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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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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我的梦想在燃烧》(当代世界出版社)
·《我的梦想在燃烧》目录
·学术的虚妄
·“狐狸洞”与“包二奶”
·非洲大陆的“一九八四”——读奈保尔《河湾》
·让我们告别战争语言
·白鸽,从轮椅上飞起——评《蒋经国传》
·中国离现代化还有多远?
·什么样的作家会被历史感激?——读王开岭《跟随勇敢的心》
·讷言与话语的膨胀
·“凌辱电玩”何以流行?
·他们是伟人,更是有缺点的人——评埃利斯《那一代——可敬的开国元勋》
·高勤荣,你在哪里?
·爱,直到受伤──序曹燮《六百个孤儿的父亲──慈善家余祖亮的传奇人生》
·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读福山《信任》
·我们为什么不相信经济学家?
·什么力量比暴力更强大?
·遥远的掌声
·哪个文人不帮闲?——读王彬彬《文坛三户》
·交大招生黑幕与网路时代的阳光
·总统与教师
·“班干部”制度与孩子的“官僚化”
·“乱点鸳鸯谱”的大学合并
·没有童年的“名模”
·告别战争语言
·北大的俯就
·残忍的快乐
·京沪大学生的理想
·教师与士兵
·触目惊心的“校服腐败”
·陈寅恪的故居
·危急之中的陈家大屋
·作为“文化摇头丸”的书法
·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
·欲说还休的“语文”
·别了,“三高”;别了,拳王
·城市的灵魂
·人生三境
·温暖所有的回忆和孤单
·马科斯夫人:无耻者无畏
·正在消逝的老院子
·丽江,更接近天空的地方
·读谢泳《没有安排好的道路》
·读秦晖、金雁《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
·从莫言《檀香刑》看中国当代文学的缺失
·乡村生死场
·读“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
·何处寻找安慰?
·从虹影小说《K》说起
·评陈凯歌《少年凯歌》
·读黑塞《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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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天安门之子》(香港开放出版社)
·包遵信:余杰《天安门之子》序中国新一代知识份子的崛起
·《天安门之子》自序:致“警察读者”的公开信
·晤蒋彦永,谈说真话
·“政治文明”时代的“党国逻辑”
·杨子立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
·记住历史,记住母亲──在美国芝加哥纪念「六•四」十五周年音乐会上的演讲
·罗大佑的撕护照与张惠妹的被封杀
·屠夫崇拜:从张献忠到毛泽东——为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而作
·刘军宁遭遇“警察大学”
·吴祖光的铁骨柔肠
·解放军原来是家奴
·熊德明与李昌平的困惑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蒋彦永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
·爲每一个被杀害的生命祈祷──达赖喇嘛与「六•四」屠杀
·向西藏忏悔──读《雪山下的火焰:一个西藏良心犯的证言》
·自由之魂 从雷震到林昭
·香港还有爲“六•四”魂牵梦绕的勇敢者
·余杰、余世存对北大「一塌糊涂」网站被关闭的声明:我们不能再忍受这样的耻辱
·师涛:一个失去自由的自由人
·让我们一起反抗文字狱
·末世贪官最后的疯狂
·自由中国,何以可能?
·中国社会──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从电影《英雄》看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王申酉:死于毛泽东暴政的思想者
·基督徒如何看待法轮功信仰
·谁在“移山”?——“文学与艺术:说出真相”研讨会上的发言
·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他让“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抓住中宣部的"黑手"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公开信
·莫把大学当监狱
·中共腐败官僚的“信仰”
·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
·“万人杰文化新闻奖”答谢辞
·丁子霖女士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公开信(余杰代拟)
·就法国政府致力于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
·蒋彦永医生,中国的良知从你开始复苏
·十年改革,一夜屠城
·“船坚炮利”不会“强国富民”
·北大的沉沦与右派的风骨
·不一样的葬礼,不一样的时代
·中共有过“不独裁”的时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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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的“大师梦”

   
   温家宝的“大师梦”
   
   
   日前,温家宝在国务院召集多所重点大学校长开会,探讨中国大学为什么出不了大师级的人才的难题。

   在会议上,温家宝忧心忡忡地说:“去年看望钱学森时,他提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我理解,钱老说的杰出人才,绝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师级人才。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
   让我们来看看这些学富五车的校长们是如何为总理分忧的。
   清华大学原校长王大中认为:“培养杰出人才的关键,就是教师。”他指出,建立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是当务之急。培养和引进并重,应设立海外著名学者引进计划,引进一批在国外一流大学任教的正教授和终身教授。
   四川大学原校长卢铁城建议,继续将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作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战略举措加以实施,在国家科技布局中更好地发挥高校的作用;进一步完善大学生、研究生资助体系和助学贷款体系。
   英国诺丁汉大学名誉校长杨福家则提出一系列建议:改革高考考试方式和招生办法,高校招生凭高考成绩和高中表现录取;进行大学校长公开招聘的试点,严格学校财务管理、质量控制等制度;进一步建立导师制,适当控制班级人数;大力建设爱国求真、严谨求实、宽容创新的校园文化。
   这些建议,表面上看都没有什么错,可都没有说到要害地方。这些老于世故的教育官僚,在温家宝的面前哪里敢说出他们的心里话来呢?更何况,他们又怎么敢追本溯源,直指他们本人所依托的教育制度、以及教育制度背后的政治制度呢?
   因为他们知道,温家宝的焦虑其实也是装出来的。温家宝所需要的,也仅仅是一些套话和空话而已。以温家宝那温吞水般的性格,根本没有勇气接纳真话,更没有决心对症下药,根治依然病入膏肓的教育体系。
   温家宝是难得糊涂。难道他不知道中国大陆的大学培养不出大师级的人才来,其根源正在于中共所施行的纳粹化的教育制度吗?各种海阔天空、天花乱坠的大学排行榜,根本掩饰不了这样一个极其可悲的现实:中国大陆没有一所大学堪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每一所大学都是一个衙门,都被腐败所蛀空;每一所大学都是党的奴仆,党委凌驾于校长之上;每一所大学都是一个公司,被贪婪所充满。
   是的,如今中央和地方财政给大学的办学经费确实越来越多,相当部分的大学教授都可以过上“食有鱼,出有车”的生活了。北大和清华的某些名教授们,甚至在海滨城市集体购买价值数百万的豪宅。于是,获得北大“蔡元培奖”的经济学家厉以宁声称:中国社会进入小康社会的标志便是大学教授拥有名车和别墅。一生两袖清风的蔡元培校长听到如此高论,不知会作何感慨。但是,又一个无法掩盖的事实是:内地大学的学术水平和教育水平却越来越低。
   例如,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周叶中,因负责起草《反分裂法》而成为“南书房行走”,入中南海给政治局成员们上课。此君却是一个学术剽窃者,在其著作中大量抄袭学者王天成的观点。此事被揭发出来之后,周却威胁《冰点》周刊不得进行报道,否则会动用中宣部的熟人制裁之,并到处说王天成是一个上了黑名单的“动乱分子”,因此抄了也白抄。王天成不得已起诉到法院,法院经过两次审理,居然为周叶中保驾护航,判决王天成败诉。到中南海讲课的人物,都是千挑万选出来的“大师”。温家宝当然也听过这名“大师”的课,他心中明白得很:这家伙哪里是什么“大师”,不过是一个溜须拍马、招摇撞骗的御用学者罢了。靠这种人便要想撑起中国学术的面子来,无异于缘木求鱼、问道于盲。
   如王大中校长所说,教师确实是大学的灵魂。但是,王大中校长难道不知道吗: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是当代最富于思想原创力和学术良知的学者之一。秦晖在清华大学却长期受到各种打压,甚至被扣发工资和停课。直到秦晖所论述的“黄宗羲定律”,有一次被温家宝在谈话中所引用,他在清华的艰难处境才略有改善。这一切都发生在王大中任清华校长期间。他曾经尝试过去保护秦晖吗?一边肆无忌惮地干扰和制约身边优秀学者的学术活动,一边却口若悬河地说要建立一支名师队伍,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吗?
   如果按照王大中的建议,花费重金聘请海外学者,似乎是一条终南捷径。中国大学与欧美的差距不是一天两天,如果按照常规方法,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努力,不知哪年哪月才能赶上。于是,便有了王校长的这种“非常规思路”。
   但是,日前网上又暴出了丑闻:北大以重金聘请的上百名海外学者,其实大都是“竹篮打水”。他们中的许多人,拿着比在欧美名校还要高得多的天价薪水,却并没有在北大全职任课与科研,最多也就是在寒暑假中匆匆忙忙地飞过来,如同蜻蜓点水般地走一趟。北大校方只求面子上好看,教授阵容庞大,而无视实际的教育成效。这样天女散花般地使用来之不易的教育经费,不是浪费又是什么呢?
   其实,中国大陆的大学要培养出大师来,对于中共当局而言,不是“要做些什么”的问题,而是“不做什么”的问题。简言之,只要中共的黑手和脏手不伸向大学,大学必定能起死回生、生机勃勃。如果党委退出大学,如果大学享有基本的学术自由和学术独立,如果私立大学具有合法地位,何愁大师级的学者不会如雨后春笋般诞生呢?
   北大法学院教授、一向敢言的贺卫方,日前撰文指出:大学之“大”,理应具备若干基要条件。比如大学的开放程度。开放程度低下是制约内地大学在国际教育竞争中出类拔萃的最大瓶颈。贺卫方以香港的几所大学在短短二三十年间,跃居亚洲名校前列为例,分析其成功之道说:“由于处在一个个人自由得到法律严格保障的社会里,大学可以很便利地获得世界各地的各种资讯。例如,那里不会有哪个网站被屏蔽,书店里销售着来自各国的学术和其他书籍,在通常情况下也不会因为某个课题被归类为‘敏感问题’而不允许召开学术研讨会。”
   大陆的情况却截然相反:“说来难以置信,在北大这样的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相号召的学校里,教授们上网还受到校园网关的严格限制,上域外网站既费用不菲,又处处受阻。前一段时间,我很想对于美国主流媒体对于中国法治改革的报道(例如,《纽约时报》刚刚获普利策奖的系列报道)作些分析,但是,市面上既买不到这类报纸,上网查,每一个相关网站都打不开,可谓一筹莫展。在这种环境下,大学能够成为一流,那才是咄咄怪事。”
   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屠杀之后,中共当局将大学视为“不稳定因素”中的重点,投入巨大的资源对大学生进行控制和洗脑。大量不学无术的官僚和如鹰犬般的特务,占据了各大学中的关键位置。他们趾高气扬、颐指气使,为了保有自己的官位,不惜将大学变成一潭死水。以北大为例,党团、行政及后勤机构的工作人员即多达八千余人,而教学第一线的教师却不足三千人,如此本末倒置,举世罕见。这些政工人员,不仅瓜分了最好的那部分资源,而且事无巨细地控制正常的教学和科研,比之自然界的寄生虫还要可恶。
   在这样的架构之下,学术自由自然无从谈起。贺卫方指出:“学术自由指的是教师和学生在免于法律、机构规章以及公众压力不合理干预或限制的情况下从事教授、学习以及探索知识和进行研究的自由。在教师这方面,学术自由包括可以探讨任何引起他们求知兴趣的课题;可向他们的同事、学生以及公众发表他们的成果;可以出版他们搜集的资料和研究的结论而不受限制和审查;可用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进行教学。”从吉林艺术学院青年教师卢雪松因为在课堂上放映记录片《林昭》,遭到学生特务告密之后,被停课、解聘乃至劳教这一典型事件便可以看出,大陆大学里的教师们没有丝毫的学术自由——惟一的自由便是跟着党走的自由。
   学生的处境更是堪忧。南京某大学有一名学生,在课间休息的时候,向同学们推荐几个海外网站,说在这些网站上可以获得一些真实的信息。结果,他立即被一个同班的女同学告密,然后被校方下令开除。当年,在老舍的话剧《茶馆》中,有一个明显的道具,便是悬挂在茶馆门口的“莫谈国事”的木牌子;今天,在大陆的高校中,这个牌子已经内化为一种无所不在的“潜规则”。校园成为思想的集中营,大师还没有露出头来便被掐死了。
   温家宝先生,你要想让“大师梦”早日从梦想变成现实,不妨先认真读读卢雪松给学校党委书记的那封公开信。而校长们所说的种种建议,皆是于事无补的天方夜谈。
   
   
   ——二零零七年一月二十日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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