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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体制外异见作者的真实处境说起——兼论鄢烈山的文风问题


   从体制外异见作者的真实处境说起
   ——兼论鄢烈山的文风问题
   写这篇文章对我来说颇为痛苦,因为鄢烈山曾经是一位我所尊敬的师长,尽管这种尊敬已经属于过去。我还记得一九九八年夏天与鄢烈山一起参加“草原部落”组织的笔会,在满天星辰的夜晚漫步在草地上的美好时光。那时候,鄢烈山执笔生机勃勃的《南方周末》,其杂文针砭时弊,深受读者喜爱。没有想到,短短不到十年的时间,几经波折之后,鄢氏已勇气不再、思想停滞,甚至自觉不自觉往自己阵营杀回马枪。鄢烈山先生,难道你真的不知道吗——你的匕首和投枪对准的不是当权者,而是处境比你艰难得多的同道中人。尽管鄢烈山不承认今日中国的写作者的身份存在着“体制外”和“体制内”的差别,但从其滑落的人生轨迹恰恰可以看出:中共的文宣体制和思想控制,是如何缓慢而精确地让一名曾经为民请命的好书生变成为坐稳了奴隶的顺民。
   人分体制内外,文无体制内外
   曾经与鄢烈山一起合著《李贽传》的杂文家朱健国,前两年提出“体制外写作”和“体制外思维”的观点。此观点在杂文界引起很大争议,也导致鄢、朱这两只同样来自湖北的杂文健笔反目成仇。我并不完全赞同朱的观点,但我认为提出此说法颇有意义,我们可以用它来疏理和分析当今中国写作者不同的身份与境遇。
   我个人认为,在今日的中国,就客观事实而言,写作者的身份确实存在着体制内外的差异,但这种差异不足以成为个人的道德水准和作品的价值水准的评判标尺。某些体制外的写作者,因为坚持个体写作的独立性,自动放弃或被动失去了在体制内的职位,而成为真正的“独立写作者”(我不愿使用“自由撰稿人”这个概念,今天的中国连自由媒体也没有,何来“自由撰稿人”?)。这些体制外的写作者,由于没有固定的工资收入、福利待遇、医疗保险等等,需要承担比体制内的写作者更大的生活压力,他们确实为了写作的纯粹性付出了更大代价,我们理应给予这些人士以充分的尊重和敬意。另一方面,某些体制内的写作者,虽然依托于现行体制,却“身在曹营心在汉”,与体制外的写作者一样热爱民主自由,并通过个人所具备的有利位置,竭尽所能地传播民主自由的理念。他们在某些特定时刻所起到的实际作用,有时甚至超过了体制外的写作者。因此,这些身处文化、学术和新闻体制之内、仍然领取工资的知识分子,不应当受到指责和鄙视,他们同样值得公众尊敬。体制外的写作者,如刘晓波、廖亦武、焦国标、北村、余世存、昝爱宗等;体制内的写作者,如胡绩伟、吴思、卢跃刚、章诒和、秦晖、陈桂棣和春桃夫妇等,均是今日中国之脊梁。职之是故,体制内外的差别,仅仅是上帝所安排的位置和使命的不同。而衡量知识分子是非善恶的标尺,应当视其对自由民主理念的认同以及对中国现状的认识究竟如何。因此,人分体制内外,文无体制内外。
   不同的身份必然带来不同的境遇。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常识:尽管体制外的写作者当中亦存在着良莠不齐的情况,但大多数体制外的写作者,为了坚持和捍卫写作自由,备受官方打压、监控、骚扰乃至承受漫长的牢狱之灾。在中共一党独裁的政治格局之下,他们艰难的处境并未有根本性的改变。只是由于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国内市民社会逐渐成长,公共空间逐渐扩大,加之中国经济日益融入到全球化体系之中,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和西方政府的人权外交日益有力,以上诸多因素使得部分体制外的写作者得到了一点点生存空间。一般而言,体制外的写作者或通过写作或通过其他的谋生手段,还不至于会被活活饿死。当局再也做不到毛时代那样,谁不听话就不给谁饭吃了。但是,此种生存空间及异见作者的人身安全并无制度保障,仍然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这种脆弱的平衡,随时可能会因为当局的突然翻脸而被打破。过于乐观地评估体制外的写作者的生存境遇,要么是不了解中国的基本国情,便轻率地发言;要么是故意美化现状,以此为官家涂脂抹粉。
   鄢烈山认为中国已无文字狱
   遗憾的是,理应熟谙时事的鄢烈山,却在多篇文章中大肆传达与中国现状完全不符的论调。鄢氏认为今天的中国已经是言论自由的社会,没有人会因为发表与官方不一致的言论而受到迫害。因此,鄢氏论说那些严厉批评官方的意见作家乃是出于“政治投机”,只有他本人才是“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真人”。作为体制内的成员,鄢氏不是致力于跟体制外的同道一起拓展言论空间、推进民主进程,反倒对根本无法与之公开辩论的体制外作者大施讨伐。鄢氏这样写道:“不可否认,这些年来,中国取消了‘反革命罪’和‘政治犯’的罪名,日常交谈中已不存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伟大领袖’的‘攻罪’,单纯的言论领域杀头坐牢的风险可以说已经消失;在境外发表激烈抨击当局言论的人,只要不涉及实质性重大事务或国家机密,一般也是进出自由。这样就出现了政治投机的可能。”鄢氏还说:“有的人非常清楚,随着执政者的‘执政能力’提高,不想升官发财的平民百姓在国内媒体(包括网络)发表文章并无多大的政治风险……在境外媒体发表‘出位’、犯忌的言论也未必出什么大事,仍然可以出国访问、演讲,只要不搞串连、不搞组织活动,不参与实际的政治操作,是不会坐牢的,纵然坐牢一般也不会把牢底坐穿,更不会受到张志新一样的对待。”
   中国真的不再有文字狱了吗?老实说,鄢烈山的这些话连中宣部的发言人也不好意思说出口。我不知道鄢先生是如何得出这些结论来的。胡适说过,“大胆假设”之后必须要“小心求证”,如果没有经过“小心求证”的环节,“大胆假设”则有可能成为一种贻笑大方的谬论。当今中国的司法体系中确实没有了“反革命罪”,当局却以“危害国家安全”和“颠覆国家政权”的新罪名取而代之,可谓换汤不换药也。据独立中文笔会的狱中作家委员会截至二零零六年十月的不完全统计,近年来便有七十三名作家因言论而被以各种罪名构陷入狱,如今仍然被监禁的尚有一半以上,许多人在狱中受到了酷刑和虐待。其中,比较为公众所熟悉的有:因撰文揭露中宣部禁止报道六四事件而被判刑十年的作家师涛,因撰文呼吁中共十六大开启政治体制改革而被判刑两年的教师欧阳懿,因在网络上发表文章批评中共当局而被判刑两年的残疾人罗永忠,因揭露山西地方政府腐败而被判刑十二年的记者高勤荣,因报道福州爆发“登革热”而被判刑三年的记者李长清……以及姜维平、杨子力、张宏海、徐伟、靳海科、卢雪松、黄金秋、郑贻春、杨天水、杜导斌、刘荻、蔡卓华、赵岩、李智、阳小青、程翔、力虹、努尔莫哈提•亚辛……这张名单实在是太长了,我无法全部抄录下来。
   可见,文字狱不仅没有消失,近年来还呈现为愈演愈烈之势。这张名单上的名字,鄢烈山总不能说自己一个也不曾听说过吧?如果鄢先生确实连一个名字也没有听到过,那只能说明如今鄢先生的身份已经很尊贵了,不屑与这些草根写作者为伍了,对他们的命运自然也就漠不关心了。这样的生活方式,当然也可以是鄢先生个人的选择,但请你从此安逸地过自己月薪一两万的好日子去,不要再继续装扮出一副忧国忧民、正义化身的模样来。那样做你不觉得太虚伪了吗?当然,我不相信鄢先生对此完全一无所知。因为,在这张名单当中,程益中、喻华峰、李民英等人是《南方都市报》案件中因言获罪的牺牲品。《南方都市报》与《南方周末》同属于《南方日报》报业集团,鄢先生总不至于对这起就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文字狱闻所未闻吧?据说,该案被广东当局炮制出笼之后,《南方日报》系统数百名记者编辑签名抗议,一向以坚持正义自诩的鄢先生大概也签名了吧?如果鄢先生知道其中一两个名字,却仍然声称如今的中国“单纯的言论领域杀头坐牢的风险可以说已经消失”,那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了,那就是将自己的献媚建立在别人的眼泪和苦难之上。这样的人还有什么资格大谈鲁迅呢?
   异见作家群的真实处境
   我们必须直面异见作家群体的真实处境。除了遭受牢狱之灾的危险之外,若干异见作者还受到各种各样的监控、骚扰,被非法剥夺各种公民权利,甚至无辜的家人也受到连累。独立中文笔会会长、著名政论家刘晓波,今年二月至三月长达两个多月被软禁在家中,从七月起再次受到软禁,至今仍未解除,一年中有将近三分之一的时间失去人身自由。其他意见写作者如王力雄、张祖桦、江祺生和胡佳等人,也都有相似的经历。这样的生活状态,鄢先生尝试过吗?愿意尝试一下吗?
   说到出国,拥有护照、出入国境,这本来就是公民应当享有的权利。然而,刘晓波、包尊信、廖亦武等人却被剥夺了此项权利,长期被禁止出国。廖亦武先后申请办理护照达八次之多,迄今为止仍然不能获得护照。被官方禁止出境的人士为数众多,其中既有一些政治和人权活动人士,也有许多是异见作家。这张黑名单从来不曾公布出来,谁也不知道是由什么部门拟定的、谁也不知道黑名单上面究竟有多少人。
   即便能够出国的少数几位异议作家,如王怡、朱健国、焦国标、王力雄等人(也包括本人在内),亦并非如鄢烈山所想象的那样“来去自由”、“里外通吃”,他们的处境个个堪忧。焦国标不久前赴美领取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颁发的“杰出民主人士奖”,在其出国前几天,我去探望他的时候,他接到了北京市公安局国保大队打来的电话,警告他在国外不得“乱说话”。朱健国在赴美参加文革四十周年的学术会议前夕,深圳国保人员多次恐吓他不得与会,否则后果自负,此前他还被国保抄家,电脑亦被查扣。王怡近年来虽然多次出国,成都方面一直采取多种方式骚扰其日常生活,他所在的成都大学将他长期停课,只发三百元的“基本工资”,当局甚至使用下三滥的手法制造大量给他妻子的匿名信,企图以此破坏他们的夫妻关系。鄢烈山先生是否了解过这些情况呢?
   我本人的经历也算是丰富多彩。在第一出访美国前夕,国安方面约我吃饭,建议我回国之后将所有见到的人的名片给他们复印一分,换言之,就是希望我成为“线人”,结果被我断然拒绝。此后,我虽然多次出入境,但经常遭到莫名其妙的检查和刁难。有一次,我从美国回到北京的时候,在北京海关被扣留长达一个多小时。海关工作人员在一群便衣特务的唆使之下,强迫我为身上携带的旧电脑和旧相机缴纳高达三千元的税款。然而,即便是这种残缺的、如履薄冰的自由,也随时会遭到“合法”的剥夺:近期,官方通过一个微不足道的名誉权案件,让法院下达了禁止我出境的命令。我告知法官,愿意先放一万元的保证金在法院,以解决所谓的“执行难”问题,却被法院拒绝。这是数十年来惟一一起因民事案件而被禁止出境的个案。对此,鄢烈山先生该作何感想呢?是一声叹息说“他终于被禁止出境了”,还是继续坚持他那自以为是的看法——“我们可以善意地理解乐观地评价,这是一种值得肯定的官民互动和国际互动,是最终走向‘和解’、‘双赢’和社会进步的良性开端。”我当然希望鄢先生的设想真的能够实现,但“体制”的胸襟似乎并没有他所想像或建议的那般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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