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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说,还是不说》(文化艺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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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自由之路:读《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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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想飞的翅膀》(中国电影出版社)
·《想飞的翅膀》目录
·《想飞的翅膀》自序:寻觅表达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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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激情与恐惧中穿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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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给沙皇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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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有过“不独裁”的时代吗?

   
   中共有过“不独裁”的时代吗?
   ——与钱理群先生商榷
   
   

   钱理群教授是我所尊敬的恩师。然而,我在民间出版物《怀念李慎之》中读到钱教授写的《送李慎之先生》一文时,不禁大吃一惊。对于这篇文章中的若干混乱而错误的观念,我不得不提出尖锐的批评意见,此乃“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也。我发现,这些错误的思想,不仅存在于钱教授一人身上,而且存在于许多中国的知识分子身上。厘清这类思想、恢复历史真相并认清中共真面目,对于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钱理群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写道:“李慎之先生在好几篇文章里,都谈到他年轻的时候,作为一个‘青年左派,青年共产党人’,是怀着‘反封建,反传统,要自由,要民主,尤其要共产主义’的理想而参加革命的,他们的直接目标是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制与帝国主义(首先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就是说,他和他的革命同志在人生道路的起点上,就是高举五四‘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为民主而斗争’的。——确认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似乎国民党政府不曾是一个‘一党独裁’的政权,而反抗国民党统治的中国共产党人,似乎一开始就是‘五四’民主、科学传统的对立面;这背后其实仍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历史观,是以共产党人后来的失误、异化,来否认他们最初的选择。这不符合历史事实,是不公允的。应该毫不含糊地肯定这一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队伍中,曾经聚集了一批要求民主、自由的志士仁人,他们并且为之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我所坚持的正是钱教授所认为的那种“似是而非”的观点——但是,我不仅不认为这种观点“似是而非”,我反倒认为钱先生的观点似是而非。以一种理想主义的眼光去看待所谓“激情燃烧的岁月”,往往会把血腥美化,用“良好的愿望”来遮掩残酷的实践。在我看来,李慎之先生对自己“青年左派”岁月的难以割舍,乃是人性的弱点使然——一个人总是很难完全地、彻底地否定自己青年时代的选择。但是,近年来,随着反思的深入,李慎之先生已经逐渐意思到,中共自一建立起就是一颗毒瘤,而非后来才发生“失误、异化”的。我相信,如果李慎之先生能够再活几年,他一定会写出一部比韦君宜的《思痛录》还要深刻的回忆录来。
   钱先生的这段论述,与其说是为李慎之先生辩护,不如说是为共产党的“原教旨主义”辩护。就好像某些人将毛泽东的功过“三七开”、以及从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中去发掘“早期人道主义”一样,其实是一种“缘木求鱼”的做法。钱先生的这段话里隐含着这样互相联系的两个观点:第一,早期的中国共产党还是承接了“五四”的民主和科学的精神;第二,早期的共产党还是存在着一个“不独裁”的时代。我认为,这两个观点都有严重的问题。它们遮蔽了历史的真相,淡化了中共的邪恶——而中共的邪恶既是一种思想、一种主义、一种制度的邪恶,也是人性的邪恶(中共领袖毛泽东就是人性的邪恶的最集中的代表)。
   早期的共产党是否承接了“五四”的民主和科学精神呢?表面上看,这种看法似乎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五四”的先驱者们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同时也是中国的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共的创建者。但是,以极权主义为组织模式的中共,很快就将陈独秀、瞿秋白等崇尚思想自由、人格独立的知识分子领袖赶下台去,并在此后的岁月里将他们彻底“妖魔化”。三十年代,陈独秀成为中共领袖们刻毒咒骂的“叛徒和奸细”,蒋介石对陈尚能网开一面,共产党人却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同样,瞿秋白并不是死于国民党的子弹,乃是死于中共“借刀杀人”的毒计。中共最不能容忍的便是具备了“五四”精神的知识分子以及他们所信仰的民主、科学的现代精神。作为流氓无产者的代表,毛泽东一生都无比仇恨知识分子。他在夺取政权之后,立即开始了对知识分子的严酷整肃。在蔡元培时代能够保持“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学风的北大,在毛泽东时代却成为其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枚棋子。作为“五四”运动摇篮的北大,遭到了毛泽东这个独夫民贼的残暴的强奸。其结果便是:在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北大一直与民主和科学的精神背道而驰。
   陈独秀既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又是中共的第一任总书记。他是否认为中共是一个追求民主和自由的政党呢?早在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也就是李慎之先生选择成为“青年左派,青年共产党人”的时候),重新回归独立知识分子身份的陈独秀,对共产主义这一思想体系和共产党这一组织体系进行了全面的反思和批判。陈独秀在《给西流的信》中对“英美民主制”与“俄德意的法西斯制(苏俄的政制是德意的老师,故可归为一类)”进行了比较:前者由各党派参加议会选举,各党发表政纲,以迎合选民要求,选民有最后的投票权;无法院命令不得捕人杀人;政府的反对党甚至共产党公开存在;思想、言论、出版相当自由;罢工本身非犯罪行为。而后者的选举由执政党指定,国会开会时只有举手,没有争辩;秘密政治警察可以任意捕人杀人;一国一党不容许别党存在;思想、言论、出版绝对不自由;绝对不许罢工,罢工即是犯罪。因此,陈独秀感叹说:“每个共产党员看到这一切,还有脸咒骂资产阶级民主吗?”陈独秀是最早指出“共产党乃是法西斯之母”的真理的中国知识分子,他对苏俄及中共不抱丝毫的希望。
   那么,早期的共产党是否有过“不独裁”的黄金时代呢?共产党是否真的如钱教授所说,是后来才发生“失误、异化”的呢?(况且,相对于中共“重于泰山”的罪恶来说,“失误、异化”这种说法实在是过于“轻如鸿毛”了。)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以厚厚的一本《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彻底揭露了中共的本质乃是一个庞大的黑社会——此前,我在李锐的《庐山回忆实录》一书中发现,中共内部的运作方式完全是一个成熟的黑社会,而《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则告诉读者,中共的“黑社会化”并非始于其建政之后,早在二十年代末就它就是一个比中国所有的黑帮更“黑”的黑帮。当时的国民党固然“民主无量”,但它又“独裁无胆”,所以还能容许一些反对声音的存在。当时批评和反对国民党的诸多政治力量中,固然有一些真心追求民主和自由的知识分子,也有想趁火打劫、乱中夺权的中共在内。不能将这些力量混为一谈。我们也不能因为中共反对国民党,就天真地认为中共在领导中国人民追求民主和自由。反对独裁政权的力量,有可能是更加独裁的力量,如法国大革命中推翻吉伦特派的雅各宾派、俄国十月革命中推翻临时政府的布尔什维克派、中国北伐革命中推翻北洋政府的蒋介石的党军。国民党固然离民主自由很远,但勿庸置疑的是,共产党离民主自由更远。
   中共一向是“两手抓、两手硬”:一手抓枪杆子,一手抓笔杆子。曾经在国共合作期间担任国民党宣部部长的毛泽东,深谙宣传之道,即“好花说尽,坏事做绝”。因为宣传工作的成功,共产党确实吸引、欺骗了一大批像李慎之这样的热血青年参与其中。我们不否认这群青年参加共产党的善良意愿,但我们也不能因为他们参加了共产党,就认为共产党也“脱胎换骨”了。历史证明,是共产党成功地消灭了知识分子的民主思想,而不是知识分子引导着共产党向着好的方向发展。前几年,青年学者笑蜀编辑了《历史的先声》一书,搜集了一九四五年前后中共《新华日报》发表的若干社论,其腔调全都是赞美英美民主、反对一党独裁、提倡议会制度、争取新闻自由。然而,中共自己从一建党起,何尝真正实施过这一切?这是一本应该“反着读”的书,每一篇社论都是中共“自唾其面”。过于真诚的钱先生,莫不是没有读出编者的“春秋笔法、微言大义”,而把这本书全都当作了历史的真相?经历过“反右”、“文革”和“六四”的钱先生,再犯如此低能的错误,实在让人遗憾。
   在中共早期的“革命”之旅中,每个毛孔都流淌着鲜血。它从一造反起便以反民主和反自由为旨归。《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摘录了部分来自中共方面的史料:在二十年代的肃反运动中,毛泽东亲自指使红一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李昭九到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富田指挥肃反。一九三零年十二月七日,李昭九将金万邦(省苏维埃政府军事部长)、周冕(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谢汉昌(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等数十名高级干部逮捕,对他们实施了“打地雷公烧香火”等多种刑法,被打的人“皆体无完肤”,“手指折断,满身烧烂行动不得”,有的人被当场折磨致死,被害者“哭声震天,不绝于耳,残酷严刑无所不用其极”。十二月八日,其中三人的妻子来看望被捕的丈夫,也被当作“AB团”抓起来,被施以严刑,“用地雷打手,香火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不仅在井冈山中央苏区如此大肆杀戮,毛泽东还派遣心腹干将邓发去闽西根据地坐镇开展肃反,导致闽西苏维埃政府三十五名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的百分之五十全部被消灭,高华感叹说:“由邓发主导的闽西肃反具有革命绞肉机的全部特征,指称社会党分子,全凭肉刑和逼供;肃反的唯一手段就是处决;恐怖机器一经开动,就产生了自我驱动的内在动力,使其疯狂运转,不断依次进入更高阶段,结果是纵火者也与之俱焚——杀人者终被杀!”
   中共自始至终都是一个暴虐的独裁党,在中共八十多年的历史上,不曾有过与“五四”精神息息相通的时期,也不曾有过追求民主和自由的时期。但愿今天的中国人早日认识到这个简单的常识。
   
   
   ——二零零四年三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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