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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民营媒体,何来新闻自由?

   
   没有民营媒体,何来新闻自由?
   ——评《国务院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
   
   

   二零零五年八月八日,新华社全文播发了《国务院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对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分成鼓励、限制和禁止三种情况。该《决定》“对于根据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承诺对外资放开的,明确鼓励和支持民营资本进入,并在股权比例和相关领域等方面对民营企业进一步放宽;还鼓励和支持民营资本参与一些领域的国有文化单位股份制改造;对于不允许民营资本进入的新闻媒体和新闻宣传业务等领域也作出了明确规定。”那么,究竟是哪些领域不允许民营资本进入呢?在该《决定》的第九条中明确指出:“非公有资本不得投资设立和经营通讯社、报刊社、出版社、广播电台(站)、电视台(站)、 广播电视发射台(站)、转播台(站)、广播电视卫星、卫星上行站和收转站、微波站、监测台(站)、有线电视传输骨干网等;不得利用信息网络开展视听节目服务以及新闻网站等业务;不得经营报刊版面、广播电视频率频道和时段栏目;不得从事书报刊、影视片、音像制品成品等文化产品进口业务;不得进入国有文物博物馆。”一言以蔽之,就是民营资本不得进入传媒业,就是传媒要牢牢掌握在“党”的手中,就是传媒必须成为党愚民政策的工具。
   此《决定》的颁布,再次表明了中共拒绝政治改革,执意要将一党专制进行到底的“决心和勇气”。它彻底摧毁了某些人士关于中国加入世贸就能促进政治改革和新闻自由的幻想。没有民营媒体,便没有新闻自由,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事实。所谓“公有资本”对传媒的控制,也就是规定了所有的传媒都是“党”的走卒——通讯社是党的通讯社、报刊是党的报刊、出版社是党的出版社、广播电台是党的广播电台、电视台是党的电视台、电影厂是党的电影厂……于是,“党”拥有了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资源和力量,谁不听话就整肃谁,《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近年来的命运便是如此,谁敢成为第二个俞华峰呢?
   中国自古便有“官报”,却一直未能孕育出近代意义的新闻报刊。新闻史家戈公振在对比中西报刊发展的不同路向时指出:“我国之有官报,在世界上为最早,何以独不发达?其故盖西人之官报乃与民阅,而我国乃与官阅也。‘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乃儒家执政之秘诀;阶级上之隔阂,不期然而养成。故官报从政治上言之,固可收行政统一之效;但从文化上言之,可谓毫无影响,其最佳结果,亦不过视若掌故,如顾黄二氏之所为耳。进一步言之,官报之惟一目的,为遏止人民干预国政,遂造成人民间一种‘不识不知顺帝之则’之心理;于是中国之文化,因此而入于黑暗状态矣。”也就是说,官府垄断信息的发布权,官府独断地决定,什么事情可以告诉民众,什么事情不能告诉民众;什么时候可以公布真相,什么时候可以制造谎言。而要做到这一切,必须垄断所有的信息传播渠道,不允许有独立于官府之外的信息传播渠道存在。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之下,直到清末中国人才开始有了“新闻的觉醒”和“真相的要求”。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型知识分子,全身心地投入到报刊事业中,以报刊为文化思想启蒙的载体,以报刊为促进民主和自由的武器。可以说,没有清末“报刊热”十多年的酝酿,就不会有辛亥革命的发生和君主专制政体的终结。
   从清末到民国,中国的新闻业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五四运动的内在动力,即在于报刊界的鼓吹和支持。可以想像,如果没有大量的独立报刊对华盛顿和会上日本企图侵占昔日德国在中国山东权益的报道,中国民众根本不可能萌发出如此激越的爱国热情。倘若当时的北洋政权能够像今日的中共政权这样控制传媒,其卖国政策自可高枕无忧地实施下去。可是,偏偏那个时候大多数媒体都独立于政权之外,自由地对国内国际事务发表意见。五四运动是靠报界、学界和工商界的共同努力而获得了胜利。当时,美国记者毕德生在《中国之报业》一文中盛赞中国报界的力量和成就:“此一例,可具体证明中国报业之势力。读报者虽限于少数人士,但报纸发表之意见,由公众的或私人的议论,几于下等之苦力,亦受其宣传。读者之人数固日见增加,已受较良训练之新闻记者之活动,亦日有进步,有力出版物销行亦盛。此乃关于国内将来之安定,中国在国际间位置之稳固上,大有希望之一端也。更进一步言之,虽谓为万国和平上一真希望,亦无不可。”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如果说当年北洋军阀在卖国的时候,还如履薄冰、胆战心惊,因为他们害怕报界的揭发和批评,以及由此造成的民众的愤怒与反对;那么今天的中共政权,因为早已完成了对媒体的“党化”、“奴化”及“喉舌化”,他们的若干卖国行为自可肆无忌惮地实施下去。近年来,江胡两代最高领导人向“北极熊”俄罗斯出卖大量国土,其面积早已超过台湾岛。可是,那些在口口声声要用武力血洗台湾的爱国愤青们却对此鸦雀无声。一是因为相关的卖国契约根本没有被公布出来,一般民众毫不知情;且大陆没有一家民营的、独立自由的媒体,能对这类真相进行调查和揭露。二是因为这些爱国者的爱国热情多半是一种表演,他们深知骂骂日本,吓吓台湾,是蒙主子允许和欣赏的,但如果要直斥主子的卖国行径,那将会遭致灭顶之灾。爱国愤青们个个都很聪明,他们哪里会干这样的蠢事呢?
   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中共之所以能够取得政权,靠的是枪杆子和笔杆子。所谓“笔杆子”,也就是宣传的力量。作为二十世纪最可怕的谎言大师和大众传媒的操纵者,“笔杆子”一直是毛泽东战胜国民党政权和发动文革、清洗其党内战友的“法宝”。毛泽东开启了一个万马齐喑、道路以目的时代,毛泽东创造了一个连希特勒也未能实现的、没有一家私营传媒的国家。按照澳大利亚汉学家费约翰在《唤醒中国》一书中的分析,毛泽东独裁暴政的第一步不是始于上井冈山,而是始于在国共第一次合作中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毛泽东对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领导,似乎是他走向革命导师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在这被中国的史学家所忽略的短短八个月时间里,毛泽东拼命地学习和忠实地履行他的职责,“即清洗来自党内的敌人,或者通过在政治和群众斗争的任何地方发现的敌人,来帮助消灭民族的敌人”。当国共合作破裂之后,毛泽东失去了此重要职位,迅速回到共产党的职务上来,“在那里,他广泛地利用自己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经验,来设计自己的主义和战略,并在自己的领导之下及时地发动了一场纪律性的革命运动……以他自己的专政模式取代国民党的党治国家。”直到晚年,已经成为不可撼动的、惟一的领袖的毛泽东,宁可放下其它的国家大事,也要花费很多时间来亲自拟订《人民日报》、《红旗》等报刊的社论或编者按语,可见“谎言治国”在中共的统治术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
   从毛泽东到今天的中共领袖们,无不清楚地知道:一旦中国有了新闻自由,一旦民众知道了历史和现实的若干真相,他们的专制统治便会在瞬间之内崩溃。看看戈尔巴乔夫倡导“公开性”和蒋经国开放报禁的后果吧。所以,他们把新闻自由当作是“自掘坟墓”之举;所以,在此次颁布的《决定》中,再次严厉申明传媒不得民营化。
   党营的传媒真的能够成为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环节吗?一个靠谎言来维系的社会不可能具有永久的稳定性,此种稳定仅仅是贪官污吏们短暂地行凶作恶的“稳定”,而不是大部分民众都能安居乐业的稳定。一个剥夺民众的知情权、限制民众的思考和质疑、对民众进行洗脑式的宣传和教育的政权,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牢不可破的“千年帝国”,它只会像纸房子一样不可救药地走向自我毁灭。当中共治下的所有媒体都在宣扬形势大好、盛世气象的时候(尤以中央电视台莺歌燕舞的“春节联欢晚会”、邢质斌大义凛然的“新闻联播”和宋祖英甜得发腻的歌曲为“三个代表”),这个政权不仅得不到人民丝毫的支持与爱戴,在国际社会上也根本无法赢得最起码的尊重和好感。一个没有新闻自由的国家,毫无疑问就是一个野蛮国家,就是一个不配说“文明”二字的国家;而没有享受到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基本权利的民众,毫无疑问就处于奴隶的生活状态之中,经济上的“小康生活”也不足以改变这种奴隶的身份。
   我在访问日本期间,曾经会见了营造“大东亚圣战大碑”的右翼极端分子中田清康。在我谴责其颠倒战争的性质之前,这个神情僵硬的老者问了一个让我无法回答的问题:“你们中国有独立的、私人的媒体吗?你们的报纸上能够发表批评官方的言论吗?”那一刻,我感受到了一种巨大、深入骨髓的耻辱,而这种耻辱是中共强加给我们的。今天,中共的这份《决定》再次加添了我们的这种耻辱。我们能够继续沉默下去吗?
   
   
   ——二零零五年八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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