每一个签署国都具有法律地位。因此,现代的宗教自由是一个法律概念。这个概念根源于民权与神权的分离:一个国家管理社会的总体,但它不介入每个人的信仰和政治观念,它保障每个人建立自己的世界观的权利。1就国际法的层面上来看,中共政权接受了该宣言,理应遵守之。

   然而,正如储安平对中共本质的一针见血的剖析,中共建政之后对民众的自由与人权的剥夺,超越了此前中国所有的政权。中共当局一方面大肆实施无神论的教育和宣传,另一方面努力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缔造成一种全民迷信。在毛泽东时代,宗教信仰自由成为受到戕害最为严重的公民权利,包括基督徒在内的各宗教信仰者群体,成为被包含在“地富反坏右”之中的、隐形的贱民阶层。研究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历史的学者指出:“虽然中共在其伪宪法上标榜人民有所谓的宗教信仰自由,但基本上它是一个无神论政权,因此对宗教先强调人民更有不信的自由,进而以惨酷的手段对信仰作种种迫害和摧残,于是基督教在中国面临了重大浩劫。中国基督教这棵有百余年历史之树,在共产主义的狂风暴雨的无情打击下,几至连根被拔起,奄奄一息,状至凄惨,其惨状比庚子之难更甚百倍。”2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中共大量修建监狱和劳改营,将数千万没有资格进入新时代的民众关押其中,强迫劳动、洗脑甚至折磨至死。

   在中国黑暗的“古拉格群岛”中,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不愿放弃信仰的基督徒。经过中共持续的、残酷的宗教迫害,从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中国基督徒的数量迅速下降。无庸讳言,相当一部分信徒,或者半推半就地与官方“三自运动”合作,或者干脆就放弃了信仰。但是,仍然有一群置生死于度外的圣徒,穿越了毛泽东时代死荫的幽谷,跑尽了当跑的路,守住了所信的道,打完了美好的仗。他们是劳改营中奇迹般的幸存者,人数虽然不多,却如同光和盐一般,改变了这个世界的结构。他们的生命见证,可谓荣神益人;他们本人,亦成为福音的种子。这群忠心的仆人的存在,是八十年代之后基督信仰在中国复兴的前提。俞崇恩、李慕圣、林淬峰便是其中三位受苦的前辈,他们因受苦而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被捕缘由及劳改时间

   以俞崇恩、李慕圣、林淬峰这三位基督徒为例,他们都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或者是愿意为社会服务的专业人士,或者是不问政治的全职传道人。然而,他们并未犯罪却被逮捕入狱,受尽虐待并被强制劳改。他们个人的基督信仰、传福音的言行以及不认同“三自运动”的立场,都成为当局眼中不可饶恕的“严重罪行”,因而被剥夺自由及政治权利长达二十年左右。中共建政之后的每一次政治运动,如“三反五反”、“反右”、“文革”和“清除精神污染”等,均有其针对的主要对象和阶层,但基督徒群体无一例外地都是被打击的对象之一。

   俞崇恩出生于基督徒家庭,其父是著名的基督徒及翻译家俞成华。一九五六年,中共官方开始大规模打压全国各地的独立教会,俞崇恩所属的教派“聚会处”亦首当其冲。当时,他被当作“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集团青年骨干分子”和“集团首恶分子”在苏州的代理人,白天继续担任中学教师,晚上到公安局“交待问题”。由于他并没有犯法,只是拒绝参加“三自”,属于思想问题,按照当时的政策,并没有被逮捕。到了一九五八年五月“反右”后期,他才被当作“反革命分子”抓捕入狱,押送劳改农场。该案件并未经过法院的审理,他也没有具体的刑期,承受的几乎就是无期徒刑。此后,俞崇恩辗转若干个劳改农场之间。

   一九六二年和一九六三年,俞崇恩在劳改农场暗中传福音被告发,被连续批斗两个冬天。一九六五年“文革”前夕,劳改农场的领导宣布继续给他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一九七四年,在被“改造”十七年之后,农场的干部找他谈话,劝诱其放弃信仰。他针锋相对地回答说:“我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为着我所信的主耶稣,可以不惜一切。”3他因而成为极少数“没有改造好”的囚徒,又被关押了五年时间。在此期间,他没有工资,没有节假日,在任何方面都低人一等。直到一九七九年,他才被释放回家,而所谓的“平反”则迟至一九八七年。也就是说,俞崇恩被强迫劳改长达二十一年,真正恢复公民身份则是在二十九年之后,那时他已经移民美国。

   李慕圣也出生于基督徒家庭,他毕业于中国神学院,是一名全职的传道人。一九六零年,他被拘捕时,当局并没有给出任何罪名,连劳改队长也感到奇怪,问他说:“你没有犯罪、也没有犯错,那你怎么会到我们这里来呢?”他回答说:“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后来,队长又问:“你还信不信耶稣啊?”“信!”“那么,我再问你,你传不传耶稣?”“如果有可能,我还要传!”“哼!这就是你的罪状,你准备去好好的思想改造吧!”4就这样,李慕圣开始了第一段牢狱生涯:从一九六零年至一九七零年,整整十年时间。他先后被关押在看守所、监狱和劳改营等各处。

   一九七零年被释放之后,当局不允许李慕圣从事任何工作,强迫他参加挖防空洞的劳动。即便在“文革”的高压下,他仍然坚持传福音,并在上海西郊建立聚会点。一九七三年,他因为“搞宗教活动,导致当地出现宗教狂热”,被便衣绑架、逮捕、严刑逼供,最后被判处死刑。一九七五年,他被从上海押回河南老家,当局计划在河南将其处死,以减缓外界的反弹。不久,四人帮垮台,中国政局出现转机,他的死刑被搁置。一九七九年,审判官来到牢里,拿着一张纸对他宣布说:“我代表中央人民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你宣布:对你实行无罪释放。”5法律竟然可以翻云覆雨,这究竟是庄严的宣告,还是拙劣的把戏?当事人并没有获得当局的道歉和赔偿,实施迫害一方仍然扮演恩人的角色。出狱之后,李慕圣从未停止过传福音的步伐。八十年代以来,他因积极参与传教活动,多次被当局拘押、传讯和监视居住。

   与俞、李二人不同,林淬峰并不是全职传道人,而只是一名普通的平信徒。在中共建政之初,出于对“新中国”的幻想,他毅然从香港返回大陆,为新政权服务,任职于交通部航道管理局。一九五五年,因参加王明道的教会并反对“三自运动”,以反革命罪被捕。一九五七年,免于起诉而释放。6被释放后,林淬峰坚持参加家庭聚会,并表示:“政府逮捕我是逼迫教徒,我不是反革命。”他建议家庭教会“化整为零”,鼓励教徒“要刚强,不能软弱”。当局搜集到这些言行,他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表面上看,与俞、李相比,林淬峰经历了更加严格的司法程序,被正式判刑——判刑的理由今天看来无比荒诞。即便如此,直到一九五九年,在看守所被关押一年之后,他才接到法院发给的一纸判决书,“我以为队我判决也得在法院郑重其事地进行吧,原来是人不知鬼不觉地草草地把一张纸塞给我,我以后十八年岁月就这样交待了”。7中共当局任意践踏法治的行径简直令人发指。

   一九七四年,林淬峰在劳改十六年之后被“提前释放”,然后被安置在北京市劳改局辖下在天津地区的茶淀清河农场就业。在这里,他是一名“准囚犯”,直到一九八一年离开中国大陆为止。他将清河农场称为“当代的奴隶庄园”,并一针见血地指出“留场就业”政策的实质便在于:“当代的奴隶庄园所奴役的是称为国家公民的‘自由人’——劳改释放犯,他们没有人身自由,没有选择职业的自由,没有行动的自由,而只有自由在政府强迫的劳动下被藐视、被剥削。他们和在农场里服刑的犯人其实差别仅在生活上好一些,相对的在农场范围内自由度大一些,而劳动量和劳动性质却是一样的。”8这种空前绝后的“留场就业”政策,使得囚徒们“一日为囚,终生为囚”。前前后后加起来,林淬峰失去自由的时间长达二十六年。当他一九八一年重返香港的时候,一生中最宝贵的三十年光阴已经过去了。

   从这三位基督徒的遭遇可以看出,他们根本没有任何犯罪的事实,他们对新政权完全是无害的人,他们仅仅是不愿放弃个人信仰、不愿归属“三自运动”,便成为罪不可赦的反革命分子。信仰问题成为政治问题,始作俑者乃是中共当局。信仰与政治发生关联,是当代中国无法回避的现实。因为,在中共当局的眼里,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也要归凯撒,他们要粗暴地介入社会生活乃至个人心灵世界的所有领域。一个用暴力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政权,已经自我取消了其权力的神圣来源。毫无疑问,对这样的政权进行置疑和批判,乃是信仰者捍卫自身信仰自由的第一步。

   抵制“三自”运动居然成为一个重大的罪名。由此可见,“三自运动”是中共当局用以控制教会、迫害教会、乃至消灭教会的工具。“三自运动”的基本原则和运作模式,完全不符合圣经的真理,亦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和普世的宗教信仰自由原则。显然,“三自运动”的属下没有一个是耶稣基督的真教会,他们虽然窃据了教堂,但他们只是橱窗、稗子和假冒为善者。

[下一页]

©Boxun News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