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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想飞的翅膀》(中国电影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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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普希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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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爱与痛的边缘》(大象出版社)
·《爱与痛的边缘》目录
·“龙椅”为谁而设?
·九十年代的“红宝书”
·从尼克松到克林顿:被羞辱的总统
·官官相杀
·“鬼才”遇“鬼”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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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中了传教士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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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日军细菌战档案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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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克里玛:生活在布拉格的三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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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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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主持正义?——读《基督山伯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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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冰点”事件的幕后黑手李东生

   
   抓住“冰点”事件的幕后黑手李东生
   
   
   杂文家焦国标先生先后写了《讨伐中宣部》、《合剿中宣部》等脍炙人口的文章,对中共建政以来半个多世纪里中宣部倒行逆施的邪恶行径,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批判。焦国标在文章中直接点名作为其“河南老乡”的中宣部副部长吉炳轩,使其丑行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也使得中宣部的头头脑脑们全都心惊胆战。

   此后,中宣部召开过若干次整肃新闻界的会议,主持会议的另一名副部长李东生再三向与会人员强调指出:“你们不准向外界泄漏是谁主持会议和下达命令的,以防被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抓住把柄。”看来,中宣部也并非固若金汤,虽然他们掌握了中国大陆所有的媒体和宣传机构,但他们本人也深知,“笔杆子”已经不在他们的手上了——当焦国标以孤胆英雄的形象向中宣部挑战的时候,中宣部甚至找不出一个像样的写手来写批判文章应战,也不敢大张旗鼓、理直气壮地对焦国标发动像当年对方励之和刘宾雁那样的铺天盖地的围剿。相反,作为中宣部副部长,在同僚臭名远扬之际,李东生只好向蜗牛和鸵鸟们学习,或者躲进安全的硬壳之中,或者干脆就将脑袋埋在沙堆里。
   李东生是何许人也?李东生是《新京报》事件和《冰点》事件的幕后黑手。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下午,作为中宣部副部长的李东生,亲自出席《新京报》报社的党组扩大会议上,在会议上他宣布三项决定:第一,撤销《新京报》总编辑杨斌的职务,接受审查,即时生效;第二,停止副总编辑孙雪东、副总编辑李多钰的职务,接受审查,即时生效;第三,授权《光明日报》领导层接管《新京报》,即时生效。李东生宣布此三项决定时杀气腾腾,斩钉截铁。在《冰点》事件中,李东生也代表中宣部出面处理,直接指挥共青团宣传部下达若干指示。李东生还是中宣部臭名昭著的“新闻阅评组”的具体主管者,他多次传达李长春和刘云山“对新闻阅评工作的重要批示”,称“李长春、刘云山同志的批示既是对新闻阅评工作的肯定与支持,也是对新闻阅评员的鼓励与鞭策,更是为进一步做好新闻阅评工作指明了方向”。李东生还是中国的“盖世太保”——“610”办公室的副主任,在制造假新闻丑化法轮功和进行所谓的“反邪教”宣传中,更是鞍前马后地为主子效力。
   李东生出生平民家庭,此君的履历颇值玩味,其人生轨迹比之《红与黑》的主人公于连更为曲折:七十年代初,李东生因一表人才而被选为当时的党主席华国锋家中的警卫。这个聪明伶俐的小伙子利用业余时间自学摄影,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被领导看中,兼作摄影师。放在古代来看,此君是皇帝或宰相家中“倡优蓄之”的奴才,但是那些呆在最高统治者身边的奴才,如果有点小才华和小心机,青云直上的机会自然是大大的有,如当年的高逑、魏忠贤、李莲英,哪一个不是如此?李东生也由此踏上了飞黄腾达的第一步,虽然不久华主席垮台了,小李子却谋得了到中央电视台当记者的美差。
   在一九七八年的时候,中央电视台还是一个不受重视的小机构。没有多少人意识到电视时代将迅速降临,电视将成为威力无穷的第一媒体,成为点石成金、钞票纷飞的“黄金国度”。作为央视元老,李东生先是任劳任怨地从摄影记者干起,逐渐被提升为新闻部时政组副组长、政文部副主任、新闻采访部副主任、主任、新闻中心主任和副台长。在担任央视副台长期间,李东生主管“焦点访谈”等炙手可热的栏目,这些栏目简直就是不费吹灰之力便可日进斗金的“摇钱树”——因为朱鎔基总理公开说自己每天都看“焦点访谈”,所以如果哪个地方的劣政被曝光,哪个地方的官员乌纱帽就可能不保。于是,许多地方官员要要想让央视不曝光自己辖区的丑闻,必须到央视公关,献上厚礼。具体从事采访工作的记者和主持人们得到的是小头,李东生得到的当然是大头了。李东生被央视员工评价为“央视最有钱的人”,央视若干腐败大案均与之有关。
   然而,疯狂的贪污腐败并没有阻碍李东生的升迁之路。中共选择干部的标准,是看谁更左、谁更忠诚,而不是看谁的人品好、谁的能力强。在此一“优败劣胜”的制度中,李东生这样胸无半点墨的家奴遂脱颖而出,由央视副台长升任广电总局副局长,再升任中宣部副部长。除了从担任毛泽东的警卫员开始、步步攀升、最后当上了党的副主席的汪东兴之外,李东生大概算是中共建政以来担任官职最高的一名警卫员吧。
   犯下了若干侵犯人权的罪行、劣迹斑斑的李东升,却还能趾高气扬地率领中国出版界高层人士参与德国法兰克福书展,并受到若干西方媒体的追捧。我想,这种荒唐景象的出现,是因为我们大部分人在面对中共的罪恶的时候,仅仅将其看作是一种整体性的、抽象的罪恶,或者至多将其归结为某一部门和机构的罪恶,而未能将罪恶与每一个施加罪恶的具体的人联系起来。比如,在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屠杀中,究竟是谁最终下令开枪的,究竟有那些军官和士兵亲手开枪杀过人?至今依然是一团乱麻。我们必须将每一个下达命令的人和执行命令的人全都揪出来,就如同德国统一之后,重新审查当年东德一方在柏林墙前开枪杀人的案件,将每一个下令的官员和每一个开枪的士兵的名字全部调查出来,让他们手上的鲜血大白于天下,让他们的罪孽在法庭上受到应有的判决。在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中国也应当如此。
   是的,我们必须弄清楚这些事实:每一件暴行、每一个冤案的始作俑者和执行者究竟是哪些人;每一个媒体被处罚、每一本书被查禁,各个环节的作恶者究竟是哪些人。这些官僚、警察和士兵,这些幕后的黑手和台前的打手,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都必须被我们记录下来并公诸于众。不必等到中国实现民主化的那一天,我们从现在开始便可以对他们的罪行进行记载和声讨,我们要通过种种途径,让西方的媒体广泛报道他们的所作所为,让西方的民众知晓他们的诸多罪行,让西方的法院接纳对他们所犯下的反人类罪的控告。这样的话,至少让得他们不至于仍然风风光光地到西方世界旅游观光,至少让他们的孩子和亲属不至于心安理得地拿着他们从中国人民身上剥夺的血汗钱在西方过着天堂般的生活。
   抓住李东生的黑手,抓住更多的黑手,从此刻做起。
   
   
   ——二零零五年三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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