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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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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者”游戏——与克林顿对话的北大学生
·舟的遐想
·思想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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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铁屋中呐喊》(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铁屋中呐喊》(修订本)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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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哥们”蒙博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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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的蔡元培
·鲁迅三题
·那不得见人的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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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实味:前文革时代的祭品
·文人与人文
·向“牛筋”一样的牛津致敬
·向死而生
·新《子不语》
·知识分子:终结或再生
·对中学语文课本中所选杨朔散文的反思
·驳季羡林先生论中西文艺理论
·读奥威尔《动物庄园》与《一九八四》
·读陈寅恪的诗
·杜拉斯:爱是不死的欲望
·焚书
·读《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
·法西斯:未死的幽灵
·嘴踢足球
·重读杨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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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说,还是不说》(文化艺术出版社)
·《说,还是不说》自序:言说的自由
·为谁擦皮鞋?
·教育杀人
·魔鬼学校
·“我们就是法”
·是在读书,还是在坐牢?
·仅有“焦点访谈”是不够的
·孩子的书包有多重?
·用法西斯的方法打造的“神童”
·我见过的林庚先生
·杀,还是不杀:读伍立杨《鬼神泣壮烈》
·“我是警察我怕谁”
·评《克林顿访华言行录》
·读《阳光与阴影——阿尔贝•加缪传》
·俄罗斯之狼
·捍卫记忆
·你从古拉格归来
·人之子
·诗人:在天堂与地狱之间
·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读《控制腐败》
·俩人行
·那些岁月,那段爱情
·龙飞九天
·摩罗何以成为“摩罗”?
·读《思忆文丛》之一:一个人的命运与一代人的命运
·读《思忆文丛》之二:若为自由故
·绅士与流氓评朱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
·走向自由之路:读《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
·签名,还是不签?——再谈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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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尴尬时代》(岳麓书社)
·《尴尬时代》目录
·序:一面破碎的镜子
·“人”为何物?
·出洋相
·法律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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沦为受虐狂的中国作家:著书都为颂毛魔


   沦为受虐狂的中国作家:著书都为颂毛魔
   中国当代文学的堕落是从作家本人的堕落开始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文学曾经成为中国民众渴求民主和自由的先声,作家曾经充当了社会良知和百姓代言人的角色。随着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屠杀的枪声响起,中国当代文学的进程也可悲地终止了。

   近十五年以来,大部分当代作家纷纷落水成为专制政权的帮凶、帮凶和帮闲,成为统治者合法性的忠实辩护者。近十五年以来,大部分当代文学作品皆成为如同毒品和酒精的精神麻醉剂,成为这个时代臭气熏天的文化垃圾。
   鲁迅曾经深刻地阐述过奴隶与奴才的区别。奴隶是那些身体被迫处于被奴役的姿态,心灵却还对自由充满渴望的人;而奴才则是那些心甘情愿地充当奴隶,并一心一意向奴隶主献媚以换取“奴隶工头”这一“尊贵”身份的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若干当代作家堪称“奴在心者”,他们深陷于官方的赏识、读者的追捧和商业的成功之中,得意忘形地以“大师”自居,却不知道自己不过是没有精神向度、没有独立思考、没有自由立场的可怜虫而已。
   在这些沦为受虐狂的中国作家中,尤以贾平凹和余华为代表。这两个作家在国际上颇具知名度——在哈佛大学东亚系,有博士正在专门撰写关于贾平凹的论文;而余华趁着英文版著作出版的机会,赴美国多所名校演讲。他们在国内也极具市场号召力——他们的小说首印便是十万册以上,还辗转有多种版本问世。然而,他们恰恰是文学的“终结者”,他们以自己的作品掩饰中国的真相,他们以自己的言论为独裁者们涂脂抹粉。虽然他们都曾在毛泽东时代生活过,并亲身经受过种种折磨,却沦为毛泽东的吹鼓手。这些看似聪明的作家都患上了受虐狂的精神病症,也患上了心理上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所谓“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即被绑架者在价值理念上认同绑架者,进而配合绑架者的恐怖行径。
   贾平凹在《暗恋》一文中写到了一段他与儿子的对话:儿子知道父亲在“文革”时期被迫与情人分手的不幸遭遇时,对父亲说:“爸爸真可怜!是谁制造了这种罪恶的深渊?是‘文化大革命’吗?是毛泽东吗?”对此,贾平凹的回答是:“我严肃地批评了孩子,事情并不是如此简单。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名字,他领导的中国走出的每一步,是有着具体的国际大背景的,有着具体的天地大自然的环境的,有着具体的共产主义内部矛盾的。他是伟大的革命家和天才的浪漫主义诗人,又是农民出身,如果设身处地的为他领导的政府着想,他做什么都是能理解的。”
   贾平凹成为毛泽东的辩护士,原因绝不仅仅是为维持在儿子面前的尊严,更为重要的是要捍卫“无悔的青春”——他将自己的生命与毛泽东的荣辱水乳交融在一起。任何对毛泽东的批评,都会转化成对他本人的置疑:在那个黑暗的时代里,你在做什么?
   自诩为“农民”的贾平凹(尽管他如今早已家财千万贯,在从事写作的同时,还是一个精明的古董商),却无比冷酷地宣称,毛泽东“做什么都是能理解的”。那么,仅仅因为毛泽东一时头脑发热而发动“大跃进”,就导致数千万农民被活活饿死,难道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吗?更为残忍的是,毛泽东在知道饥荒在全国蔓延的实情之后,却动用军队禁止灾民外出逃荒,这是数千年以来任何暴虐的帝王都干不出来的疯狂行径。
   在亲身经历了“文革”之后,贾平凹依然对“伟大领袖”赞不绝口,依然相信中国必须要有这样一位“大救星”。他认为:“所谓‘人民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那是到了非常时期的非常语,未达到质变的常规期,芸芸众生哪里能决定自己的命运呢?‘文化大革命’触及每一个人的灵魂,每一个人又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参与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那时,没有几个人不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每一个年轻人都在积极响应着。亲自经历了的我,如果现在一味地倾诉苦难,一味地怨天尤人,那违背了历史,也违背了人性。”我不知道贾大作家遵循的是怎样的“历史”、怎样的“人性”——在我看来,真正的“历史”,是将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等独裁者和暴君钉在人类的耻辱柱上的历史,而不是把撒旦当作先知的历史。在德国和俄罗斯,由于历史档案的公开化、透明化,也由于知识分子的不懈努力,独裁者们罄竹难书的罪行都得以完全的彰显,独裁者本人也受到了民众的唾弃。而在中国,由于历史档案依然被封冻,也由于作家们受虐狂的扭曲心态,毛泽东依然还被供奉在“神坛”上,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基石。在我看来,真正的“人性”,是对自由的热爱,对民主的遵从,对专制的厌恶和对暴君的批判。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呈现出高贵人性的,是尊奉基督教诲的自由战士林昭,而不是荒淫暴虐的毛泽东;是以血肉之躯阻挡坦克前进的王维林,而不是向民众挥舞屠刀的邓小平。
   与贾平凹的“领袖崇拜”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余华在发表于《中国作家》的访谈中也大肆吹捧毛泽东的“丰功伟绩”。这是余华到欧洲领取一个文学奖的时候,西方记者对他所作的访谈——
   意大利《团结报》记者苏珊娜•莉芭蒙蒂问道:“如今中国还留有那些‘文化大革命’的痕迹?”余华在的回答是这样的:“那段时间对于中国来说是一切灾难,但现在来看,它同时也是一笔财富。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理想主义者。今天的我们希望创造伟大的思想,把自己从过去中解放出来,毛泽东也抱着同样的目的。只是他没有明白,中国人民那时还不够成熟,无法实现他的理想。我刚才说到了财富,我的意思是文化大革命为我们提供了一段丰厚的历史,这对一个民族至关重要,就像疾病会带来免疫一样,文革之后,我们的民族获得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健康。另一方面,这段历史也造就了中国文化上的空前活跃,尤其是对作家和艺术家,我现在越来越相信这样的话了,就是平庸的时代只会造就平庸的作家,我庆幸自己曾经在一个不平庸的时代生活过。”
   在回答《解放报》记者马可•罗马尼的问题时,余华进而认为:“毛泽东的英雄史诗进入合唱部时,就是文化大革命。这位舵手希望在社会各阶层中重新创造一种平衡,但后来局势逃脱他手中的控制,时代总是比个人更加强大,中国的历史就陷入了一场悲剧。在城市造成的后果是残酷的,然而在农村,尽管情况也很悲惨,但是毫无疑问比城市好得多。”他还赞扬了毛泽东在“文学”上的成就:“毛泽东的影响没有消失,他最大的影响留在了我们的语言里。他简化了汉字,使我们的思维变得更加简洁。”
   对于这样的回答,我曾写过一篇题为《余华的奴性》的文章进行批评。但在网络上,余华的观点却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由此可见,在中国进行文化启蒙、建构常识的工作任重道远。惨绝人寰的“文革”,在余华眼里,却成为毛泽东的“英雄史诗”;主要发生在乡村的持续三年的大饥荒,在余华眼里,却只是“比城市好得多”的小小的伤害。一个人为了所谓的“伟大理想”,就有权力剥夺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吗?这是什么浑蛋逻辑?更何况,这种“伟大理想”根本就是某些御用文人臆想出来的,毛泽东是一个没有任何理想的流氓,在他心目中惟有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为了保有自己的独裁权力,他不仅可以杀戮战友,也可以牺牲妻子和儿子。而毛泽东带给中国当代文化的,是暴力语言、暴力思维的泛滥,是爱的丧失和同情心的消亡,正是毛泽东的为所欲为,才使得今天的中国仍然处于“动物世界”的状况之下。
   当我读到贾平凹和余华的文字时,不禁感叹道:世界上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国家的人民,如此迅速地忘记发生在昨天的暴政和屠杀;世界上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如此厚颜无耻地从事改造历史、歪曲记忆的“文化工程”。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才能够堪称古往今来最“幸运”的暴君:尽管他杀戮和戕害的人民的数量“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超过希特勒和斯大林的总和),但他的画像却仍然能够挂在天安门广场上,他的头像也仍然定格在各种币值的人民币的正面。
   我们应当向犹太人学习,记住“文革”的血腥,记住毛泽东的罪恶。作为纳粹集中营中犹太人幸存者后裔的美国学者阿伦•哈斯,在《大屠杀后遗症》一书中分析说,诸如“我为什么能活下来”的问题,在所有大屠杀幸存者中所激发出来的不是负疚感,而是责任感。他们当众大多数人都是通过以下方式履行对死难者的职责:支持以色列;抚养犹太儿童以维持种族的延续;纪念六百万死难者;凭良心作证,驳斥种种对事实的歪曲。他们通过这种方式,建立自信,消除原来的脆弱感和屈辱感。
   大屠杀暴露了人性中潜在的邪恶。阿伦•哈斯在一次采访中,询问从莫索森集中营里被释放出来的索尔•加伯:“你希望人们从大屠杀中记住什么?”对方回答说:“这是人类在二十世纪所谓的文明时代所遭受的痛苦。我们必须弄清楚,人们怎么可以对飞溅在他们衣服上的孩子的脑浆麻木不仁呢?人们怎么能对一位母亲不要杀她的孩子的苦苦哀求置之不理呢?如果懂得这一切是任何发生的,或许可以帮助我们防止未来的灾难。”在另一次采访中,父母和三个兄弟在大屠杀中相继遇害的安•查诺夫斯基强调说:“我希望人们不仅记住这次屠杀,也要记住其他屠杀。人们应当抗议和反对它,而不仅仅是了解它。”
   在捍卫记忆上,犹太人是我们当之无愧的老师。伟大的犹太作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韦塞尔,在题为《希望、绝望与记忆》的演讲中也指出:“记忆是崇高和必要的行动。记忆是呼唤,呼唤去记忆,从历史的第一线黎明时起就注入了我们。在《圣经》中,没有别的命令出现得如此频繁、如此持久的了。记住我们所得到的美好,记住我们所遭受的苦难,这已成为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新年这一天,也被称为记忆之日。在这一天,这宇宙中审判的一天,人吁请上帝记住,我们的被拯救就依赖于此。”
   在中国,敢于这样做和愿意这样做的人寥寥无几。学者王友琴出版了厚厚的《“文革”受难者》,收录六百多名受难者的悲惨经历。虽然只是“九牛一毫”,但余英时教授誉之为“起死回生的大公德”。学者宋永毅编著了《“文革”大屠杀》,发生在“文革”的若干次中共最高层授意或默许的大屠杀终于浮出水面。记录片制作人胡杰以一己之力拍摄完成《寻找林昭》一片,一个美丽而刚强的自由战士的出现,乃是对毛泽东时代罪恶的控诉。还有《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的作者李志绥,打破沉默,秉笔直书,真实而详尽地揭示了“红太阳”背后的肮脏和黑暗。这些人都是我们民族的脊梁,他们记录屠杀、谴责屠夫,恢复历史的尊严和人性的高贵。与贾平凹、余华之流的受虐狂相比,他们值得我们支持与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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