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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捍卫公民的受教育权
·雷锋与盖茨:谁是真的英雄?
第四卷 知识分子哪里去了
·贺谢泳受聘厦门大学
·误人子弟的杨帆应当下课
·知识分子是“牛虻”,也是“春蚕”
·钱钟书神话的破灭
·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说真话
·余秋雨:文人无行,忏悔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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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香港晨钟书局)
·《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目录
第一卷 我们的罪与爱
·一颗历尽沧桑依然发光的珍珠——读刘德伟《一粒珍珠的故事》
·迎接中国福音传播的第二个黄金时代——读赵天恩《中国教会史论文集》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三位基督徒在中共劳改营中的生命见证
·超越时空的网络福音——序范学德《传到中国》
·我必不至蒙羞——读《六十三年——与王明道先生窄路同行》
·我们的身体是箭靶而不是武器
·朋霍费尔对中国自由主义的更新
·我们的罪与爱──序北村《愤怒》
·“入中国”与“出中国”并行不悖
·乡村教会如何由隐匿走向开放?——给一位乡村教会领袖的一封信
第二卷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
·中国印刷和传播圣经的真相
·圣经中有“国家机密”吗?
·中国需要更多的“以诺”企业
·站起来便拥有了自由——有感于傅希秋牧师荣获“约翰•李兰德宗教自由奖”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致被流氓毒打的李和平律师
·真相是不能被消灭的——致世界报业协会“金笔奖”得主李长青
·从美国民权运动透视基督信仰与社会公义之关系
·如何捍卫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兼评中国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
·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中国的“波坦金之旅”
·从矿难看中国人对生命的态度
·个体的救赎与民族的救赎——与王军涛的信仰通信
·“宗教局长”如何变成“谎话大王”?
第三卷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桃源乐土的追寻——论基督宗教伦理与当代中国精神文明的重建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论新一代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
·我们是一座桥梁——论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
·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如羊进入狼群——论基督徒如何在不公义的世界里坚守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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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白头鹰与大红龙:美中关系及其对世界的影响》(2008年香港晨钟书局出版)
·美国民主的真相与根基——与庄礼伟商榷,兼论美国的基督教精神
·纪念那些战死在中国的美国士兵
·希拉里回忆录的中文版是如何被肢解的?
·民主女神浴火重生——华盛顿“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揭幕仪式亲历记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道德盲点
·从尼泊尔毛派的末路看全球清算共产主义罪恶的浪潮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共产主义就是恐怖主义——布什总统讲话的划时代意义
·人权议员布朗贝克和他的中国女儿
·美国媒体在“妖魔化”中国吗?——从美国媒体关于中国黑心商品的报道谈起
·巴以冲突中美国的角色
·美国的秘密与细节的启蒙——读范学德《活在美国》
·美国为何干涉日本的“内政”?
·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崛起
·美国学界应当避免“中国化”的陷阱
·面对邪恶的时候,没有真正的中立——从二战中美国与瑞典、瑞士的不同角色谈起
·美国如何帮助推进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在美国参议院的演讲
·我们关于声援美国政府摧毁萨达姆独裁政权的声明
·倒萨战争与“人权至上”的价值观
·韦塞尔为什么支持美国对伊战争?
·中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白宫会谈的台前幕后
·美利坚不是藏污纳垢之地——建议美国政府对居留在美国的中国贪官及其家属展开调查
·“小鹰号”事件:中美谁是胜利者?
·以祷告改变世界——华盛顿“总统早餐祷告会”侧记
·谁之“崛起”,哪有“和平”?
·佩洛西:人权不是幌子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中国信仰的复兴与中美两国的“化敌为友”——在美国众议院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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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劳改基金会)
·不要做中国孩子的母亲——天安门惨案十九周年暨汶川大地震祭并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而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处女卖淫”案与警权过度扩张
·从警察到还是妓院的变脸
·业主维权与市民意识的觉醒
·寻求公义需要更大的耐心和勇气——天安门屠杀十八周年祭
·红卫兵外长李肇星的末路
·你可以成为一名快乐的异乡人——读格鲁沙《快乐的异乡人》
·扶不起来的胡阿斗
·青藏高原上的血雨腥风——读唯色《杀劫》
·退休高官休得窃取神圣教席
·矿难为何无法遏制?
·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
·被人民抛弃的中共十七大
·帝王腐尸味中的天价酒店
·孩子眼中的蒋介石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读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以“幽暗意识”透视中国百年激进思潮——与张灏对话
·《记念刘和珍君》为何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余英时先生侧记
·宾利轿车为何能热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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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民营媒体,何来新闻自由?

   
   没有民营媒体,何来新闻自由?
   ——评《国务院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
   
   

   二零零五年八月八日,新华社全文播发了《国务院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对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分成鼓励、限制和禁止三种情况。该《决定》“对于根据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承诺对外资放开的,明确鼓励和支持民营资本进入,并在股权比例和相关领域等方面对民营企业进一步放宽;还鼓励和支持民营资本参与一些领域的国有文化单位股份制改造;对于不允许民营资本进入的新闻媒体和新闻宣传业务等领域也作出了明确规定。”那么,究竟是哪些领域不允许民营资本进入呢?在该《决定》的第九条中明确指出:“非公有资本不得投资设立和经营通讯社、报刊社、出版社、广播电台(站)、电视台(站)、 广播电视发射台(站)、转播台(站)、广播电视卫星、卫星上行站和收转站、微波站、监测台(站)、有线电视传输骨干网等;不得利用信息网络开展视听节目服务以及新闻网站等业务;不得经营报刊版面、广播电视频率频道和时段栏目;不得从事书报刊、影视片、音像制品成品等文化产品进口业务;不得进入国有文物博物馆。”一言以蔽之,就是民营资本不得进入传媒业,就是传媒要牢牢掌握在“党”的手中,就是传媒必须成为党愚民政策的工具。
   此《决定》的颁布,再次表明了中共拒绝政治改革,执意要将一党专制进行到底的“决心和勇气”。它彻底摧毁了某些人士关于中国加入世贸就能促进政治改革和新闻自由的幻想。没有民营媒体,便没有新闻自由,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事实。所谓“公有资本”对传媒的控制,也就是规定了所有的传媒都是“党”的走卒——通讯社是党的通讯社、报刊是党的报刊、出版社是党的出版社、广播电台是党的广播电台、电视台是党的电视台、电影厂是党的电影厂……于是,“党”拥有了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资源和力量,谁不听话就整肃谁,《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近年来的命运便是如此,谁敢成为第二个俞华峰呢?
   中国自古便有“官报”,却一直未能孕育出近代意义的新闻报刊。新闻史家戈公振在对比中西报刊发展的不同路向时指出:“我国之有官报,在世界上为最早,何以独不发达?其故盖西人之官报乃与民阅,而我国乃与官阅也。‘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乃儒家执政之秘诀;阶级上之隔阂,不期然而养成。故官报从政治上言之,固可收行政统一之效;但从文化上言之,可谓毫无影响,其最佳结果,亦不过视若掌故,如顾黄二氏之所为耳。进一步言之,官报之惟一目的,为遏止人民干预国政,遂造成人民间一种‘不识不知顺帝之则’之心理;于是中国之文化,因此而入于黑暗状态矣。”也就是说,官府垄断信息的发布权,官府独断地决定,什么事情可以告诉民众,什么事情不能告诉民众;什么时候可以公布真相,什么时候可以制造谎言。而要做到这一切,必须垄断所有的信息传播渠道,不允许有独立于官府之外的信息传播渠道存在。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之下,直到清末中国人才开始有了“新闻的觉醒”和“真相的要求”。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型知识分子,全身心地投入到报刊事业中,以报刊为文化思想启蒙的载体,以报刊为促进民主和自由的武器。可以说,没有清末“报刊热”十多年的酝酿,就不会有辛亥革命的发生和君主专制政体的终结。
   从清末到民国,中国的新闻业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五四运动的内在动力,即在于报刊界的鼓吹和支持。可以想像,如果没有大量的独立报刊对华盛顿和会上日本企图侵占昔日德国在中国山东权益的报道,中国民众根本不可能萌发出如此激越的爱国热情。倘若当时的北洋政权能够像今日的中共政权这样控制传媒,其卖国政策自可高枕无忧地实施下去。可是,偏偏那个时候大多数媒体都独立于政权之外,自由地对国内国际事务发表意见。五四运动是靠报界、学界和工商界的共同努力而获得了胜利。当时,美国记者毕德生在《中国之报业》一文中盛赞中国报界的力量和成就:“此一例,可具体证明中国报业之势力。读报者虽限于少数人士,但报纸发表之意见,由公众的或私人的议论,几于下等之苦力,亦受其宣传。读者之人数固日见增加,已受较良训练之新闻记者之活动,亦日有进步,有力出版物销行亦盛。此乃关于国内将来之安定,中国在国际间位置之稳固上,大有希望之一端也。更进一步言之,虽谓为万国和平上一真希望,亦无不可。”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如果说当年北洋军阀在卖国的时候,还如履薄冰、胆战心惊,因为他们害怕报界的揭发和批评,以及由此造成的民众的愤怒与反对;那么今天的中共政权,因为早已完成了对媒体的“党化”、“奴化”及“喉舌化”,他们的若干卖国行为自可肆无忌惮地实施下去。近年来,江胡两代最高领导人向“北极熊”俄罗斯出卖大量国土,其面积早已超过台湾岛。可是,那些在口口声声要用武力血洗台湾的爱国愤青们却对此鸦雀无声。一是因为相关的卖国契约根本没有被公布出来,一般民众毫不知情;且大陆没有一家民营的、独立自由的媒体,能对这类真相进行调查和揭露。二是因为这些爱国者的爱国热情多半是一种表演,他们深知骂骂日本,吓吓台湾,是蒙主子允许和欣赏的,但如果要直斥主子的卖国行径,那将会遭致灭顶之灾。爱国愤青们个个都很聪明,他们哪里会干这样的蠢事呢?
   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中共之所以能够取得政权,靠的是枪杆子和笔杆子。所谓“笔杆子”,也就是宣传的力量。作为二十世纪最可怕的谎言大师和大众传媒的操纵者,“笔杆子”一直是毛泽东战胜国民党政权和发动文革、清洗其党内战友的“法宝”。毛泽东开启了一个万马齐喑、道路以目的时代,毛泽东创造了一个连希特勒也未能实现的、没有一家私营传媒的国家。按照澳大利亚汉学家费约翰在《唤醒中国》一书中的分析,毛泽东独裁暴政的第一步不是始于上井冈山,而是始于在国共第一次合作中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毛泽东对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领导,似乎是他走向革命导师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在这被中国的史学家所忽略的短短八个月时间里,毛泽东拼命地学习和忠实地履行他的职责,“即清洗来自党内的敌人,或者通过在政治和群众斗争的任何地方发现的敌人,来帮助消灭民族的敌人”。当国共合作破裂之后,毛泽东失去了此重要职位,迅速回到共产党的职务上来,“在那里,他广泛地利用自己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经验,来设计自己的主义和战略,并在自己的领导之下及时地发动了一场纪律性的革命运动……以他自己的专政模式取代国民党的党治国家。”直到晚年,已经成为不可撼动的、惟一的领袖的毛泽东,宁可放下其它的国家大事,也要花费很多时间来亲自拟订《人民日报》、《红旗》等报刊的社论或编者按语,可见“谎言治国”在中共的统治术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
   从毛泽东到今天的中共领袖们,无不清楚地知道:一旦中国有了新闻自由,一旦民众知道了历史和现实的若干真相,他们的专制统治便会在瞬间之内崩溃。看看戈尔巴乔夫倡导“公开性”和蒋经国开放报禁的后果吧。所以,他们把新闻自由当作是“自掘坟墓”之举;所以,在此次颁布的《决定》中,再次严厉申明传媒不得民营化。
   党营的传媒真的能够成为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环节吗?一个靠谎言来维系的社会不可能具有永久的稳定性,此种稳定仅仅是贪官污吏们短暂地行凶作恶的“稳定”,而不是大部分民众都能安居乐业的稳定。一个剥夺民众的知情权、限制民众的思考和质疑、对民众进行洗脑式的宣传和教育的政权,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牢不可破的“千年帝国”,它只会像纸房子一样不可救药地走向自我毁灭。当中共治下的所有媒体都在宣扬形势大好、盛世气象的时候(尤以中央电视台莺歌燕舞的“春节联欢晚会”、邢质斌大义凛然的“新闻联播”和宋祖英甜得发腻的歌曲为“三个代表”),这个政权不仅得不到人民丝毫的支持与爱戴,在国际社会上也根本无法赢得最起码的尊重和好感。一个没有新闻自由的国家,毫无疑问就是一个野蛮国家,就是一个不配说“文明”二字的国家;而没有享受到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基本权利的民众,毫无疑问就处于奴隶的生活状态之中,经济上的“小康生活”也不足以改变这种奴隶的身份。
   我在访问日本期间,曾经会见了营造“大东亚圣战大碑”的右翼极端分子中田清康。在我谴责其颠倒战争的性质之前,这个神情僵硬的老者问了一个让我无法回答的问题:“你们中国有独立的、私人的媒体吗?你们的报纸上能够发表批评官方的言论吗?”那一刻,我感受到了一种巨大、深入骨髓的耻辱,而这种耻辱是中共强加给我们的。今天,中共的这份《决定》再次加添了我们的这种耻辱。我们能够继续沉默下去吗?
   
   
   ——二零零五年八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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