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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我们的身体是箭靶而不是武器
·朋霍费尔对中国自由主义的更新
·我们的罪与爱──序北村《愤怒》
·“入中国”与“出中国”并行不悖
·乡村教会如何由隐匿走向开放?——给一位乡村教会领袖的一封信
第二卷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
·中国印刷和传播圣经的真相
·圣经中有“国家机密”吗?
·中国需要更多的“以诺”企业
·站起来便拥有了自由——有感于傅希秋牧师荣获“约翰•李兰德宗教自由奖”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致被流氓毒打的李和平律师
·真相是不能被消灭的——致世界报业协会“金笔奖”得主李长青
·从美国民权运动透视基督信仰与社会公义之关系
·如何捍卫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兼评中国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
·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中国的“波坦金之旅”
·从矿难看中国人对生命的态度
·个体的救赎与民族的救赎——与王军涛的信仰通信
·“宗教局长”如何变成“谎话大王”?
第三卷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桃源乐土的追寻——论基督宗教伦理与当代中国精神文明的重建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论新一代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
·我们是一座桥梁——论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
·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如羊进入狼群——论基督徒如何在不公义的世界里坚守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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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白头鹰与大红龙:美中关系及其对世界的影响》(2008年香港晨钟书局出版)
·美国民主的真相与根基——与庄礼伟商榷,兼论美国的基督教精神
·纪念那些战死在中国的美国士兵
·希拉里回忆录的中文版是如何被肢解的?
·民主女神浴火重生——华盛顿“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揭幕仪式亲历记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道德盲点
·从尼泊尔毛派的末路看全球清算共产主义罪恶的浪潮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共产主义就是恐怖主义——布什总统讲话的划时代意义
·人权议员布朗贝克和他的中国女儿
·美国媒体在“妖魔化”中国吗?——从美国媒体关于中国黑心商品的报道谈起
·巴以冲突中美国的角色
·美国的秘密与细节的启蒙——读范学德《活在美国》
·美国为何干涉日本的“内政”?
·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崛起
·美国学界应当避免“中国化”的陷阱
·面对邪恶的时候,没有真正的中立——从二战中美国与瑞典、瑞士的不同角色谈起
·美国如何帮助推进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在美国参议院的演讲
·我们关于声援美国政府摧毁萨达姆独裁政权的声明
·倒萨战争与“人权至上”的价值观
·韦塞尔为什么支持美国对伊战争?
·中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白宫会谈的台前幕后
·美利坚不是藏污纳垢之地——建议美国政府对居留在美国的中国贪官及其家属展开调查
·“小鹰号”事件:中美谁是胜利者?
·以祷告改变世界——华盛顿“总统早餐祷告会”侧记
·谁之“崛起”,哪有“和平”?
·佩洛西:人权不是幌子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中国信仰的复兴与中美两国的“化敌为友”——在美国众议院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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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劳改基金会)
·不要做中国孩子的母亲——天安门惨案十九周年暨汶川大地震祭并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而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处女卖淫”案与警权过度扩张
·从警察到还是妓院的变脸
·业主维权与市民意识的觉醒
·寻求公义需要更大的耐心和勇气——天安门屠杀十八周年祭
·红卫兵外长李肇星的末路
·你可以成为一名快乐的异乡人——读格鲁沙《快乐的异乡人》
·扶不起来的胡阿斗
·青藏高原上的血雨腥风——读唯色《杀劫》
·退休高官休得窃取神圣教席
·矿难为何无法遏制?
·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
·被人民抛弃的中共十七大
·帝王腐尸味中的天价酒店
·孩子眼中的蒋介石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读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以“幽暗意识”透视中国百年激进思潮——与张灏对话
·《记念刘和珍君》为何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余英时先生侧记
·宾利轿车为何能热销中国?
·萨达姆与阿米尔
·是工人运动,还是痞子运动?——读《罗章龙回忆录》
·中国人不是动物庄园里的熊猫——驳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若干亲共言论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 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胡锦涛为何成不了戴克拉克?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我们拒绝什么样的生活?——读狄马《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
·中国,你的裂口大如海
·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特务和告密者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吗?
·明朝亡于厂卫,中共亡于恶警——评贵州国保总队副总队长庞鸿就任瓮安县公安局长
·下流人上升的国度
·我以自己的方式爱中国——《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跋
·被凌辱的中国女儿的救赎之路——读巫一毛《暴风雨中一羽毛》
·全民唾弃的央视名嘴张召忠
·那座流血的城里有几个义人呢?——读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
·谁也不能杀死孩子——写给所有的母亲,也写给所有的父亲
·从“持不同政见者”到“持自己政见者”——读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我们的孩子拒绝歌唱薄熙来钦点的垃圾歌曲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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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记住那些参与罪恶的人

   
   让我们记住那些参与罪恶的人
   ——有感于“新青年”案件维持原判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十日上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第十七法庭驳回“新青年”一案四名上诉人之上诉,维持原判——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徐伟、靳海科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杨子立、张宏海被判处八年有期徒刑。这一天,是当代中国法制史上一个永远抹不掉的污点;这一天,撒旦在炫耀他暂时的胜利——他强迫人们把白说成黑,把是说成非;这一天,用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莱的话来说就是:“迄今为止,在这个地方谎言一直就是真理;然而今天,就连谎言也不再真实了。”
   在一个星期前长达十个小时的法庭“公开审理”中,徐伟的父亲徐连胜、徐伟的女友王丽、杨子立的妻子路坤、靳海科的父亲等家属早上八点半就来到法院传达室领旁听证。传达室声称:法院未通知他们今天的开庭,没有旁听证。随后,莫少平、高峡二律师先进法庭与审判人员交涉,但他们发现已有六名“旁听人员”占满了第二排旁听席。审判人员称,旁听证已发完,旁听席已满,家属等旁听人员已无法入内。这六名“旁听人员”虽然从开庭起便占着旁听席,但下午快到下班时间都走了,而审理一直持续到晚上八点。这六名所谓“旁听人员”根本没好好听审理过程,他们有的在闭目养神,有的在翻阅不知是什么宣传材料……而同一时刻,家属们在法院外、在寒风中等候了将近十二个小时。
   在最后的辩护中,徐伟指出:“新青年学会无罪,其成员无罪。”他进而痛斥司法机关诱欺骗证人、非法取证、刑讯逼供等执法犯法的行径。杨子立坚定地宣称:“如果我被判刑,是因为我所崇尚的自由、民主、公正、平等,那我很荣幸!”靳海科这样说:“我们无罪!如果我为国家法制的完善而被判刑,我觉得很光荣。真正对国家有威胁的不是这些关心国家的爱国青年,而是那些践踏法律和公正的人。”张宏海骄傲地宣布:“我们无罪。我们所说、所想的无非都是没失去良心的中国人都会说的。我们所做的是无愧于国家和人民的。我以加入新青年学会为荣。希望我们也能如彭德怀那样被平反。”
   事后,律师告诉我,在多年的法律生涯中,从来没有听到过如此掷地有声、斩钉截铁的自我辩护,他被这四位热血青年的勇气和献身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也为这四位兄弟的勇敢和刚毅而感到骄傲与欣慰。他们是七十年代人中的杰出代表,在专制肆虐、道德沦丧、良知泯灭、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今天,他们以自己的受难凸现了中华民族百年来屡遭摧残而生机犹存的现实。他们是中国未来走向民主和自由的希望所在。
   这一次,某些善良的人们的愿望还是落空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了四名被告的上诉,依然维持一审时荒谬绝伦的判决。这一判决也显示了一个号称“三个代表”的政权,已然沦落到只能依靠东厂西厂和锦衣卫来维持其统治的地步了。他们什么都害怕:害怕手无寸铁的法轮功修炼者,害怕只有二十岁的大学女学生刘荻,害怕为乡亲说了几句真话的农民企业家孙大午,害怕由四个刚毕业的大学生组织的读书沙龙……他们比当年的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还要胆怯和卑劣,他们一边利用中宣部及其所控制的舆论工具成批量地制造谎言、伪造历史;一边色厉内荏地展示军警宪特的力量,企图以恐怖气氛来征服人心、维护“稳定”。
   我个人认为,在当代中国艰难的民主化进程中,“新青年”案件应当占有光荣的一席之地。四名青年知识分子的觉醒,既是对一九八九年“六•四”大屠杀的直接回应,也是对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和生活于其上的多灾多难的民众的深切共鸣。让我们记住为此案而承受了巨大痛苦的四位青年的家属,让我们记住为四位青年提供过种种帮助的、他们勇敢的同学、朋友和师长们,也让我们记住在艰险的环境中挺身而出为四位青年辩护的律师们,他们的名字是:徐伟的辩护人——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莫少平、高峡律师;杨子立的辩护人——北京高博隆华律师事务所李和平律师;靳海科的辩护人——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刘东滨律师;张宏海的辩护人——北京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张思之、阎如玉律师。同时,也让我们记住这些专制权力的帮凶和帮忙、罪恶的主动或被动的参与者们,他们的名字是:审判长金星、审判员张永忠和仁民宾、检察员张晓霞,以及安全部的线人李宇宙,负责逮捕、关押并折磨四位青年的安全部特务,当然还包括法庭上那六名奉命占据旁听席的“旁听者”。更多的名字终有一天将大白于天下,而最终被送上审判席的应当是他们。
   人皆有父母、妻子和儿女。我相信,上面我所提及的罪恶的参与者们,在家庭中也许是称职的儿女、丈夫、妻子或者父母,他们却可耻地参与了伤害他人无辜的儿女、丈夫和兄弟的丑恶行径。他们辩解说,自己不过是工具而已,必须服从上级命令。在一个司法不独立的、一党专制的国家中,在法庭上扮演丑角也是“身不由己”。但是,在我看来,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相信康德所说的“天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律令”。人做了坏事,也许可以逃脱现实中律法的惩罚,却无法躲避历史永恒的审判。德国作家霍斯特•布尔格写过一本名为《父亲,请你回答》的书。这本书撕开了历史的帷幕,作者写道:“五六百万犹太人在希特勒的集中营里惨遭杀害。这简直让人难以想象。而且,这一切就发生在六千万民众的眼皮底下,而他们却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没料到。或者是不想知道?干脆把眼睛闭上了?人们依然生活、工作、相爱、欢笑——就像在一个自由、和平的世界上,而不是在一个巨大的屠宰场上。”于是,作者向曾为希特勒浴血奋战的父亲提出了如此严峻的质问:“屠杀犹太人是怎么回事?你们怎么能容许这种事发生呢?还是你们真的对此一无所知?”
   从某种意义上说,“新青年”一案中的法官、检察官和安全部特务们与“希特勒的自愿行刑队”有着惊人的相似性。我相信,在未来的岁月里,即使良心早已被狗吃掉、不会受良心的谴责,这些穿着道貌岸然的制服的法官、检察官和特务们,也将面对他们的子女乃至孙子孙女的严厉追问。那时,他们将无言以对。他们不能说自己仅仅是傀儡、是螺丝钉,不能说自己只是在“执行命令”。因为,没有人能放弃对自己生活的时代所应当承担的义务和责任。你所有的作为都是你自己的选择。你一旦参与了罪恶,手上的血迹就一辈子都洗不干净。在这个世界上,谁争取过自由,谁扼杀过自由;谁与真理接近,谁与罪恶共舞,上帝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我不能谅解和宽恕这些罪恶的参与者们,正如我不能不向“新青年”四君子致以尊重和敬意。在这一点上,我不认同混淆是非的“相对主义”,也不接受一个黑白颠倒的社会秩序。分辨善恶是我生存的前提。我拒绝参与刽子手们人肉的宴席,我情愿分享杨子立们光荣的刑期。这不是在彰显胆量,而是在承担最基本的义务。霍斯特•布尔格在《父亲,请你回答》的结束语中指出:“当人们对富裕生活比对言论自由更重视时,法西斯霸权很快就会出现。此后,其他自由也就会迅速消失。因此,人人都要承担义务。”他认为:“光谈一点法治国家和一点民主是不够的,这两者如果还值得人捍卫,就必须不受任何限制地发挥作用。人人都要承担义务!如果哪里有人在耍花招,就把他指出来。如果他们口口声声说民主,却听任警棍挥舞的话,通常都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其实,这段话也是说给中国人听的。在“新青年”案尘埃落定之时,我愿把这段话转送给所有对中国未来抱有良好愿望的同胞。
   有的人生来就是为了飞翔,再高的围墙和再黑的牢狱,也关不住他们想飞的翅膀。我相信,我监狱中的四位兄弟都是这样的人。他们永远也不会屈服,永远也不会失败。在愤怒和泪水中,我写下这篇文字,写下对罪恶的鄙夷,写下对兄弟的敬意,写下对自由的执着,也写下对一个终将属于我们的“少年中国”的信念。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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