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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读黑塞《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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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天安门之子》(香港开放出版社)
·包遵信:余杰《天安门之子》序中国新一代知识份子的崛起
·《天安门之子》自序:致“警察读者”的公开信
·晤蒋彦永,谈说真话
·“政治文明”时代的“党国逻辑”
·杨子立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
·记住历史,记住母亲──在美国芝加哥纪念「六•四」十五周年音乐会上的演讲
·罗大佑的撕护照与张惠妹的被封杀
·屠夫崇拜:从张献忠到毛泽东——为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而作
·刘军宁遭遇“警察大学”
·吴祖光的铁骨柔肠
·解放军原来是家奴
·熊德明与李昌平的困惑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蒋彦永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
·爲每一个被杀害的生命祈祷──达赖喇嘛与「六•四」屠杀
·向西藏忏悔──读《雪山下的火焰:一个西藏良心犯的证言》
·自由之魂 从雷震到林昭
·香港还有爲“六•四”魂牵梦绕的勇敢者
·余杰、余世存对北大「一塌糊涂」网站被关闭的声明:我们不能再忍受这样的耻辱
·师涛:一个失去自由的自由人
·让我们一起反抗文字狱
·末世贪官最后的疯狂
·自由中国,何以可能?
·中国社会──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从电影《英雄》看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王申酉:死于毛泽东暴政的思想者
·基督徒如何看待法轮功信仰
·谁在“移山”?——“文学与艺术:说出真相”研讨会上的发言
·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他让“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抓住中宣部的"黑手"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公开信
·莫把大学当监狱
·中共腐败官僚的“信仰”
·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
·“万人杰文化新闻奖”答谢辞
·丁子霖女士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公开信(余杰代拟)
·就法国政府致力于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
·蒋彦永医生,中国的良知从你开始复苏
·十年改革,一夜屠城
·“船坚炮利”不会“强国富民”
·北大的沉沦与右派的风骨
·不一样的葬礼,不一样的时代
·中共有过“不独裁”的时代吗?
·沦为受虐狂的中国作家:著书都为颂毛魔
·向西藏忏悔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
·“太空秀”能够秀到几时?
·新左派们为何不对重庆的灾难发言?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中共是“唯物党”还是“谶纬党”?
·朱镕基:清官神话的终结
·世界人权日这天,特务掐断了我的电话
·让我们记住那些参与罪恶的人
·永不“引咎辞职”的中共官僚
·新版的“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官逼民死
·邓小平的“亲民秀”
·邓朴方的获奖与联合国的堕落
·写给为李思怡而绝食的朋友们
·揭开“文革”的红盖头
·为了自由,我们愿意献身:在民主基金会的演讲
·没有理由乐观的“后江时代
·连战在大陆最该说的一句话
·赵紫阳不是你们的“同志”
·永远站在自由一边
·毛泽东在抗战中的所作所为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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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致帝国的悼词》(香港田园书局)
·胡平:余杰《致帝国的悼词》序言
·《致帝国的悼词》自序:我的生命被这天分成两半
·是怯懦,还是虚伪——有感于温家宝谈“六•四”事件
·拆除北京的“靖國神社”——毛泽东纪念堂
·这样的审判只能用荒谬来形容——抗议湖南长沙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师涛十年徒刑
·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有感
·自唾其面——就王光泽被解聘致《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发行人沈灏的公开信
·一个人的“大屠杀博物馆”——中国作家廖亦武的文学与人生
·活着,记忆着,忏悔着,控诉着——序鲁礼安之文革回忆录《仰天长啸》
·是资本巨鳄,还是末世怪胎?——从原健力宝总裁张海的被捕谈起
·党杀死了忠心耿耿的党员——纪念北京西单工地坍塌事故中的死者周绪湘
·江胡对立的“江湖”——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至五中全会期间的权力转移
·表达的自由与宪法的保障——从昝爱宗诉讼案说起
·走出“黑名单”,活在光明中
·杨振宁究竟爱哪个“国”
·两头“野兽”的会面——评泰森拜谒毛泽东干尸
·从未存在过的“胡温新政”
·胡锦涛正在步齐奥赛斯库后尘
·像老鼠一样胆怯的“世界第一大党”
·中央电视台是党的喉舌,还是皇帝的尿壶?
·“反右运动”与中共的现代奴隶集中营(上)
·从图图与林义雄的会面看天安门事件的未来
·从赵紫阳与胡锦涛的分野看中共的未来
·秘密警察能捍卫“铁桶江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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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亲民秀”


   邓小平的“亲民秀”
   凤凰卫视播出了一部最新拍摄的关于邓小平的专题片《他是蜀中人》。与那些空洞无物的所谓“史诗”式的领袖巨片相比,《他是蜀中人》这部记录片从细部入手,呈现了作为四川人的邓小平生前在四川许多不为寻常人所知的活动,因而颇具观赏性。我特别注意到其中谈到的八十年代邓小平到峨眉山游玩的故事。

   记者采访了邓小平的女儿邓榕。邓榕告诉记者说,邓小平决定到峨眉山游玩的时候,特意叮嘱地方官员,这次是单纯的游玩,不得扰民、不得封山,让山上的游客继续各自的游览。邓说:“不能因为我来了,就把老百姓赶走。如果那样的话,我就不来了。”谈到此处,邓榕对父亲的“亲民”作风感慨不已,说父亲和从来都是老百姓“心连心”,父亲一直都喜欢“与民同乐”。
   接着,记者找到了当年陪同邓小平爬山的一位工作人员。这位老先生回忆说,邓小平再三强调不坐小轿车,而要坐普通的面包车。因为在面包车上人多,人多才热闹,才好“摆龙门阵”。这个细节确实也符合邓的性格。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的面包车在半路上抛锚了一次。于是,邓下车观赏风景,周围有一群正在做科学考察的林学院的学生和老师发现了,便都围上来,激动地欢呼、鼓掌。邓的警卫们都很紧张,担心人多会出事,便迅速组织起一道警戒线,让人们都站在线外。邓却让师生们都走到自己面前来,亲切地向他们询问路边植物的名称,并了解他们在山上的生活情况。邓问道:“大家在山上苦不苦?”有学生回答说:“我们愿意一辈子都住山上,为祖国的林业研究作贡献!”邓感叹说:“在山上的生活很苦,要是作为一个游客来游览一趟,确实处处是美好的风景,但是要长年累月住在山上,滋味可不好受。”
   影片中类似的比较“煽情”的细节还有很多,我不一一描述了。总之,这些细节似乎都在表明,邓是一位具有“亲民”作风的领袖,邓喜欢跟老百姓“打成一片”。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平民本色”,这说明邓确乎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与今天某些高高在上的高级领导相比,邓小平确实生活简朴、性格随和、不讲排场、不喜张扬,但这是否就能说明邓小平有多么多么地了不起、就是一个具有真正民主思想的政治家呢?
   一个国家领导人去某处风景区游览,主动提出不要扰民、不要驱赶普通游客,在我看来,这本来应该是一种正常的情况——且不说如果在一个民主制度健全的国家里,领导人本来就没有驱赶普通游客、独自占有某风景区的特权。然而,在我们这个“非常国度”里,一切“非常”情况都成了“正常”情况,而一切“正常”情况又都成了“非常”情况。在中国,绝大多数领袖在游山玩水的时候,都会扰民、而且大大地扰民——领袖所到之处无不是“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而任由领袖一个人“独钓寒江雪”。一个人的快乐建立在剥夺其他千百人快乐的基础上,这就是中国直到今天依然在上演的现实。于是,邓小平轻车简从、不扰民的举动,反倒成了一件稀罕事,成了民众个个都要感激涕零之事。
   在我看来,在专制独裁体制下,领袖们所谓的“亲民”作风,无不是一种高明的“秀”而已。正如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所说,我们必须“揭开面纱,深入到内部”,不能被一些表面想象迷惑住了。诸如毛泽东在大饥荒的时候罢吃红烧肉、周恩来的衬衣上打着很多补丁等等,很容易让善良的百姓以为他们真是人民的好领袖,而忽略了他们荼毒生灵、倒行逆施的种种暴政。托克维尔指出:“当一些共和国落到一个独夫控制之下时,这个独裁者却能依然生活简朴,不尚虚荣,作风谦逊,好像自己并未处于万人之上。当皇帝们大权在握,对其同胞的财产和生存进行专横统治时,人民在谈话中称他们为恺撒,而他们本人却又能屈尊到朋友家里做客。”中共领袖,无不是现代“恺撒”。邓小平给人一种不摆架子的形象,比起那些喜欢摆架子、“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首脑们来,会让许多百姓感到多了几分的亲切。但是,在关键时刻,邓小平是绝对不会“亲民”的。一九八九年的春天,邓小平一定从电视上看到了三个大学生跪在人民大会堂门口递交情愿书的情景。他要是真正“亲民”,就会亲自到现场去接受情愿书、安慰这些掏出心来爱国的学生们。但是,邓小平不仅没有到广场上去看学生一眼,反倒命令全副武装的军队使用机枪和坦克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和人民。此时此刻,他的心肠比石头和钢铁还要硬。这又是一种怎样的“亲民”呢?
   由邓小平游览峨眉山的故事,我又想到了一位生活在美国的朋友向我讲述的克林顿到教堂做礼拜的故事,两相对照,颇有意味。朋友家住华盛顿郊区,星期日都会到社区的教堂里去参加礼拜活动。有一个星期日,当他们来到教堂的时候,忽然发现门口的一侧停着两辆警车,这是怎么回事呢?
   当牧师正式的讲道即将开始的时候,这位朋友发现走进来了几个陌生人。仔细一看,走在中间的竟然是现任总统克林顿和夫人希拉里,旁边有两三位保镖。此时,牧师照样在聚精会神地讲道,并没有因为总统先生的亲临驾到就中断他的讲述。而总统夫妇和保镖们也轻手轻脚地随意选择一排空座椅坐下来,认认真真地听牧师的讲道。牧师的讲道完毕之后,是孩子们组成的唱诗班的唱诗活动。二十多个孩子用他们天真而美妙的声音演唱着动人的赞美诗。孩子们都沉浸在赞美诗悠远深邃的意境中,没有一个人因为总统的光临而紧张或激动,甚至没有一个孩子偷偷地用眼睛的余光去看总统先生一眼。
   当所有的活动都完毕之后,牧师这才对教友们平平淡淡地说了一句:“今天很高兴总统先生和夫人来到我们的教会。待会儿,教友们不要着急,继续坐在座位上,请总统先走。”这就是他们给予总统唯一的“特殊待遇”。克林顿夫妇离开之后,朋友缓缓走出教堂,发现警车也离开了,周围的一切依然是那样的宁静和安详。教友们没有一个人感到大惊小怪,甚至没有人讨论总统的驾临。美国民众确实觉得总统就是一名来自我们大家中间的普通人。
   在美国,对于普通的美国人而言,总统也就是他们选出来的“首席公务员”而已,总统不是他们的“衣食父母”,也不是居高临下的统治者。老百姓无须崇拜、敬畏和害怕总统,因此也不用为总统的来临而“喜出望外”。而对于美国总统克林顿来说,他来自于一个普通的美国家庭,他是“美国人民的儿子”。他来教堂参加活动的时候,与周围的老百姓一样,都是上帝制造并深爱的孩子,他并不比别人高贵和优秀,他一样需要祷告和忏悔。
   而在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于普通的中国人而言,像邓小平这样的最高领导人是权力的化身,他掌握着对百姓生杀予夺的权力。老百姓只能匍匐在统治者脚下,如果有机会见到最高统治者,他们即使不会像过去那样三呼万岁,一定会感到受宠若惊。而对于像邓小平这样的领导人来说,因为掌握着绝对的权力,就可以为所欲为——既可以亲热地抱起一个老百姓的婴孩亲吻,也可以命令士兵向无辜的学生开枪射击。他到民间视察或游览的时候,前呼后拥、龙旗飘扬是理所当然的待遇;而他减少随从、降低接待规格、与百姓面对面地交谈,则是他赐予百姓的“意外”的礼物。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对比了美国总统与法国国王之间权力的差别,他从两个方面论述了两者主要的差异,第一,“在美国,行政权像其所代表的国家主权一样,是有限的和例外的;而在法国,行政权像国家主权一样,可以扩及一切事务。”第二,“在法国,国王实际上是主权的化身,因为法律不经他批准就不能生效。同时,他也是法律的执行者。美国总统虽然也是法律的执行者,但他并不实际参加立法工作,因为他不同意并不妨碍法律的存在。因此,他决不是主权的化身,而只是主权的代理人。”托克维尔的论述十分深刻,不妨引用过来分析克林顿与邓小平之差异:担任美国总统时的克林顿,表面上看是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但他的权力主要发挥在国际事务上,他甚至却没有权力免去美国任何一位州长县长乃至一名地方警察局长的职务;而没有担任任何职务的晚年邓小平,即便已经九十岁的高龄,仍然能牢牢操控中国的政局,亲自拟定高级干部的任免名单。在“三权分立”的美国,克林顿仅仅是行政权力分支的领导人,他的权力受到国会和最高法院的双重制约,他担任公职的时期也有明确的时间规定;而在一党专制的中国,邓小平掌握着不受监督和制衡的权力,他就是权力的源泉和核心,而且只要他还活着这一权力也就永远属于他。克林顿再怎么丧心病狂,也不可能命令军队对独立检察官斯塔尔以及在白宫前面游行的人民开枪,而军队也绝对不会接受同时也是“三军总司令”的总统先生的这种命令。但是,早已退休的邓小平却在自己家中召开元老会议,作出了调动军队进京“勤王”的命令,而以“解放军”自居的军队也就毫不犹豫地执行了这一命令,用机枪和坦克来镇压手无寸铁的民众。
   邓小平有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我永远是中国人民的儿子。”然而,他却向军队下达了开枪的命令。他最终站到了中国人民的对立面,成为手上沾满鲜血的刽子手。这也许是专制体制下绝大多数统治者的必然命运。与“六•四”的枪声和血泊相比,邓小平在峨眉山上自觉不自觉地表演的那一幕“亲民秀”,显得是那样的苍白和虚伪。两个“邓小平”,哪一个更真实、更接近其内心世界,我想答案是不言而喻的。邓曾经把毛剥夺的人民的自由归还了一丁点给人民,他居然就成了“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这就是赤裸裸的强盗的逻辑。而我们安于这种逻辑已经几千年了——我们只能在两个强盗之间作出选择,因此我们对那个不那么残暴的强盗心怀感激和赞美。我们一直不知道,其实我们可以不选择强盗作我们的父母。我想起了爱默生尖锐批评中国的一段话:“中华帝国享有的纯粹是木乃伊的声名,将世界上最丑陋的特征小心翼翼地保留三四千年之久。我没有这种天赋在这个非凡民族的古老呆板生活方式中看到任何意义,他们不是其他民族所能使用的工具。即便是悲惨的非洲还能说我砍了木头,汲了水来促进其他地方的财富和文明,但是中国,可尊敬的乏味!古老的白痴!……中国是它自己的纪念碑。”中国的历史是从一种专制制度蜕变到另外一种专制制度的历史,中国人从来就没有享受过民主和自由的滋味。龙的阴影笼罩在这片可怜的土地上。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此后若干的中共领袖们,都是在暴力和作秀中获得并掌握了权力。最后,他们都成为自己的“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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