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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向西藏忏悔──读《雪山下的火焰:一个西藏良心犯的证言》
·自由之魂 从雷震到林昭
·香港还有爲“六•四”魂牵梦绕的勇敢者
·余杰、余世存对北大「一塌糊涂」网站被关闭的声明:我们不能再忍受这样的耻辱
·师涛:一个失去自由的自由人
·让我们一起反抗文字狱
·末世贪官最后的疯狂
·自由中国,何以可能?
·中国社会──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从电影《英雄》看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王申酉:死于毛泽东暴政的思想者
·基督徒如何看待法轮功信仰
·谁在“移山”?——“文学与艺术:说出真相”研讨会上的发言
·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他让“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抓住中宣部的"黑手"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公开信
·莫把大学当监狱
·中共腐败官僚的“信仰”
·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
·“万人杰文化新闻奖”答谢辞
·丁子霖女士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公开信(余杰代拟)
·就法国政府致力于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
·蒋彦永医生,中国的良知从你开始复苏
·十年改革,一夜屠城
·“船坚炮利”不会“强国富民”
·北大的沉沦与右派的风骨
·不一样的葬礼,不一样的时代
·中共有过“不独裁”的时代吗?
·沦为受虐狂的中国作家:著书都为颂毛魔
·向西藏忏悔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
·“太空秀”能够秀到几时?
·新左派们为何不对重庆的灾难发言?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中共是“唯物党”还是“谶纬党”?
·朱镕基:清官神话的终结
·世界人权日这天,特务掐断了我的电话
·让我们记住那些参与罪恶的人
·永不“引咎辞职”的中共官僚
·新版的“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官逼民死
·邓小平的“亲民秀”
·邓朴方的获奖与联合国的堕落
·写给为李思怡而绝食的朋友们
·揭开“文革”的红盖头
·为了自由,我们愿意献身:在民主基金会的演讲
·没有理由乐观的“后江时代
·连战在大陆最该说的一句话
·赵紫阳不是你们的“同志”
·永远站在自由一边
·毛泽东在抗战中的所作所为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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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致帝国的悼词》(香港田园书局)
·胡平:余杰《致帝国的悼词》序言
·《致帝国的悼词》自序:我的生命被这天分成两半
·是怯懦,还是虚伪——有感于温家宝谈“六•四”事件
·拆除北京的“靖國神社”——毛泽东纪念堂
·这样的审判只能用荒谬来形容——抗议湖南长沙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师涛十年徒刑
·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有感
·自唾其面——就王光泽被解聘致《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发行人沈灏的公开信
·一个人的“大屠杀博物馆”——中国作家廖亦武的文学与人生
·活着,记忆着,忏悔着,控诉着——序鲁礼安之文革回忆录《仰天长啸》
·是资本巨鳄,还是末世怪胎?——从原健力宝总裁张海的被捕谈起
·党杀死了忠心耿耿的党员——纪念北京西单工地坍塌事故中的死者周绪湘
·江胡对立的“江湖”——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至五中全会期间的权力转移
·表达的自由与宪法的保障——从昝爱宗诉讼案说起
·走出“黑名单”,活在光明中
·杨振宁究竟爱哪个“国”
·两头“野兽”的会面——评泰森拜谒毛泽东干尸
·从未存在过的“胡温新政”
·胡锦涛正在步齐奥赛斯库后尘
·像老鼠一样胆怯的“世界第一大党”
·中央电视台是党的喉舌,还是皇帝的尿壶?
·“反右运动”与中共的现代奴隶集中营(上)
·从图图与林义雄的会面看天安门事件的未来
·从赵紫阳与胡锦涛的分野看中共的未来
·秘密警察能捍卫“铁桶江山”吗?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独裁者的盛宴
·谁是松花江大污染的罪魁祸首?
·温家宝的“大师梦”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从体制外异见作者的真实处境说起——兼论鄢烈山的文风问题
·公审邬书林为期不远
·没有民营媒体,何来新闻自由?
·谁把网络当作洪水猛兽?
·我们为什么要有基本的是非判断?
·宣传部是个什么部?
·抓住“冰点”事件的幕后黑手李东生
·“冰点”之殇与中国新闻界的觉醒
·陈光诚重于温家宝千百倍
·给汉语以自由,给心灵以自由
·独立中文笔会二零零五年度(第一届)“林昭纪念奖”颁奖词
·在二零零五年澳洲墨尔本“亚太地区作家论坛”上的对公众演讲
·言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关于郑北京“爆破作文”案件的感想
·在没有出版自由的国度,作家何为?
·谁是说真话的人?——悼念刘宾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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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文革”的红盖头

   
   揭开“文革”的红盖头
   ——评柯云路《芙蓉国》
   
   

   时至今日,在大陆研究“文革”依然是一个禁区。中宣部的文件中规定,关于“文革”的著作必须严格把关,不得随意出版。八十年代曾经出现过一段比较宽松的、研究“文革”的时期,但在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杀之后,这个刚刚打开一点的门缝又关上了。九十年代末,专门研究“文革”问题的旅美学者宋永毅在回国搜集资料的时候被国家安全部绑架,秘密关押了相当一段时间。在美国的压力下,他才得以重获自由。至此,人们对“文革”的历史更是噤若寒蝉。而《芙蓉国》的出版可以算是打破禁区、陈说历史的一次尝试。它是第一部描写“文革”全过程的全景式长篇小说,也是一部对“红卫兵运动”作出一定的反省与检讨的长篇小说。
   《芙蓉国》的作者署名“辛克”,是英文“think”的音译。其实,作者就是大陆作家中颇有争议的柯云路。柯云路在八十年代是著名的改革派知识分子,以长篇小说《新星》闻名一时,其主人公即近年来备受媒体关注的、主导山西长治新闻改革的吕日周。在一九八九年的学生运动中,柯云路是积极参与者之一,不仅参加了多封公开信和宣言的签名,还多次到广场上支持学生的行动。九十年代之后,柯云路一度沉寂,后来让人困惑地成为气功等神秘主义的支持者,为之写作了大量的“报告文学”。其中,最让他名誉受损的是为游医胡万林写作传记,而胡万林后来因诈骗罪名被判重刑。
   就纯粹的小说艺术来看,《芙蓉国》显得比较粗糙;从反思深度来看,柯云路还停留在就事论事的层次上,无法跟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等挖掘极权主义根基的巨著相媲美。但是,柯云路勇敢地掀起“文革”的红盖头,这一行为本身就让人肃然起敬。更何况这部七十三万字的宏篇巨著结晶了作者多年的心血,在人人都在迅速忘却历史的今天,这样的写作是对记忆的捍卫,也是对人的尊严的捍卫。
   《芙蓉国》介于小说与纪实之间,写上层时多用史家笔法,写下层时则几乎都是虚构人物。小说穿插毛泽东在二十年间的心态变迁,不时展示其隐秘的宫廷生活。第六十二章中,一方面写毛波澜起伏的心理活动,对中国历史的回顾和对中国现实的期待;另一方面又写毛与护士李秀芝之间的暧昧关系。“李秀芝一双绵软而又柔韧的手在他肥胖松软的大脚上搓着,捏着,嘴里还说着:‘我料理这双脚这么多年,都料理出感情了。’”宫廷外的血雨腥风与宫廷内的春色无边形成了极其强烈的对比,上层的腐化堕落与底层的困窘苦难显示出无比巨大的张力。我猜想,这些细节来源于早于《芙蓉国》而在海外出版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由此可见,历史资料的发掘对于作家文学创作的刺激和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时代的恐怖、残忍和荒谬,超越了任何富有想象力的作家的文学想象。著名汉学家林培瑞曾经在为李志绥医生的回忆录写的书评中指出:“毛确确实实是一个残暴的恶魔:自大狂、对二十世纪科技和语言充耳不闻、猜疑成性、残忍、诡诈、欺骗、荒淫不堪。如果对历史上破坏性最大的暴君所造成的死亡、苦难和欺骗竟然不感到义愤填膺,那就是愚不可及了。”
   我注意到,《芙蓉国》中有关周恩来的描述,也与以前大陆作品中周的“圣人”形象有所不同。周不再是慈父般的总理,而是城府极深的权臣。小说写道,在万人批斗会上,周与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一起出席,他先伸手示意其他人跟在江青后面先走,而自己不前不后地走在江青靠后一点的位置上。周永远知道自己面对成千上万的群众,也永远注意自己身边的一班人。小说用“春秋笔法”写道:“周恩来将这一切都看清楚了,又显得毫无观察。他总是亲切地、和蔼地、平易近人地同时又不失严肃地在自己的角色中。”有人说,周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演员,此言不虚。周一生都在演戏,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没有恢复真实的生活。小说中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江青特意要乘坐周恩来的座车。周恩来有坐车办公的习惯,身旁放着一叠文件。这时为江青腾地方,就把文件收起来放在腿上。江青说:“影响总理办公了。”周恩来用他通常的幽默又不失严肃的口吻说:“和江青同志谈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大的办公。”他顺手将一个有一定厚度的松软而又光滑凉快的草席垫从自己身后抽出来,垫到江青腰后,江青对这样的照顾十分满意。这一细节将周的个性展现无遗,不加一字的评点,而读者自然心领神会。这些细节,也可以参照刚刚出版不久的《晚年周恩来》一书,两相对照,相映成趣。周是中共“先贤祠”中最后一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圣人”,而还原周作为毛的帮凶和奴才的本质,还需要更多知识分子的努力。
   小说的主人公卢小龙由中学生造反派领袖成为下乡知青,由高干子弟而入中国底层社会,终于大彻大悟,最后因张贴“反革命”的大字报而被杀害。卢小龙的身上有遇罗克的影子。他是小说塑造得最为成功的一个人物。
   对于七十年代以后出生、对“文革”完全陌生的中国的青年一代来说,阅读《芙蓉国》不失为了解中国当代历史的一个极佳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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