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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西藏忏悔

   
   向西藏忏悔
   ——读班旦加措《雪山下的火焰——一个西藏犯人的证词》
   
   

   对于普通的汉族人来说,西藏只是一个遥远的“香格里拉”,是一处充满刺激和挑战的旅游胜地。几千年积淀的“大一统”思想深入骨髓,加之中共政权半个多世纪不断强化的宣传和教育,“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的观念成为一种不能讨论的“元命题”。一般的汉族人没有意识、也几乎没有渠道去了解发生在西藏的真相,他们认为西藏只有诗情画意。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我读到系狱三十多年的西藏僧人班旦加措的《雪山下的火焰》一书时,所受到的震撼就可想而知了。
   这既是一本个人的曲折的自传,也是西藏半个多世纪命运的缩影。一九五九年,中共军军队对西藏动武,达赖喇嘛被迫流亡海外,大量藏族僧侣被捕入狱。班旦加措虽然没有参与抗暴运动,却因拒绝出卖师长而被捕入狱并被判刑七年。在狱中,他又因无法忍受饥饿企图逃走被加刑八年。十五年刑期坐满,班旦被“留场就业”十年。一九八三年,在刚刚获得自由三个月之后,又因张贴主张西藏独立的大字报而再度被判刑八年。一九九二年,班旦终于逃离西藏。此后,他以一名良心犯的身份向世界民众讲述西藏人民的遭遇,讲述中共政权在西藏从事的宗教和种族迫害的罪行。这本自传就是一本活生生的血泪交织的“苦难的历程”。
   作为亚洲大陆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数千年来西藏一直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和宗教传统。中国历代王朝与西藏之间有过征战的惨剧,也有过和谐相处的蜜月。总体而言,汉文化与藏文化在长期的相处中,既有交流与融合,也因地理的阻隔而保持了相当的距离。在大多数时候,汉民族与藏民族是朋友和弟兄,而非仇敌与冤家。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一直持续到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
   一元化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崇尚暴力和斗争的哲学,其思维模式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归一”的傲慢不谋而合。于是,当代中国的历史进入了一段血腥味最浓烈的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统治集团在君临天下之后,既然胸怀“将红旗插遍全球”的狂妄野心,自然容不得西藏继续保持其独特的文化和宗教传统。从一开始的怀柔政策到最后的图穷匕见,西藏毫无还手之力,只有被动接受的份儿。中共致力于摧毁西藏的社会体制和宗教信仰,将阶级斗争的观念强加给西藏人民。班旦只是千千万万受难的无辜藏人之一,他写到了这样的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一名中国军官把僧侣们的衣物堆在庭院里,一边是富裕僧侣僧侣的衣物,一边是贫寒僧侣的衣物。这个中国军官从富裕僧侣的衣物中挑起一件厚厚的毛料袈裟,厉声追问道:“这是从哪里来的?”僧侣们回答道:“羊毛。”简单的答复把对方愣住了,他以为翻译漏译了什么,就盯着他看。翻译重发了问话:“这是从哪里来的?”僧侣回答说:“绵羊。”然后他哭了起来。中国军官希望西藏人迅速学会阶级斗争的思维,能够作出“这是富人剥削穷人得来的”这样的回答。偏偏西藏人以一种单纯得近乎透明的眼光看待自己的生活,他们不愿意把别人当作敌人,他们的回答自然难以让中国军官如愿以偿。
   要一个民族低头,首先得让它在精神上折服。中共政权不仅逐步实现了对汉族和其他民族的精神奴役,还将毒手伸向世外桃源的西藏。暴虐的统治者将信仰也当作犯罪,在西藏的扎奇监狱里有三十名女政治犯,其中二十七名是尼姑。班旦观察到,在被审讯的时候,很多尼姑被迫脱光衣服,赤身裸体站在那儿,警卫们在她们面前走来走去,手上拿着电辊做出各种下流和挑衅的动作。这一恶劣的做法,不仅无法剥夺被害人的尊严,反倒展示出加害者的邪恶,班旦写道:“想到这些尼姑所受的污辱、恐吓和残酷的殴打,对于他们的坚定勇敢,我特别感到尊敬。”如果说纳粹对犹太人实施的主要是肉体的消灭,那么中共在西藏的所作所为则集中在文化和宗教的摧残方面。他们以物质利益来诱惑藏人辱骂达赖喇嘛,却成效甚微。这大大出乎中共官僚的意料之外。这些没有信仰只有利益的家伙,是不会对“天上的生活原则”产生任何敬意的。把班旦的这本回忆录与其他汉族作者写的劳改文学相比,明显感受到藏人的监狱比汉人的监狱拥有更多的友谊和温情。在狱中,班旦宁愿从事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也不愿参加各种各样的政治学习、斗争会和批判会。他发现了中共“统一思想”的秘密:“对共产党人而言,肉体的惩罚是要达到控制犯人思想的目的。每次大会他们都要讲一段关于改造犯人的思想和信仰之必要,叫我们学习用真心诚意来赞美共产党。”人世间最邪恶的思想,便是那种企图改造人、控制人的思想。班旦在经历了饥饿、紧闭、半年手铐、两年脚铐、吊梁毒打、电棒捅进嘴里,最痛苦的经验是“出卖和检举他人,这就造成有些人对难友上纲上线的指控和子虚乌有的诬陷。我最怕这种批斗和奖惩大会,说了假话害人,不说假话害己。但是一开始害人,害了一个,就会再去害一百个,精神就堕落了。挨打可怕,但是一个人肉身的承受度是很大的,打伤了(如果不死)还能痊愈,精神一旦崩溃,就永远失落了。”大部分汉族人一生都过着根本没有“精神生活”的生活,所以他们难以理解藏族人宽广、坚韧的精神世界,难以理解藏族人为信仰献身的激情。
   班旦的苦难横亘了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包括胡赵时代)和江泽民时代,直到九十年代初逃离西藏才得以结束。狱卒用电棒塞进他的嘴巴、将他的牙齿全部打掉的暴行,就发生在以开明著称的胡耀邦时代。八十年代中共当局对西藏几次残酷的镇压活动,可以说开了“六•四”镇压的先声。如果中国的普通民众早点了解在西藏发生的事情,他们就不至于对中共抱有善良的幻想,认为中共根本不会对手无寸铁的民众开枪。这个教训是沉痛的。班旦的经历证实了:在八十年代初,虽然胡耀邦曾经以中共总书记的身份向西藏人民道歉,但中共西藏地方当局对西藏人民的迫害并没有明显的收敛。胡耀邦个人的品德固然不容质疑——他能够从中共“善败恶胜”的人才筛选机制中脱颖而出,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但是,胡耀邦一个人无法改变中共整个体制的暴虐、疯狂和蛮横的本性。我们不能因为胡耀邦良好的个人品质就作出对八十年代过于美化的描述。八十年代,班旦在第二次被捕之后所受到一系列凶残的虐待表明:一个善良的领袖之于庞大的、按照惯性运作的极权主义体制,基本上是无能为力的。
   尤其让我惊叹的是,在班旦的回忆中,他没有丝毫的仇恨和怨毒的心态,他的讲述充满了平静与宽容。即便谈到那些曾经用酷刑对待他的警察,班旦也对他们致以深深的怜悯,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无论环境如何险恶,班旦都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和心灵的自由,他骄傲地宣称:“手镣脚铐并不能控制我的思想,宗教信仰能带给我心灵的平静,肉体的折磨只是牢狱之灾加在身上的印记,我依然有能力让自己的思想自由翱翔。”我还特别注意到,达赖喇嘛在此书的序言中写道:“在他三十三年的牢狱生涯中,班旦加措忍受了酷刑、难耐的饥饿和无穷无尽的‘思想改造’,但是他始终拒绝向压迫者屈服。他之有勇气这样做,甚至能宽恕他的加害者,这不仅仅是西藏人天性达观的赐予,我想这跟佛教教导人们应当具有爱心、仁慈、宽恕,以及天下万物皆相亲相属有关,它是我们内心平和充满希望的源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浸透了仁慈、宽恕和爱心的藏文化,比浸透了暴力、权谋和血腥的汉文化不知道要“先进”和“崇高”多少倍。我们有什么理由、有什么资格嘲笑藏人的“落后”与“野蛮”呢?真正“落后”与“野蛮”的是我们自己,只是没有多少汉族人敢于承认这个事实罢了。
   本书的中文译者廖天琪在《译后记》中写道:“译完班旦喇嘛的传记之后,只有一个想法:像德国总理勃兰特七十年代在华沙犹太人墓前下跪一样,有一天,中国的元首也应当将达赖喇嘛请回布达拉宫,并向他及西藏人民下跪请求原谅。”其实,我也是怀着深深的忏悔之心阅读这本书的。虽然我没有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对类似于班旦这样的藏人的迫害,但是作为一个汉民族的知识分子,我却对自己同胞的恶行长期保持无知和沉默,这本身就是一种可耻的态度。我必须分担自己民族深重的罪孽,我必须像西藏忏悔——不是出于勇气,乃是出于责任。
   
   
   ——二零零四年六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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