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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真相是不能被消灭的——致世界报业协会“金笔奖”得主李长青
·从美国民权运动透视基督信仰与社会公义之关系
·如何捍卫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兼评中国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
·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中国的“波坦金之旅”
·从矿难看中国人对生命的态度
·个体的救赎与民族的救赎——与王军涛的信仰通信
·“宗教局长”如何变成“谎话大王”?
第三卷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桃源乐土的追寻——论基督宗教伦理与当代中国精神文明的重建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论新一代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
·我们是一座桥梁——论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
·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如羊进入狼群——论基督徒如何在不公义的世界里坚守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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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白头鹰与大红龙:美中关系及其对世界的影响》(2008年香港晨钟书局出版)
·美国民主的真相与根基——与庄礼伟商榷,兼论美国的基督教精神
·纪念那些战死在中国的美国士兵
·希拉里回忆录的中文版是如何被肢解的?
·民主女神浴火重生——华盛顿“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揭幕仪式亲历记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道德盲点
·从尼泊尔毛派的末路看全球清算共产主义罪恶的浪潮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共产主义就是恐怖主义——布什总统讲话的划时代意义
·人权议员布朗贝克和他的中国女儿
·美国媒体在“妖魔化”中国吗?——从美国媒体关于中国黑心商品的报道谈起
·巴以冲突中美国的角色
·美国的秘密与细节的启蒙——读范学德《活在美国》
·美国为何干涉日本的“内政”?
·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崛起
·美国学界应当避免“中国化”的陷阱
·面对邪恶的时候,没有真正的中立——从二战中美国与瑞典、瑞士的不同角色谈起
·美国如何帮助推进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在美国参议院的演讲
·我们关于声援美国政府摧毁萨达姆独裁政权的声明
·倒萨战争与“人权至上”的价值观
·韦塞尔为什么支持美国对伊战争?
·中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白宫会谈的台前幕后
·美利坚不是藏污纳垢之地——建议美国政府对居留在美国的中国贪官及其家属展开调查
·“小鹰号”事件:中美谁是胜利者?
·以祷告改变世界——华盛顿“总统早餐祷告会”侧记
·谁之“崛起”,哪有“和平”?
·佩洛西:人权不是幌子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中国信仰的复兴与中美两国的“化敌为友”——在美国众议院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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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劳改基金会)
·不要做中国孩子的母亲——天安门惨案十九周年暨汶川大地震祭并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而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处女卖淫”案与警权过度扩张
·从警察到还是妓院的变脸
·业主维权与市民意识的觉醒
·寻求公义需要更大的耐心和勇气——天安门屠杀十八周年祭
·红卫兵外长李肇星的末路
·你可以成为一名快乐的异乡人——读格鲁沙《快乐的异乡人》
·扶不起来的胡阿斗
·青藏高原上的血雨腥风——读唯色《杀劫》
·退休高官休得窃取神圣教席
·矿难为何无法遏制?
·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
·被人民抛弃的中共十七大
·帝王腐尸味中的天价酒店
·孩子眼中的蒋介石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读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以“幽暗意识”透视中国百年激进思潮——与张灏对话
·《记念刘和珍君》为何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余英时先生侧记
·宾利轿车为何能热销中国?
·萨达姆与阿米尔
·是工人运动,还是痞子运动?——读《罗章龙回忆录》
·中国人不是动物庄园里的熊猫——驳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若干亲共言论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 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胡锦涛为何成不了戴克拉克?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我们拒绝什么样的生活?——读狄马《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
·中国,你的裂口大如海
·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特务和告密者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吗?
·明朝亡于厂卫,中共亡于恶警——评贵州国保总队副总队长庞鸿就任瓮安县公安局长
·下流人上升的国度
·我以自己的方式爱中国——《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跋
·被凌辱的中国女儿的救赎之路——读巫一毛《暴风雨中一羽毛》
·全民唾弃的央视名嘴张召忠
·那座流血的城里有几个义人呢?——读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
·谁也不能杀死孩子——写给所有的母亲,也写给所有的父亲
·从“持不同政见者”到“持自己政见者”——读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我们的孩子拒绝歌唱薄熙来钦点的垃圾歌曲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
·国府时代的新闻自由——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
·吃人,中国的象征与现实
·玩偶、黑帮与过家家
·中共可能避免瓦解的命运吗?
·“暴徒”是怎样炼成的?——杨佳杀警案背后的制度危机
·想起王旭明,想起范美忠,想起孩子
·矿难之后又是矿难
·爱阅兵的大学校长与被奴役的大学生
·为什么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幸福和快乐?
·谁将顺民变成了暴民?
·那哀歌为谁而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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沦为受虐狂的中国作家:著书都为颂毛魔


   沦为受虐狂的中国作家:著书都为颂毛魔
   中国当代文学的堕落是从作家本人的堕落开始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文学曾经成为中国民众渴求民主和自由的先声,作家曾经充当了社会良知和百姓代言人的角色。随着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屠杀的枪声响起,中国当代文学的进程也可悲地终止了。

   近十五年以来,大部分当代作家纷纷落水成为专制政权的帮凶、帮凶和帮闲,成为统治者合法性的忠实辩护者。近十五年以来,大部分当代文学作品皆成为如同毒品和酒精的精神麻醉剂,成为这个时代臭气熏天的文化垃圾。
   鲁迅曾经深刻地阐述过奴隶与奴才的区别。奴隶是那些身体被迫处于被奴役的姿态,心灵却还对自由充满渴望的人;而奴才则是那些心甘情愿地充当奴隶,并一心一意向奴隶主献媚以换取“奴隶工头”这一“尊贵”身份的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若干当代作家堪称“奴在心者”,他们深陷于官方的赏识、读者的追捧和商业的成功之中,得意忘形地以“大师”自居,却不知道自己不过是没有精神向度、没有独立思考、没有自由立场的可怜虫而已。
   在这些沦为受虐狂的中国作家中,尤以贾平凹和余华为代表。这两个作家在国际上颇具知名度——在哈佛大学东亚系,有博士正在专门撰写关于贾平凹的论文;而余华趁着英文版著作出版的机会,赴美国多所名校演讲。他们在国内也极具市场号召力——他们的小说首印便是十万册以上,还辗转有多种版本问世。然而,他们恰恰是文学的“终结者”,他们以自己的作品掩饰中国的真相,他们以自己的言论为独裁者们涂脂抹粉。虽然他们都曾在毛泽东时代生活过,并亲身经受过种种折磨,却沦为毛泽东的吹鼓手。这些看似聪明的作家都患上了受虐狂的精神病症,也患上了心理上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所谓“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即被绑架者在价值理念上认同绑架者,进而配合绑架者的恐怖行径。
   贾平凹在《暗恋》一文中写到了一段他与儿子的对话:儿子知道父亲在“文革”时期被迫与情人分手的不幸遭遇时,对父亲说:“爸爸真可怜!是谁制造了这种罪恶的深渊?是‘文化大革命’吗?是毛泽东吗?”对此,贾平凹的回答是:“我严肃地批评了孩子,事情并不是如此简单。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名字,他领导的中国走出的每一步,是有着具体的国际大背景的,有着具体的天地大自然的环境的,有着具体的共产主义内部矛盾的。他是伟大的革命家和天才的浪漫主义诗人,又是农民出身,如果设身处地的为他领导的政府着想,他做什么都是能理解的。”
   贾平凹成为毛泽东的辩护士,原因绝不仅仅是为维持在儿子面前的尊严,更为重要的是要捍卫“无悔的青春”——他将自己的生命与毛泽东的荣辱水乳交融在一起。任何对毛泽东的批评,都会转化成对他本人的置疑:在那个黑暗的时代里,你在做什么?
   自诩为“农民”的贾平凹(尽管他如今早已家财千万贯,在从事写作的同时,还是一个精明的古董商),却无比冷酷地宣称,毛泽东“做什么都是能理解的”。那么,仅仅因为毛泽东一时头脑发热而发动“大跃进”,就导致数千万农民被活活饿死,难道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吗?更为残忍的是,毛泽东在知道饥荒在全国蔓延的实情之后,却动用军队禁止灾民外出逃荒,这是数千年以来任何暴虐的帝王都干不出来的疯狂行径。
   在亲身经历了“文革”之后,贾平凹依然对“伟大领袖”赞不绝口,依然相信中国必须要有这样一位“大救星”。他认为:“所谓‘人民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那是到了非常时期的非常语,未达到质变的常规期,芸芸众生哪里能决定自己的命运呢?‘文化大革命’触及每一个人的灵魂,每一个人又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参与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那时,没有几个人不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每一个年轻人都在积极响应着。亲自经历了的我,如果现在一味地倾诉苦难,一味地怨天尤人,那违背了历史,也违背了人性。”我不知道贾大作家遵循的是怎样的“历史”、怎样的“人性”——在我看来,真正的“历史”,是将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等独裁者和暴君钉在人类的耻辱柱上的历史,而不是把撒旦当作先知的历史。在德国和俄罗斯,由于历史档案的公开化、透明化,也由于知识分子的不懈努力,独裁者们罄竹难书的罪行都得以完全的彰显,独裁者本人也受到了民众的唾弃。而在中国,由于历史档案依然被封冻,也由于作家们受虐狂的扭曲心态,毛泽东依然还被供奉在“神坛”上,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基石。在我看来,真正的“人性”,是对自由的热爱,对民主的遵从,对专制的厌恶和对暴君的批判。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呈现出高贵人性的,是尊奉基督教诲的自由战士林昭,而不是荒淫暴虐的毛泽东;是以血肉之躯阻挡坦克前进的王维林,而不是向民众挥舞屠刀的邓小平。
   与贾平凹的“领袖崇拜”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余华在发表于《中国作家》的访谈中也大肆吹捧毛泽东的“丰功伟绩”。这是余华到欧洲领取一个文学奖的时候,西方记者对他所作的访谈——
   意大利《团结报》记者苏珊娜•莉芭蒙蒂问道:“如今中国还留有那些‘文化大革命’的痕迹?”余华在的回答是这样的:“那段时间对于中国来说是一切灾难,但现在来看,它同时也是一笔财富。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理想主义者。今天的我们希望创造伟大的思想,把自己从过去中解放出来,毛泽东也抱着同样的目的。只是他没有明白,中国人民那时还不够成熟,无法实现他的理想。我刚才说到了财富,我的意思是文化大革命为我们提供了一段丰厚的历史,这对一个民族至关重要,就像疾病会带来免疫一样,文革之后,我们的民族获得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健康。另一方面,这段历史也造就了中国文化上的空前活跃,尤其是对作家和艺术家,我现在越来越相信这样的话了,就是平庸的时代只会造就平庸的作家,我庆幸自己曾经在一个不平庸的时代生活过。”
   在回答《解放报》记者马可•罗马尼的问题时,余华进而认为:“毛泽东的英雄史诗进入合唱部时,就是文化大革命。这位舵手希望在社会各阶层中重新创造一种平衡,但后来局势逃脱他手中的控制,时代总是比个人更加强大,中国的历史就陷入了一场悲剧。在城市造成的后果是残酷的,然而在农村,尽管情况也很悲惨,但是毫无疑问比城市好得多。”他还赞扬了毛泽东在“文学”上的成就:“毛泽东的影响没有消失,他最大的影响留在了我们的语言里。他简化了汉字,使我们的思维变得更加简洁。”
   对于这样的回答,我曾写过一篇题为《余华的奴性》的文章进行批评。但在网络上,余华的观点却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由此可见,在中国进行文化启蒙、建构常识的工作任重道远。惨绝人寰的“文革”,在余华眼里,却成为毛泽东的“英雄史诗”;主要发生在乡村的持续三年的大饥荒,在余华眼里,却只是“比城市好得多”的小小的伤害。一个人为了所谓的“伟大理想”,就有权力剥夺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吗?这是什么浑蛋逻辑?更何况,这种“伟大理想”根本就是某些御用文人臆想出来的,毛泽东是一个没有任何理想的流氓,在他心目中惟有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为了保有自己的独裁权力,他不仅可以杀戮战友,也可以牺牲妻子和儿子。而毛泽东带给中国当代文化的,是暴力语言、暴力思维的泛滥,是爱的丧失和同情心的消亡,正是毛泽东的为所欲为,才使得今天的中国仍然处于“动物世界”的状况之下。
   当我读到贾平凹和余华的文字时,不禁感叹道:世界上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国家的人民,如此迅速地忘记发生在昨天的暴政和屠杀;世界上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如此厚颜无耻地从事改造历史、歪曲记忆的“文化工程”。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才能够堪称古往今来最“幸运”的暴君:尽管他杀戮和戕害的人民的数量“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超过希特勒和斯大林的总和),但他的画像却仍然能够挂在天安门广场上,他的头像也仍然定格在各种币值的人民币的正面。
   我们应当向犹太人学习,记住“文革”的血腥,记住毛泽东的罪恶。作为纳粹集中营中犹太人幸存者后裔的美国学者阿伦•哈斯,在《大屠杀后遗症》一书中分析说,诸如“我为什么能活下来”的问题,在所有大屠杀幸存者中所激发出来的不是负疚感,而是责任感。他们当众大多数人都是通过以下方式履行对死难者的职责:支持以色列;抚养犹太儿童以维持种族的延续;纪念六百万死难者;凭良心作证,驳斥种种对事实的歪曲。他们通过这种方式,建立自信,消除原来的脆弱感和屈辱感。
   大屠杀暴露了人性中潜在的邪恶。阿伦•哈斯在一次采访中,询问从莫索森集中营里被释放出来的索尔•加伯:“你希望人们从大屠杀中记住什么?”对方回答说:“这是人类在二十世纪所谓的文明时代所遭受的痛苦。我们必须弄清楚,人们怎么可以对飞溅在他们衣服上的孩子的脑浆麻木不仁呢?人们怎么能对一位母亲不要杀她的孩子的苦苦哀求置之不理呢?如果懂得这一切是任何发生的,或许可以帮助我们防止未来的灾难。”在另一次采访中,父母和三个兄弟在大屠杀中相继遇害的安•查诺夫斯基强调说:“我希望人们不仅记住这次屠杀,也要记住其他屠杀。人们应当抗议和反对它,而不仅仅是了解它。”
   在捍卫记忆上,犹太人是我们当之无愧的老师。伟大的犹太作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韦塞尔,在题为《希望、绝望与记忆》的演讲中也指出:“记忆是崇高和必要的行动。记忆是呼唤,呼唤去记忆,从历史的第一线黎明时起就注入了我们。在《圣经》中,没有别的命令出现得如此频繁、如此持久的了。记住我们所得到的美好,记住我们所遭受的苦难,这已成为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新年这一天,也被称为记忆之日。在这一天,这宇宙中审判的一天,人吁请上帝记住,我们的被拯救就依赖于此。”
   在中国,敢于这样做和愿意这样做的人寥寥无几。学者王友琴出版了厚厚的《“文革”受难者》,收录六百多名受难者的悲惨经历。虽然只是“九牛一毫”,但余英时教授誉之为“起死回生的大公德”。学者宋永毅编著了《“文革”大屠杀》,发生在“文革”的若干次中共最高层授意或默许的大屠杀终于浮出水面。记录片制作人胡杰以一己之力拍摄完成《寻找林昭》一片,一个美丽而刚强的自由战士的出现,乃是对毛泽东时代罪恶的控诉。还有《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的作者李志绥,打破沉默,秉笔直书,真实而详尽地揭示了“红太阳”背后的肮脏和黑暗。这些人都是我们民族的脊梁,他们记录屠杀、谴责屠夫,恢复历史的尊严和人性的高贵。与贾平凹、余华之流的受虐狂相比,他们值得我们支持与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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