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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爱阅兵的大学校长与被奴役的大学生
·为什么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幸福和快乐?
·谁将顺民变成了暴民?
·那哀歌为谁而鸣?
·你为死者开——读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
·“吃人”何以成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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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
·《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目录
·盗火者与殉难者—论谭嗣同思想体系及生命实践中的基督教因素
·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
·从曾纪泽与慈禧太后的对话看晚清改革开放与道德伦理之冲突
·“清流”不清——从《孽海花》看晚清的“清流政治”与“清流文化”
·肺病患者的生命意识——鲁迅与加缪之比较研究
·“秦制”: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论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
·最是文人不自由——论章学诚的“业余”文章
·晚清的报刊热与《知新报》的创办
·未完成的转型----《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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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从柏林围墙到天安门:从德国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台湾允晨文化出版,2009)
·在哪个岔道走错了?----《从柏林墙到天安门》自序
·触摸受难者的体温——访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迟到的忏悔还是忏悔吗?——君特•格拉斯为何隐瞒党卫军的履历?
·在死亡之地重建爱与和平——访柏林墙遗址及和解教堂
·邪恶也是一种美——里芬斯塔尔及其纪录片《奥林匹亚》
·在上帝与凯撒之间——从德国教会历史看政教关系
·从焚书到焚人——“焚书纪念处”侧记
·祈祷和烛光的力量
·白玫瑰永远绽放
·言论自由是信仰自由的开端——从马丁.路德故居到古登堡印刷博物馆
·记忆不仅仅是记忆——柏林“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侧记
·为奴隶的母亲——访柏林珂勒惠支纪念馆
·让习惯黑暗的眼睛习惯光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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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何停滞?》(即将出版)
·布朗为何说北京的天气很好?
·谁让母亲成为妓女?
·紫禁城的星巴克与天安门的毛头像
·人民意愿轻如鸿毛
·韶山的“茅厕”与张戎的“毛传”
·黑心矿主与黑心政府
·航空母舰与国家形象
·邓小平与美少女
·独裁国家无友谊
·《达芬奇密码》不能禁
·《物权法》的“剖腹产”
·成思考危不以太监为耻
·从《河殇》到《大国崛起》
·中央政府是山西奴隶童工的解放者吗?
·诗歌与坦克,谁更有力量?
·国旗应当插在哪里?
·作为傀儡的孔子
·胡锦涛的崇毛情结
·温家宝为何闻“赵”色变?
·习近平可有习仲勋的眼泪?
·“八荣八耻”对决“三个代表”
·自由是我们争来的
·都江堰的灭顶之灾
·叶利钦与中国
·中共应当还中南海于民
·中国究竟有多么热爱和平?
·中共元老吴南生谈政治民主
·谁是胡锦涛的智囊?
·新闻出版的“外松内紧”
·以真话来维权
·昝爱宗与萧山教案
·我所见过的女议长佩洛西
·谁想不让我们过圣诞节?
·十博士为何不反对奥运会?
·人文奥运,去毛为先
·“爱国”为何成为流氓和白痴的专利?
·两朵金花耀中华
·中共已无改革派
·别了,毛贼
·胡锦涛捐献了多少钱?
·我们唯有勇气与谦卑——我为何在《零八宪章》上签名,兼致狱中的刘晓波
·六万与两亿
·探望刘霞受阻记
·在横眉与俯首之间—为刘晓波五十三岁生日而作
·与国保警官谈零八宪章
·刘晓波的道路就是胡适的道路
·她是中国的“犹太人”——写给刘霞
·偶尔抽抽
·签名,还是不签?----由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看《零八宪章》(之一)
·如何将真理从谎言中拯救出来?——读茨普金《巴登夏日》
·中共的硬与软
·签名的价值——从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看《零八宪章》(之二)
·但开风气不为帅——读《包遵信纪念文集》
·杀戮不能获取正义
·让网络监督的风暴更猛烈
·民权乃公理,宪法实良图——从康有为与章太炎的论争看零八宪章的改良主义
·希拉里进大观园
·我们共同的人性尊严----《零八宪章》与亚洲人权宪章之比较
·围巾送给温家宝,不如送给刘晓波
·家宝原来爱读书
·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与四川大地震----苏联和中国政治转型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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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旗应当插在哪里?

   二零零七年四月十五日的《新京报》上刊登了一则新闻:北京西城区盛辉家园的工地旁,有数十名居民举牌抗议,要求开发商修改设计,以免影响其房屋采光。盛辉家园的高楼盖起之后,将完全遮盖旁边住宅的阳光,老人们声称:“我们要阳光,宁愿不要补偿。”他们高举的牌子上赫然写着:“维权”、“坚决维护《物权法》”等字眼。

   在重庆“最牛的钉子户”以及全国各地一系列“钉子户”的抗争事件中,物权法成为一柄崭新的武器。这也充分地表明了《物权法》在老百姓心目中的正面地位。那一面插在孤岛般的房屋的屋顶上的国旗迎风飘扬,它比插到钓鱼岛的国旗更美。正如王怡所说,某些人在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的时候沉默不语,但一说到台湾问题便跳得八丈高,那是一种何其扭曲的爱国心。当国旗和宪法不能保障每一个普通公民的合法权益的时候,国旗和宪法还有什么值得尊重的地方呢?

   《物权法》不仅仅是一部经济领域内的法律,而且是中国走向自由和民主的道路上的里程碑。这个看法与国内大部分左派学者以及海外某些民运人士的看法截然相反。指责《物权法》是中共当局“掠夺工农”、“化公为私”的手段,这是一些国内的左派学者和海外的民运人士这两部分最不相同的人罕见地保持一致的时候。声称捍卫毛主义的北大法学院教授巩献田做梦也没有想到,声援其观点的居然是自称“民运之父”的魏京生。巩献田反对《物权法》,是要让左派在与自由派的争论中,占据一个道德的制高点;而魏京生反对《物权法》,则是因为去国日久,完全对国内的状况隔膜了。

   《物权法》遭到部分精英人士的否定,却得到老百姓普遍的认同,这一分歧表明了中国知识分子在追求民主自由的历史与现实中的先天缺陷。从五四时代开始,那一代启蒙先驱中,就缺乏经济学家和法学家。从左翼的陈独秀到右翼的胡适,在经济学上都不是哈耶克式的市场经济的肯定者,而是计划经济的支持者。而法学传统的缺失以及法学本身的功利主义化,使得法学长期未能发挥其人权先锋的重要作用。经济学思维和法学思维的匮乏,使得文学抒情泛滥成灾,若干知识分子自以为是地将自己幻想成民众的代言人和拯救者,殊不知,他们的所思所想,与民众的所思所想大相径庭。

   当我们的家遭到侵犯的时候,国旗、宪法和《物权法》是最后的防线。天安门城楼上的国旗,没有我们家里的国旗珍贵。在此意义上,《物权法》的重要性便在于,它与每一个公民的私有财产息息相关,它在唤起普通公民捍卫其私有财产的时候,也必然开始了更为广泛的人权启蒙。重庆钉子户夫妇,确实是我们时代的英雄,他们的价值大过一百名法学家和维权律师;而《物权法》也堪称《人权法案》的先导,没有对财产权的确立,其他的人权根本就是空中楼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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