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清官神话的终结
   
   
   二零零三年三月，朱镕基结束了四年一届的总理任期，“挥一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地告别了中国政坛。离任之前，他在会见各界人士时频频表示，自己的退休将是彻底的，甚至学术教育界的名誉职位也一概不会担任。同时，他也对自己在任期内没有完成诸多承诺而表示遗憾和歉意。然而，对于朱镕基的下台，中国民间并没有像对他的上台那样给予十足的关注。这一现象的背后，是老百姓太过无情，还是朱镕基本人辜负了老百姓的厚望？

   我的答案是后者。回想起四年前，朱镕基上台伊始，发表了中共历史上罕见的大胆直率的演讲，声称无论是“万丈深渊”还是“地雷阵”自己都无所畏惧，一定要推进中国的改革事业。老百姓和知识界都为之一震，而将希望寄托到这位“政治强人”身上。一时间，朱镕基的个人威望达到了高峰。人们看好朱镕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是因为源远流长的“清官神话”传统。从诸葛亮到范仲淹，从曾国藩到周恩来，中国的黎民百姓历来都对清官贤相充满了幻想。殊不知，他们其实与专制暴君互为表里，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共同构筑着牢固的独裁政体。从现实的角度来看，人们看好朱镕基，则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在极度腐败的中共官场上，朱镕基有着比较清廉的声誉；第二，在普遍说官话和假话的媒体上，朱镕基能够说一点真话；第三，在平庸无能的高级官员群体中，朱镕基具有相当的才华，与李鹏之流相比简直如同“鹤立鸡群”。然而，四年的时间转瞬即逝，如今人们再回头来重新衡量朱镕基以上的三大“优点”，会发现它们都被打上了大大的问号。
   首先，在“动物庄园”般的专制体制内，“权钱交易”是一种常态。中国的腐败是一种制度性的腐败，它已经形成了学者吴思所说的“潜规则”。腐败与个人的品质并无必然联系，在一个权力高度集中、且不受新闻和舆论的监督的社会里，几乎没有完全拒绝贪污腐败的掌权者。权力者的腐败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而只有程度上的差别，所谓“五十步笑一百步”是也。因此，朱镕基的“清廉”仅仅是“相对”程度上的清廉而已。例如，他从来没有公布或透露过自己的子女和亲人的相关情况，而民间关于其多名亲属经商致富的传说也日渐兴盛。相比起韩国总统金大中的两个儿子因腐败入狱、金大中本人公开向国民真诚致歉来，朱家之“云深不知处”则多少让人心怀疑惑。同时，朱系要角、金融巨头王雪冰、朱小华等人纷纷落马，这其中固然有不同派系角力、政敌“敲山震虎”等因素，但对朱镕基本人的“清廉”形象也造成了难以挽回的伤害。
   其次，四年来人们日益认识到，朱镕基所说的“真话”不过是“大话”而已。比如，让国有企业起死回生、让农民负担切实减少、让腐败问题得到扼制等等，最后朱镕基均是“自食其言”。在远华惊天大案中，朱镕基不仅无法抓出幕后元凶，反倒眼睁睁地看着与之有千丝万缕关系的贾庆林青云直上，名列政治局常委之第四把交椅，跻身“党和国家领导人”行列。如果说此事朱镕基是“力有不逮”，那么李昌平的遭遇他就是“视而不见”了。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上书朱镕基，痛陈农民的苦难生活，朱镕基虽然签字批复并派人调研，但李昌平依然不见容于当地官场，辞职外出，漂泊不定。堂堂一个国务院总理，居然保护不了一个乡级干部，真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即便是在专制帝国时代，帝王也要装模作样地表彰三五名敢于说真话的低级官员，而今日僵化的体制却连李昌平这样一个通过传统渠道上书、“向总理说实话”的低级官员都容纳不下，看来这套制度已经“病入膏肓”了。
   如果说朱镕基在迫害法轮功等“大事”上保持沉默，是为了避免与江泽民发生直接的冲突，这种“明哲保身”的做法多少还有点“情有可原”。那么，他在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的表现就让人很难谅解。高行健获奖的消息传出后，朱镕基正在日本访问，他对日本媒体发表谈话说，对华人作家的获奖感到高兴。但是，回国之后，他发现举国都在“声讨”高行健这个“卖国贼”，便借国务院发言人之口，拒不承认自己曾肯定过高行健。如此出尔反尔，哪里有大国总理的风度？更让人无法容忍的是，江西芳林小学爆炸案发生，数十名小学生遇难。虽然海外媒体已经披露孩子们死去的时候手里还捏着制作鞭炮的引线，但朱镕基却一口否认孩子们参与制作鞭炮，认定这是精神病人所为。这种毫不脸红地说谎、欲盖弥彰的行为，引起了许多有良知的公民的愤怒，学者笑蜀就曾撰文痛斥说：“朱镕基已经死了！”
   第三，朱镕基固然比江、李等人更有“治国之才”，但他的才华也仅仅限于经济领域。他对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并无通盘的考虑，也没有为政治体制改革做出过些许的努力。为了保持中国“生机勃勃”的经济增长态势以及“百分之八”的增长率，他不惜牺牲多数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丝毫不顾及未来之“洪水滔天”，而安于今日之“繁荣昌盛”。他不懂装懂地嘲笑台湾的民主成就，却无视大陆层出不穷的严重侵害人权的事件。在我看来，朱镕基的才能深受他的教育背景的限制：他出身于清华大学，青年时代所接受的是最典型的苏联模式的“工程师”教育。这种教育的最大特点就是：将个人培养成计划经济复杂的齿轮中的一颗“忠心耿耿”的螺丝钉，它忽视乃至反对人的独立思考、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发挥，它缺乏乃至斩断人文主义、人道主义精神的传承。此种教育与儒家传统中的忠孝观念相结合，在朱镕基的心灵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在担任总理期间，朱镕基一直就倾向于加大中央集权的力度，削弱地方力量的兴起。虽然他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进程中贡献甚大，但他的经济思想却始终笼罩着陈云以降“鸟笼经济”的影子。这些举措和策略均与世界大势背道而驰。
   朱镕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个“右派总理”。据说，当年上调北京的时候，朱镕基“右派”的身份颇受某些元老的质疑，幸而邓小平力排众议，将其“破格使用”。同时，许多开明派人士和知识分子也十分关注朱镕基独特的“右派”身份，并由此判断其思想倾向于开明、民主和自由。然而，在我看来，我们不能高估朱镕基“右派”身份的意义，因为“此右派”非“彼右派”也。在一九五七年的数十万“右派”中，庐山真面目各有不同，情况非常复杂。其中，至少有“真右派”和“假右派”两类。所谓的“真右派”，即储安平、章伯钧、林昭等人，他们识破了共产主义的乌托邦性质、共产党的专制特性和毛泽东的流氓面目，并用生命的代价来捍卫说真话的权力；而所谓的“假右派”，即王蒙、朱镕基等人，他们不过是想给敬爱的党中央提一点点“意见”而已，却万万没有想到中了毛泽东的“阳谋”，被莫名其妙地打入另册、受尽屈辱。在数十万“右派”中，前者是绝对的少数，后者是绝对的多数。“文革”结束之后，“假右派”们对于迟到的“平反”感激涕零，认为二十多年的折磨不过是母亲错打了儿子而已。他们并没有彻底的觉悟，当然就更谈不上对专制主义进行深入的反思了。所以，朱镕基的“右派”身份是一个美丽的“误会”，他至多也就是一个屈原式的“忠臣”罢了。
   随着未来十年间中国危机的不断加剧，各种问题渐成“死结”——如农民的大量破产和工人的大量失业，人心的堕落和环境的恶化等等。朱镕基所洋洋得意的“经济软着陆”，是以牺牲数亿底层民众的利益为代价得来的。而这部分残酷的掠夺，不可能被朱镕基一笔勾销，未来的政府终将为之“买单”。我个人认为，人们对朱镕基的评价将如同中国的股市一样，一步步地进入无可挽救的“熊市”。朱镕基必将为他刻意回避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懦弱和狡猾付出历史的代价。朱镕基不是胡耀邦，也不是赵紫阳，也许正是因为前面两任领导人的悲惨遭遇，才使得他吸取教训，避开了政改的“雷区”以及个人仕途的风险。虽然他如履薄冰地干完了一届任期并“全身而退”，但在他手中失去的中国民主化的机会却再也难以找回来了。诚然，朱镕基的身份仅仅是“CEO”，他并不拥有作为“董事长”的江泽民的决策权，但他至少应当为此承担“第二责任”。朱镕基更不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他本来拥有向戈、叶二人靠拢的资源，却自动放弃了这种需要冒很大风险的选择。在历史的转折时刻，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不计个人得失，致力于终结专制制度和建设民主制度，从而成为留名青史的伟大政治家；而朱镕基没有这样的勇气，他仅仅是一个焦头乱额的“维持会”会长，一个兢兢业业的大管家，一个精明能干的技术官僚，一个外表看上去很刚烈内心却非常怯懦的政客，他的最高理想也就是做一个“清官”而已——于是，他成了历史的附属品和牺牲品，而没有成为历史的创造者。这既是朱镕基本人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
   
   
   ——二零零三年二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