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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自由之魂 从雷震到林昭
·香港还有爲“六•四”魂牵梦绕的勇敢者
·余杰、余世存对北大「一塌糊涂」网站被关闭的声明:我们不能再忍受这样的耻辱
·师涛:一个失去自由的自由人
·让我们一起反抗文字狱
·末世贪官最后的疯狂
·自由中国,何以可能?
·中国社会──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从电影《英雄》看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王申酉:死于毛泽东暴政的思想者
·基督徒如何看待法轮功信仰
·谁在“移山”?——“文学与艺术:说出真相”研讨会上的发言
·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他让“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抓住中宣部的"黑手"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公开信
·莫把大学当监狱
·中共腐败官僚的“信仰”
·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
·“万人杰文化新闻奖”答谢辞
·丁子霖女士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公开信(余杰代拟)
·就法国政府致力于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
·蒋彦永医生,中国的良知从你开始复苏
·十年改革,一夜屠城
·“船坚炮利”不会“强国富民”
·北大的沉沦与右派的风骨
·不一样的葬礼,不一样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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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是“唯物党”还是“谶纬党”?
·朱镕基:清官神话的终结
·世界人权日这天,特务掐断了我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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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引咎辞职”的中共官僚
·新版的“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官逼民死
·邓小平的“亲民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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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为李思怡而绝食的朋友们
·揭开“文革”的红盖头
·为了自由,我们愿意献身:在民主基金会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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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战在大陆最该说的一句话
·赵紫阳不是你们的“同志”
·永远站在自由一边
·毛泽东在抗战中的所作所为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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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致帝国的悼词》(香港田园书局)
·胡平:余杰《致帝国的悼词》序言
·《致帝国的悼词》自序:我的生命被这天分成两半
·是怯懦,还是虚伪——有感于温家宝谈“六•四”事件
·拆除北京的“靖國神社”——毛泽东纪念堂
·这样的审判只能用荒谬来形容——抗议湖南长沙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师涛十年徒刑
·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有感
·自唾其面——就王光泽被解聘致《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发行人沈灏的公开信
·一个人的“大屠杀博物馆”——中国作家廖亦武的文学与人生
·活着,记忆着,忏悔着,控诉着——序鲁礼安之文革回忆录《仰天长啸》
·是资本巨鳄,还是末世怪胎?——从原健力宝总裁张海的被捕谈起
·党杀死了忠心耿耿的党员——纪念北京西单工地坍塌事故中的死者周绪湘
·江胡对立的“江湖”——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至五中全会期间的权力转移
·表达的自由与宪法的保障——从昝爱宗诉讼案说起
·走出“黑名单”,活在光明中
·杨振宁究竟爱哪个“国”
·两头“野兽”的会面——评泰森拜谒毛泽东干尸
·从未存在过的“胡温新政”
·胡锦涛正在步齐奥赛斯库后尘
·像老鼠一样胆怯的“世界第一大党”
·中央电视台是党的喉舌,还是皇帝的尿壶?
·“反右运动”与中共的现代奴隶集中营(上)
·从图图与林义雄的会面看天安门事件的未来
·从赵紫阳与胡锦涛的分野看中共的未来
·秘密警察能捍卫“铁桶江山”吗?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独裁者的盛宴
·谁是松花江大污染的罪魁祸首?
·温家宝的“大师梦”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从体制外异见作者的真实处境说起——兼论鄢烈山的文风问题
·公审邬书林为期不远
·没有民营媒体,何来新闻自由?
·谁把网络当作洪水猛兽?
·我们为什么要有基本的是非判断?
·宣传部是个什么部?
·抓住“冰点”事件的幕后黑手李东生
·“冰点”之殇与中国新闻界的觉醒
·陈光诚重于温家宝千百倍
·给汉语以自由,给心灵以自由
·独立中文笔会二零零五年度(第一届)“林昭纪念奖”颁奖词
·在二零零五年澳洲墨尔本“亚太地区作家论坛”上的对公众演讲
·言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关于郑北京“爆破作文”案件的感想
·在没有出版自由的国度,作家何为?
·谁是说真话的人?——悼念刘宾雁先生
·谁是中国最大的卖国贼?——评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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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审邬书林为期不远

   
   公审邬书林为期不远
   
   
   日前,中共“新闻出版警署”副署长邬书林,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图书交易会上,悍然宣布查禁包括章诒和女士所著之《伶人往事》在内的八本图书。此次邬书林公然在大会上凶神恶煞地宣布该禁令,并声称查禁章诒和的著作乃是“因人废言”,不管书的内容是什么,只要是章诒和所著的,就必须查禁。

   这是典型的法盲的语言和思维方式。不过,中共的大小官僚当中,又有几个不是法盲呢?从制造“彭州诗案”的县委书记蓝庆华、县长周伟,到制造“冰点事件”的前共青团书记周强、赵勇,虽然他们当中不少人都戴上了来路不明的“博士帽”,却实实在在是彻头彻尾的法盲。以邬书林为例,他完全漠视中国宪法所保护的公民的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自以为是一名口含天宪、指鹿为马的大人物,说禁书就禁书,说谁在黑名单上谁就在黑名单上,甚至将黑名单直接放到了台面上招摇过市。与以往当局秘密查禁图书、关闭媒体、在内部传达黑名单的做法有所不同,这次邬书林为何要如此高调地宣布禁书计划呢?他为何执意要在中国三千年禁书史上留下自己“璀璨”的名字呢?
   大概是因为中共十七大召开在即,邬书林还想再上层楼,故而细细揣摩上意,以此种夸张而凶狠的方式来执行上级所下达的严密控制言论的命令,表达自己的忠心耿耿。此时此刻,奴才往往比主子还要心狠手辣。当然,邬书林不过是一个工具而已,一张中共用来给自己擦屁股的手纸而已。盘踞在邬书林头上的,还有这样一大群人物:“新闻出版警署”署长龙新民、中宣部部长刘云山、主管宣传事务的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以及最高决策者、中共党魁胡锦涛等人。他们都是新闻自由的敌人,他们都是扼杀中国人想像力和创造力的凶手,他们都是阻挡历史前进的螳螂,他们都是犯下了滔天罪行的罪犯。公审他们的那一天并不遥远,他们的下场并不会比希特勒、希姆莱和戈培尔们更好。
   此次邬书林高调禁书,也表明胡锦涛在牢牢掌控了权力之后,不再像萨斯事件中那样需要民意支持,也不想继续扮演“披着羊皮的狼”的角色,而彻底暴露出其毛派法西斯主义者的狰狞面目来。当然,以胡锦涛唯唯诺诺、左右逢源的性格,即便干坏事也无法干得像希特勒和毛泽东那样彻底、那样疯狂。另一方面,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成为全球经济文化一体化中无法孤立的一部分,公民社会也正在蓬勃成长,胡锦涛即便梦想充当“大独裁者”,也缺乏昔日的社会土壤。此次禁书行为便是一典型个案:尽管邬书林磨刀霍霍、言辞凌厉,此禁令却难以像毛泽东时代那样畅通无阻、雷厉风行。禁书命令发布数日之后,许多书店中仍然在热卖禁令名单上的大部分书籍。而且有了邬书林这一免费的广告代言人,各种盗版更是如潮水般地席卷神州大地。在互联网时代,中共已经无法全面达成对信息的封锁和控制,邬书林狂妄和背谬的言论迅速被曝光于网络之上。一时间,这名高级官员成为中共统治阶层中最为臭名昭著的人物,说“千夫所指”亦不过分。
   古往今来,若干禁书者留下的都是千古骂名,若干被禁者留下的却都是千古美名。陈正宏、谈蓓芳在《中国禁书史》一书中,论及满清一朝不惜以血腥的文字狱作为依靠来强化禁书工作的历史,举例指出:“像清高宗那样对禁书工作如此费心费力的皇帝,在历史上似乎也只有他一位。”虽然清王朝的禁书工作取得了重大的成绩,却付出了惨重代价:不仅导致许多文人和百姓家破人亡,而且成为中华民族深重的灾难。“明清两个王朝的统治集团所采取的思想禁锢政策,是导致社会发展缓慢的重要因素之一;而禁书又是这种政策的重要一翼。”中共政权则将中国的禁书传统推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半个多世纪以来,文化艺术浩劫重重,文学艺术家断头流血,中共摧毁各种文明成果的罪行可谓罄竹难书。
   我没有见过邬书林,不知道他长得一副什么模样。根据“新闻出版警署”官方网站上发布的简历,邬氏年仅五十二岁,是文革后七八级的大学生,毕业于南京大学经济系。由此可见,他也经历过暗无天日的毛时代,也有过一段“通过知识和教育改变命运”的人生历程。但是,当他在仕途上青云直上、掌握一定的权柄之后,却忘记了自己当年寒窗苦读的那段岁月,而以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来充当官家的文化刽子手。
   这一身份和心理的转化,究竟是如何完成的呢?根据心理学大师弗洛姆在《论侵犯行为的起源》一书中的分析,邬书林是一名具有代表性的“施虐狂官僚”。这类官僚一般都有如下几个重要的特征:首先,作为施虐狂官僚的品性之一是,“他们像对待东西一样对待人,人已成为物品,他不像对待人一样与他们友好相处”。邬书林认为自己掌握了“新闻出版警署”的巨大权力,便可以扼住所有新闻出版机构的喉咙,也扼住所有写作者的喉咙,每一个作者和读者都是他可以控制和愚弄的对象,他命令他们往西走,他们便绝对不能往东走。他是傀儡戏背后那个牵线的人,知识分子和大众都是前台的木偶。
   其次,这类官僚通常对秩序有着过分的关注。在他们看来,“秩序就是一切,秩序是生活中惟一确定的东西,惟一能在这上面建立绝对控制的东西”。弗洛姆在此指出,对于秩序有着过分需求的人往往是那些害怕生活的人。因为生活是无秩序的,它带来惊奇。虐待狂不能与别人友好相处,他把生活中的一切人和事仅仅看作是东西。这种人仇恨一切生物,因为他们对他形成威胁。但是他热爱秩序。对于邬书林来说,没有上级的命令,没有当局禁书的“潜规则”,他本人也就像没有人可咬的狗一样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第三,他们都有着根深蒂固的奴性。“虐待狂想控制弱者,但是他往往无力使自己得以不去屈从某些比他更强的人而活着。”例如,希姆莱非常崇拜希特勒。如果虐待狂不附属于别人,那么他就可能会选择历史、过去、自然力,一切比他强的东西,但有一条总是真实不变的定律是:他必须服从,他必须使自己从属一个更高的权力,不管这个权力可能是什么。但对那些比他弱的人,他必须统治。这就是官僚虐待狂和一般冷虐待狂赖以生活的系统。换言之,他们都是扭曲的、变态的双重人格,他们忽而是奴隶,忽而是奴隶主。
   曾近距离观察希姆莱的卡尔•丁伯克哈德写道:“他以他的典型的顺从,他的思路狭隘的认真,他的无人性的有条不紊,以及他的行动的机械特性,造成了一个怪异的印象。”我相信,邬书林身边的人也会有类似的印象。这名高官已经异化成为专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当然,他在偶尔也会流露出一丝的温情,但是“我们不能让自己被一个人非常热爱孩子和动物,做了这样或那样的好事的这一事实所欺骗”。例如,刚刚死去的中共元老薄一波,其人阴险毒辣、奢侈好色,但在薄熙来眼里却是一个好父亲呢。
   像邬书林之流的心理变态者,本该被送进精神病院,在专制体制下,他却被提拔为高级官员。西人有“病夫治国”一说,中国则是一群精神病人治国。邬书林此次的“过度表演”,中共未必会赏识之。昔日,赵勇企图快刀斩乱麻地处理“冰点事件”,结果却导致海内外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反弹,使得胡锦涛在龙应台的直接追问下陷入尴尬境地。于是,赵勇被外调河北,其政治生命也基本终结。如今,在中文互联网世界里,“邬书林”这个名字已经如同过街老鼠一般,人人喊打。中共对于这样一个自暴其丑的奴才,也同样会感到无比恼怒。照我推测,邬书林此次拍马屁拍到马腿上,为“和谐社会”制造了极端不和谐的声音,这一片忠心赤胆大概会换来“党妈妈”的一记耳光。邬书林败坏了党苦心经营的“开明秀”,其政治生命估计也走到了尽头。
   这就是舆论的力量。谁说舆论没有力量呢?当然,目前民间舆论的压力,还不足以让邬书林这个厚脸皮黑心肠的人物晚上睡不着觉。我们必须作出更大的努力,直到让此类积极主动为当局干脏活的家伙晚上害怕得晚上睡不着觉为止。那么,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呢?我想,除了积极声援包括章诒和、胡发云等人在内的禁书的作者和撰文谴责邬书林的倒行逆施之外,还可以尝试着搜集和发布更多关于邬书林的个人资料,比如:邬书林的家人有没有什么贪渎行为,邬书林的子女有没有利用不义之财到欧美国家留学或定居?如果有类似情形,海内外华人可以团结起来,持之以恒地向西方国家的外交和移民机构传达信息,促使其驱逐此类贪官污吏、独裁帮凶的亲属。这一种釜底抽薪的做法,必然会让邬书林之流的人物感到心惊胆战。
   一个政权到了末世,往往便最缺乏自信心,一点风吹草动便视为杯弓蛇影、风声鹤唳。邬书林这一席外强中干的言语,已经说明中共当局怕得要命。但是,他们严控新闻和信息传播的努力只是螳臂当车而已。我相信,公审邬书林的那一天离现在并不遥远。而在审判席上,大概也不会单单是邬书林一个人,他的同僚和亲属们,也会被当作他的同案犯。中共当局经常将异议人士的亲人当作人质,我们当然不会采取与之同样卑劣的做法。但是,如果这些贪官污吏们的亲属,果真参与了他们瓜分民脂民膏的恶行,也必须受到应有的惩罚。在即将到来的审判中,邬书林之流大概不会是审判席上的孤家寡人。
   
   
   ——二零零七年一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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