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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罗大佑的撕护照与张惠妹的被封杀
·屠夫崇拜:从张献忠到毛泽东——为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而作
·刘军宁遭遇“警察大学”
·吴祖光的铁骨柔肠
·解放军原来是家奴
·熊德明与李昌平的困惑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蒋彦永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
·爲每一个被杀害的生命祈祷──达赖喇嘛与「六•四」屠杀
·向西藏忏悔──读《雪山下的火焰:一个西藏良心犯的证言》
·自由之魂 从雷震到林昭
·香港还有爲“六•四”魂牵梦绕的勇敢者
·余杰、余世存对北大「一塌糊涂」网站被关闭的声明:我们不能再忍受这样的耻辱
·师涛:一个失去自由的自由人
·让我们一起反抗文字狱
·末世贪官最后的疯狂
·自由中国,何以可能?
·中国社会──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从电影《英雄》看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王申酉:死于毛泽东暴政的思想者
·基督徒如何看待法轮功信仰
·谁在“移山”?——“文学与艺术:说出真相”研讨会上的发言
·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他让“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抓住中宣部的"黑手"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公开信
·莫把大学当监狱
·中共腐败官僚的“信仰”
·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
·“万人杰文化新闻奖”答谢辞
·丁子霖女士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公开信(余杰代拟)
·就法国政府致力于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
·蒋彦永医生,中国的良知从你开始复苏
·十年改革,一夜屠城
·“船坚炮利”不会“强国富民”
·北大的沉沦与右派的风骨
·不一样的葬礼,不一样的时代
·中共有过“不独裁”的时代吗?
·沦为受虐狂的中国作家:著书都为颂毛魔
·向西藏忏悔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
·“太空秀”能够秀到几时?
·新左派们为何不对重庆的灾难发言?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中共是“唯物党”还是“谶纬党”?
·朱镕基:清官神话的终结
·世界人权日这天,特务掐断了我的电话
·让我们记住那些参与罪恶的人
·永不“引咎辞职”的中共官僚
·新版的“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官逼民死
·邓小平的“亲民秀”
·邓朴方的获奖与联合国的堕落
·写给为李思怡而绝食的朋友们
·揭开“文革”的红盖头
·为了自由,我们愿意献身:在民主基金会的演讲
·没有理由乐观的“后江时代
·连战在大陆最该说的一句话
·赵紫阳不是你们的“同志”
·永远站在自由一边
·毛泽东在抗战中的所作所为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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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致帝国的悼词》(香港田园书局)
·胡平:余杰《致帝国的悼词》序言
·《致帝国的悼词》自序:我的生命被这天分成两半
·是怯懦,还是虚伪——有感于温家宝谈“六•四”事件
·拆除北京的“靖國神社”——毛泽东纪念堂
·这样的审判只能用荒谬来形容——抗议湖南长沙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师涛十年徒刑
·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有感
·自唾其面——就王光泽被解聘致《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发行人沈灏的公开信
·一个人的“大屠杀博物馆”——中国作家廖亦武的文学与人生
·活着,记忆着,忏悔着,控诉着——序鲁礼安之文革回忆录《仰天长啸》
·是资本巨鳄,还是末世怪胎?——从原健力宝总裁张海的被捕谈起
·党杀死了忠心耿耿的党员——纪念北京西单工地坍塌事故中的死者周绪湘
·江胡对立的“江湖”——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至五中全会期间的权力转移
·表达的自由与宪法的保障——从昝爱宗诉讼案说起
·走出“黑名单”,活在光明中
·杨振宁究竟爱哪个“国”
·两头“野兽”的会面——评泰森拜谒毛泽东干尸
·从未存在过的“胡温新政”
·胡锦涛正在步齐奥赛斯库后尘
·像老鼠一样胆怯的“世界第一大党”
·中央电视台是党的喉舌,还是皇帝的尿壶?
·“反右运动”与中共的现代奴隶集中营(上)
·从图图与林义雄的会面看天安门事件的未来
·从赵紫阳与胡锦涛的分野看中共的未来
·秘密警察能捍卫“铁桶江山”吗?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独裁者的盛宴
·谁是松花江大污染的罪魁祸首?
·温家宝的“大师梦”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从体制外异见作者的真实处境说起——兼论鄢烈山的文风问题
·公审邬书林为期不远
·没有民营媒体,何来新闻自由?
·谁把网络当作洪水猛兽?
·我们为什么要有基本的是非判断?
·宣传部是个什么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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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源乐土的追寻——论基督宗教伦理与当代中国精神文明的重建

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朵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像鹿,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干渴之地要变为泉源;在野狗躺卧之处必有青草、芦苇和蒲草。

   ——《以赛亚书》三十五章五至七节

   从王斌余和安然杀人事件看作为“悲惨世界”的中国

   从诗经时代写作《硕鼠》的作者到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再到写作《新中国未来记》的近代文豪梁启超,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都在寻求世外桃源,却始终未能找到真正的桃源乐土。圣经中为我们描述了一个人类的乐园,在那里“你们的骨头必得滋润,像嫩草一样”(《以赛亚书》六十六章十四节),那是一处人类得享永久的平安与喜乐的新天新地,“看哪,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记念,也不再追想。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以赛亚书》六十五章十七节)、“耶和华说:”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以赛亚书》六十六章二十二节)那新天新地欢喜快乐,超乎我们的想像。而保罗也写到了人获得救恩之后的更新:”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当”新人“都生活在”新天新地“之中的时候,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

   近二十年来,中国大陆道德伦理的直线堕落,首先从上层开始,再波及中层和下层,最后变成全民性的堕落。中国成了谎言笼罩每一个角落的谎言帝国,成了“假商品”无处不在的制假帝国——从假烟、假酒、假药、假文凭、假论文、假处女膜乃至被艾滋病病毒污染的假针头,没有人们制造不出来的假货,没有人们不敢流通的假货。与此同时,文化和学术全面衰退及腐败,知识分子整体性失语,教师和医生成为老百姓最不信任的、也最鄙视的两种职业,可谓“斯文扫地”也。

   今天的中国,不仅不是“桃源乐土”,相反简直就是“悲惨世界”。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屠杀,是中国当代历史的转折点。天安门屠杀给中国带来以下三个方面不可忽视的影响:首先,政府动用荷枪实弹的军队,用机枪和坦克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让数以千计的平民百姓家破人亡。从此,中共当局统治的合法性便全然丧失。杀人机器一旦启动,再也难以停止;一次杀人被证明是维持权力的好方法,第二次的杀人便自然而然地成为选项。于是,暴力永无休止。

   其次,官方体制内部以赵紫阳为首的改革派人士,全部被逆向淘汰出局。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希望,瞬间破灭,至今仍然看不到这样的希望。此后二十年间,中共政权的腐败,更以肆无忌惮、变本加厉的方式,从中央到基层各级蔓延。今天中共各级官僚的心态,就像是昔日的法国国王一样:“今生尽情享乐,哪管死后洪水滔天。”

   第三,普通百姓发现,连爱国民主运动也招致血腥镇压,从此不再遵循“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而成为“沉默的大多数”、成为无所适从的“活着主义者”——就像余华在小说《活着》所表现的那样:活着就是一切,活着就是胜利;只要能活着,甚至可以违背一切伦理道德;除了活着之外,根本不必考虑彼岸世界,根本不必考虑永生。当局全面控制教育和传媒,长期进行洗脑和诱导,让中国大陆成为丧失道德准则和善恶判断的国度。

   当代著名作家们大都热衷于写作莺歌燕舞、太平盛世的谎言。与之形成显明对比的是,中文世界最有活力的文学创作出现在手机短信上。近期大陆流行一则手机短信,堪称社会状况最真实的写照:“这年头,教授摇唇鼓舌,四处赚钱,越来越像商人;商人现身讲坛,著书立说,越来越像教授。医生见死不救,草菅人命,越来越像杀手;杀手出手麻利,不留后患,越来越像医生。明星卖弄风骚,给钱就上,越来越像妓女;妓女楚楚动人,明码标价,越来越像明星。警察横行霸道,欺软怕硬,越来越像地痞;地痞各霸一方,敢作敢当,越来越像警察。流言有根有据,基本属实,越来越像新闻;新闻捕风捉影,随意夸大,越来越像流言。”十几亿同胞就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这是多么可怕而可悲的处境啊。中国就像是受到上帝责备却不肯悔改的城市,当最后审判的日子降临时,该承受何等悲惨的命运呢?

   王斌余杀人事件和安然杀人事件,是近期引起中国大陆的社会舆论高度关注的两起重要案件。前一案件的当事人是一贫如洗的农民工,后一案件的当事人是前程似锦的北大学子;前者杀人是因走投无路,后者杀人是因爱成恨。在这两个疯狂的杀人案件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可怕的事实:在一个没有爱的、非道德的社会里,在一个充斥着仇恨和暴力的社会里,无论是农民工还是北大学子,其精神世界都是不健全的。他们在遇到某种困境的时候不知道还有其他解决方法,于是不约而同地走向了杀人。

   我们先来看王斌余的故事:农民工王斌余到城市打工,其血汗钱长期被拖欠。他因父亲腿被砸断急需花钱医治,找老板多次讨要未果。此后,他去劳动部门和法院寻求帮助,全都无济于事。最终,百般无奈的王斌余又折回包工头家讨薪,却被对方辱骂成“像条狗”。在极度绝望和愤怒之下,王斌余拔出刀来,连杀四人,重伤一人。杀人之后,他从容地到附近的公安局投案自首。不久前,王斌余被法院判处死刑且迅速执行。

   王斌余为何要杀人呢?表面上是为讨要工钱,实际上是长期被侮辱、被冷漠、被遗弃,生活在没有爱和怜悯的环境里,最终导致心理失衡。王斌余在城里打工十年,“干着最苦、最累、最脏的活,却拿得最少,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讨薪杀人后,他无奈地说:“我觉得看守所是个好地方,比工地好。”得知被判死刑后,他追问道:“我只是想老老实实打工做事挣钱,为何就那么难?……如果有钱的人欺侮我们,我们没钱的人只能以生命来捍卫权利!”

   然而,被王斌余杀害的并非包工头,而是前来劝架的邻居苏文才一家。苏家原是六口人,现只留下了苏文才老伴和案发时出生不到百天的婴儿——丈夫、儿子、女儿、女婿在瞬间就永远失去了生命。该案中的一组数字,足以说明王斌余心中的仇恨和愤怒如火山岩浆一般长期酝酿,一旦爆发则不可收拾:王斌余致被害人苏志刚刀伤七处、致苏文才刀伤十五处、致苏香兰刀伤十处、致吴华刀伤十处,加上对重伤者汤晓琴的五处刀伤,加起来共有四十七刀!他在杀倒四人后又返身挨个补刀,足见其恶性十足。检察官的说法是:刀刀致命。

   中国社会学研究会会长、法学家陆学艺,看到有关王斌余案的报道后彻夜难眠。他感叹说,孙志刚之死拷问了我们社会的良知,并导致了一部恶法(城市收容制度)的废除;王斌余案则以一种极端扭曲的方式,折射出现行农民工制度存在的严重问题。陆学艺说:“农民工是什么?是工人,不让当城市居民;是农民,又主要在城里工作。”农民工是合法权利不断受侵犯的边缘人,其经济利益经常受到伤害,其人格尊严长期遭受践踏。在此意义上,王斌余的杀人似乎具有了一种追求“正义”的合理性。在网络上潮水般的评价中,有九成以上的网民认为王斌余杀人具有一定的“正当性”,甚至有人将其赞誉为“抗暴英雄”。借此事件释放出来的“民意”,已然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

   我们再来看安然的故事:二零零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早上六点钟左右,北大公共卫生学院二零零二级学生安然,在与同学们一起实习的北京世纪坛医院教学楼内,与同学崔某发生争执。安然在追赶崔至四楼一平台时,用事先藏匿在四楼门后的菜刀猛砍崔头面部、颈部等处数十刀,并用随身携带的尖刀刺扎崔的背部。崔某被砍伤致死。

   安然与崔某的矛盾是由于两个人共同喜欢班里的一位女同学苏某,苏某与崔某确定了恋爱关系后,安然并不死心。安然准备了菜刀并拿上平时携带的尖刀去见崔,当两人相遇并发生争执后,就发生了以上那极其悲惨的一幕。据检方出具的尸检报告显示:崔某仅头部和面部就被砍二十余刀,脖子几乎被砍断,全身共被砍八十多刀,死于气管断裂、颅脑损伤造成的出血性休克。凶手作案的残忍程度简直就像是恐怖片中的连环杀手。

   在法庭上,面对法官的讯问,文质彬彬的安然不是摇头就是点头,要不就从嘴里蹦字,没有一句完整的话。公诉人宣读同学的证言后,法官问他有什么意见,他干脆地说:“污蔑!”或者说:“很恶毒!”后来,他哭着陈述道,自己跟被害人之间并无矛盾,也不知怎么就动手杀人了。安然法庭上的若干表现均表明,他并没有悔罪的迹象,也没有承担事情后果的勇气。

   据受害人一方的沈律师介绍,安然为了追到苏某,平均每两个星期,就找到苏某,强行进行拥抱、接吻等行为,其猥亵、骚扰行为累计达二十多次。苏某多次向北京大学医学部保卫处报案,保卫处的回答是:安然不够处分条件,他们不能处理。另外,根据其实习单位北京大学第九临床医学院提交的“情况说明”写道:安然的同学曾多次丢失物品,均怀疑安然所为;安然在同学面前多次摆弄匕首类凶器,在做动物试验时故意不给动物打麻药,故意让兔子发出惨叫,影响同学正常试验学习。

   这类冷血而怯懦的、“智商”高而“情商”低的学生,在北大及大陆青年一代学子中并非孤零零的个案——从在美国爱荷华大学枪杀导师和同学的卢刚到用硫酸伤害动物园中黑熊的刘海洋,这类出身名校的“冷血动物”举不胜举。

   基督徒的缺席和爱的缺席,是悲剧的根源

   王斌余和安然的杀人事件,从不同层面呈现出大陆社会浓浓的血腥味道。暴力意识就像是一头蠢蠢欲动的野兽,正在黑暗中发出粗重的喘息。

   无庸讳言,中国大陆是一个极其病态的社会,中国大陆是一个欲望泛滥的社会,中国大陆是一个暴力肆虐的社会。中国官方口口声声宣扬“稳定压倒一切”的理念,却不知道没有公义的稳定是无法维持的;中国官方振振有词地说要制造“和谐社会”,却不知道没有爱和信任,哪有和谐可言?

   今天的中国社会表面上看无比富足:数十万元一桌的满汉全席供不应求,进而发展出“人乳筵席”这样的“贵族消费”;在巴黎香榭里舍大街上,来自中国的贪官和富商及其妻子儿女或者“二奶”们,排队购买昂贵的路易斯威登牌的挎包;山西的煤老板嫁女儿的婚礼上,一字排开十多辆加长的林肯轿车,简直比美国总统的国宴还要威风。但是,中国社会依然是一个极度匮乏的社会。这个社会最缺少什么呢?有人说是金钱,有人说是能源,有人说是土地,有人说是知识,有人说是文化……我说,这个社会最缺少的是爱、公义和信仰。这片土地并非神州,这块土地上充满着暴戾和邪恶,“你们是心中作恶,你们在地上秤出你们手所行的强暴”(《诗篇》第五十八篇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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