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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这是一个盗贼统治的国家
·文字收功日,中国民主时
·黑帮老大过生日
·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 ——关于《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的争论
·问鼎奥斯卡奖的《建国大业》
·文字收功日,中国民主时——《大国沉沦:写给中国的备忘录》导读
·感谢开胸验肺的伟大祖国
·金大中的国葬与刘晓波的入狱
·圣女林昭与中国教会的复兴
·不要忘了缅甸,不要忘了昂山素姬
·
·家庭教会的公开化与中国社会的民主化
·胡锦涛是毛岸青的兄弟
·齐奥塞斯库的幽灵在中国徘徊
·为中国当代艺术注入神圣性
·将独裁者毛泽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张戎夫妇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为什么重要?
·毒奶粉的黑手成为第六代接班人
·去“党国”的神圣化是中国实现宪政的第一步
·中国的柏林墙要立到几时呢?
·有时,我们要下到井里看看繁星——从“面包时代”的七七宪章到“蜗居时代”的零八宪章
·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
·且看北大僵尸教授如何批判零八宪章
·每个受害者都站起来揭露中国的古拉格
·陈云林为何“绝对尊重”台湾民众的不同意见?
·钞票当钥匙,鞋带当白绫
·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呼吁全球华人基督徒都来关心刘晓波案件
·刘晓波将胡锦涛送上了审判席
·这大光照亮黑暗中的百姓——神州传播机构总编导远志明访谈(下)
·从“以人为本”到“以神为本”
·为什么我们要捍卫良心的自由和信仰的自由?
·教宗若望•保罗二世与苏东剧变
·西藏就是潘多拉,王力雄就是杰克,唯色就是纳特莉
·她陪整个民族受难
·温家宝应当转行当教师
·本雅明:没有美,便没有善
·谁动了中国人的奶酪?——从《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中国站起来》之“三部曲”看中国的法西斯思潮
·引导大学师生追求有信仰的人生——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校牧伍渭文牧师访谈
·专制制度下的官僚还是平庸点好
·图图离中国有多远?----从《图图传》看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前景
·达赖喇嘛自称“印度之子”有什么错?
·在圣经里寻找经济学的源头——财经作家、诗人苏小和访谈(上)
·以真理建立教会和影响社会——加拿大温哥华浸信会信友堂主任牧师洪予健访谈
·胡温真的关心艾滋病人吗?
·刘晓波早已走出了谏言路——就《刘晓波的谏言路走得通吗?》一文与曹长青商榷
·谎言说第二遍就成了真理?----冷看温家宝与网民在线交流
·陶兴瑶与阿米尔,谁更有尊严?
·总理的无耻是国耻吗?
·看胡锦涛如何分裂别人的家庭
·羞辱妓女能够让这个国家获得尊严吗?
·“大国崛起”的迷梦几时方休?
·让每一个流氓警察都暴露在阳光之下
·世博会与老鼠药
·那红色是鲜血的红色 ——读周德高《我与中共和柬共》
·温家宝神话是怎样造出来的?
·“黄金时代的故事”继续在中国上演
·中共是个隐蔽的塔利班
·卡钦斯基:从波兰“第四共和国”到“新欧洲”
·作为“上帝之城”的美国——读本内特《美国通史》
·官员妙语一箩筐
·SB会在北京开吗?
·从蜗居中走出来的总理就能让人民免于蜗居吗?
·温家宝该为北大的堕落负责吗?
·县委书记是个高危职业吗?
·温家宝迫害袁腾飞就是纵容毛派邪恶势力
·胡耀邦对待魏京生与温家宝对待刘晓波之差别
·温家宝为何对惩治腐败束手无策?
·没有愿景的胡温可能“不折腾”吗?
·温家宝为什么认为中国的国情很特殊?
·难道只有第一把手才有资格改革吗?——从叶利钦终结苏联看温家宝的不作为
·那个杀人的日子与我有关
·是从“六一”到“六四”,还是从“六四”到“六一”?—— “六四”屠杀二十一周年祭
·你们的结局会比昂纳克更好吗?——读弗雷德里克.泰勒《柏林墙》
·温家宝“三顾”北大应当见什么人?
·《钦差大臣》的故事在中国上演
·宦官已绝,文妖不绝
·伪善是温家宝与季羡林最大的共通之处
·黄鼠狼给鸡扫墓
·屠童案背后的深层原因
·从毛泽东的木乃伊到胡温的御笔
·温家宝打造的“服务型政府”
·中朝边境的六四枪声
·中朝边境的六四枪声
·上朝文网无穷密,鲁国春秋一字删——我被第二次传唤的经过
·取消国保是中国长治久安的第一步——致温家宝总理的公开信
·反党不是叛国——从陈独秀案与刘晓波案看威权与极权制度之差异
·他们为何如流星掠过黑暗的夜空?——读《光与盐:探索近代中国改革的十位历史名人》
·刘晓波将像曼德拉一样观看世界杯
·既然缅怀杜重远,便当释放刘晓波——寄语叶公好龙的温家宝
·中国的信仰复兴、社会重建与制度转型——“以神为本”丛书总序
·奥巴马的姑姑与温家宝的家人为何命运迥异?
·神州处处皆酷刑
·一切祸患的根源都在中央政府——如何破解温家宝所说的宏观调控的“两难”局面?
·“大国”崛起,“寡民”沉沦——评央视《大国崛起》专题片及丛书
·朱厚泽一眼看穿胡比江更坏
·战胜恐惧的“萨米亚特”式写作——兼论我为何批评温家宝
·温家宝恢复了爷爷的私立学校,却恢复不了民国教育的自由精神
·这个少将不是人,天蓬元帅下凡尘
·我为什么批评温家宝?
·莫道人人说影帝,西游演罢是封神——温家戏班中“跑龙套”演员的“绝妙好词”
·谁是中国的形象大使?
·温家宝正面回应《影帝》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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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的沉沦与右派的风骨


   北大的沉沦与右派的风骨
   ——读姚仁杰自传《心路》
   鲁迅在《我观北大》一文中曾这样写道:“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虽然中了许多暗箭,背了许多谣言;教授和学生也都逐年地有些改换了,而那向上的精神还是始终一贯,不见得松懈。……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我认为,这是迄今为止各种对北大“校格”的评价中最为准确和最为深刻的一种。鲁迅在北大任教的时间虽然并不长,但其心灵与北大息息相通。比起那些在北大工作和生活了一辈子、却对北大精神一无所知的学究们来,鲁迅更配得上“北大人”的称号。他不参与党派,不依附权贵,不屈从于群众,始终坚持着人格的独立和精神的自由。
   鲁迅也许没有料到,作为五四运动的摇篮以及中国现代文化的肇始之地的北大,在一九四九年之后却一步步地陷入了沉沦。北大的沉沦与整个当代中国的走向是同步的:当中国一步步地进入五千年未有之专制与黑暗的时候,北大也进入了百年历史中最黯淡、最萧条的时期。“杀死”北大的凶手是毛泽东——作为集秦始皇、希特勒、斯大林等独裁者之大成的“超级独裁者”,毛泽东对北大所代表的民主和自由的精神取向充满了刻骨的仇恨。有史家认为,毛泽东对北大的仇恨源于他在五四时期到北大求学所遭受的冷遇,以及作为北大图书馆图书馆临时工的自卑心态。我则认为,这种典型的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过于简单化了。毛泽东对北大的清洗和整肃,固然有个人的复仇心态,更加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北大是其实施独裁统治的过程中一块非清除不可的“绊脚石”。如果说延安整风“是毛泽东亲自领导的中共党内第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也是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滥觞。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运用他所创造的思想改造和审干、肃反等两种手段,……重建了以毛泽东为绝对主宰的上层结构,奠定了党的全盘毛泽东化的基础”(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那么中共建政之后立即开始的对包括北大在内的数十所中国现代大学的关闭、合并和改造,乃是其达成严酷的思想统治的前提。从所谓的“院系调整”到“反右”再到“文革”,这是一个庞大的、胸有成竹的计划。一次又一次如暴风骤雨般展开的政治运动,其目的之一便是摧垮知识分子的脊梁,使这一阶层成为俯首帖耳的奴隶。毛泽东深知,以民主和科学为旨归、崇尚“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的现代大学精神,与其暴虐、病态、兼有“猴气”和“虎气”的独裁统治格格不入。不首先摧毁北大,就无法让知识界匍匐在他的脚下。因此,毛泽东与北大的矛盾乃是不可调和、根本对立的——就像黑暗与光明、冰与火不能共存一样。
   北大生物系退休教授姚仁杰先生刚刚完成一部百万字的长篇回忆录《心路——与北大同行》,其中最吸引我的部分是关于五十年代中期北大生涯的回忆,尤其是对日渐模糊的北大“反右”前后状况的描述。这段对北大未来走向发生重要影响的历史,在北大校史中却被轻轻带过。当时,姚仁杰是北大生物系年轻的助教,也是生物系第一个被揪出来的右派。此后,他被关押在清河等多个劳改农场,度过了将近二十年失去人身自由的苦难岁月。“文革”结束之后,在北大的七百多名右派中,他是凭借学术成就重新回到母校当教授的寥寥无几的数人之一。《心路》是一本非常个人化、不加遮掩的历史。在我看来,与官方的“大历史”、年鉴以及北大校史相比,这种毫无禁忌、秉实直书的叙述更具真实性,更有史料的价值,也更有生命不可复制的独特性。
   作为五七年夏天北大的“光荣与梦想”的当事人之一,姚仁杰写道:“一九五七年整风和反右运动的大字报中,真可以提炼出不少文学的精品。一个多月百花盛开的大字报文学,在中国的文化发展史上,其繁荣和影响都无愧于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与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而在我看来,这些大字报、小字报和辩论笔记等文字材料,其弥足珍贵之处,并不在文学的激情与修辞的精美,而在于其中现实的批判性、思想的自由度和理论的前瞻性。直到今天,一直还有人企图贬低右派们的生命价值与思想价值,认为右派不过是“屈原”式的忠臣、他们思想也不过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体系内部作一些小的修修补补。其实,除了上述那种以“忠君”为准绳的右派外,也有一部分右派对中共的极权主义体制提出了深刻的批判。从“顶极右派”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们提出的“党天下”、“政治设计院”的观点到北大普通学生的大字报,其民主自由的光芒直到今天依然不显黯淡。姚仁杰记下了许多当时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北大右派师生们的言论——物理系学生刘奇弟公开为胡风冤案叫屈:“《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完全是一本断章取义、牵强附会、毫无法律根据的书。”他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中文系学生王国乡一针见血地指出,目前中国社会出现的官僚主义等问题,其关键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问题,“我们要求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争取民主,保障人权和精神人格的独立——这就是我们斗争的目的。”后来成为著名数学家杨路在辩论中宣称:“你们把民主当作手段,爱怎么使用就怎么使用。而我却认为民主是神圣的权利。你们只知道有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而不承认还有一般意义上的民主原则。”这些思考显然已经触及到了中共专制制度的本质,堪称当代自由思想史上的奇葩。
   北大的学生为何有这样一些异端的、超前的思想呢?除了北大固有的五四传统之外,姚仁杰还分析指出:“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教师阅览室中,存放着多种可供阅览的国内外的报纸杂志。老师和部分同学有较高的外文阅览能力,比之社会上其他群体感知世情变化的敏锐性也强过许多。思想教育单纯依靠‘灌输’和‘洗脑’的模式,渐渐不那么得心应手了。多元文化的影响是根绝不了的,有存在就会有反映,不管怎样去限制和封杀,仍然不可挡地在部分知识分子中交叉感染、迅速传播!”这种亲身经历者的体会相当准确。北大一直是信息交汇的中心,信息的丰富才导致思想的多元。信息的自由传播乃是专制制度的死敌,这就是为什么直到今天中共都不肯放松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的原因——一旦人民可以自由地获得信息、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自由地判断和选择,那么独裁者的末日也就来临了。这也正是今天中国的教育沦为党化教育、奴化教育的原因——一旦青年都成为拜金主义、拜权主义者,失去了对独立人格的坚守、失去了对自由精神的呵护,那么一党专制的局面就可以暂时维系下去。从“反右”到现在,中国的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中国大学“失魂落魄”的状况依旧,党依旧实现着对大学的绝对控制。在这样的背景下,所谓“北大教改”不过是“水中月、镜中花”而已,正像姚仁杰反问的那样:“究竟谁想把青年培养成俯首帖耳、任人摆布的‘螺丝钉’、变成没有理想没有头脑的‘驯服工具’?究竟谁在从文化上、价值观和道德观上实行全面的封锁,实行严格的一元化、填鸭式的灌输教育?”这是一个深爱母校的北大人对北大沉沦的痛切追问。
   在放逐乃至残害了七百多名北大的精英之后,北大像失血过多的病人一样,再也难以昂首挺胸了。在这场“阳谋”中,中共政权对待右派分子们无所不用其极:在精神上实施侮辱、在物质上实施掠夺、在肉体上实施暴力。姚仁杰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他们被驱逐出学校的第一天的经历:“从北大抓来的右派分子们,到了海淀公安分局,大家被按囚车到来的先后顺序分别挤在几间屋子里,等候补办正式的拘押手续。其实,就是要煞煞右派们的傲气。我不是学法律的,不了解法律是否有规定:行政处分也须动用刑事拘押的手续。但北京大学报送市政府新成立的‘劳动教养办公室’的、一百多名学校给予最高行政处分的右派分子,都被强行打了压上油墨的指纹、掌印。其间,一名大学生拒不接受这种侮辱,马上就被几名五大三粗的警察按倒在地,抓住两只本无缚鸡之力的细手,生拉活扯还是在登记表上打下了手模,反而是在挣扎中受了许多皮肉之苦。”那是一个敌视文明和法治的时代,那个时代的遗风依然影响到今天。而对于这些风华正茂的青年们来说,等待他们的将是漫长的牢狱生涯,他们被迫终止了学术研究的道路,沦为“共和国”里万劫不复的贱民。这是北大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连日寇也未能摧毁的中国文明的命脉,却被毛泽东彻底切断了。
   尽管右派已经成为社会的异类、相当一部分右派也已低头悔罪,但依然有少数右派在高压下保持了嶙峋的风骨。最近,我比较阅读章诒和女士大陆版的《往事并不如烟》和香港版的《最后的贵族》,我发现一些重要的细节在大陆版中被删掉而在香港版中却保留下来。例如,章伯钧与罗隆基在落难之后有一段对话——
   罗隆基说:“伯钧,我俩上了大英百科全书啦!”父亲霍地从沙发上站起来,走来踱去,情绪很不平静。当晚,他俩谈得很久。第二天,父亲精神很好,走到我的书房,先和我掰腕子玩。然后,对我说:“前两年,爸爸还期待着摘帽子,现在戴不戴、摘不摘均无所谓。只是连累了你们。小愚,我向你郑重宣布——反右时的爸爸并没有错。两院制一定会在中国实现。”说到这里,父亲的声音很高,拳头攥得紧紧的。
   章诒和还写到章伯钧对毛泽东的评价:
   父亲说:“别看金銮殿坐上了,举手投足,还是个农民。”文革伊始,天安门前、金水桥畔的宗教式的朝见,是毛泽东梦想了很久而最终得以实现的现实。坐在家中的父亲得到这些消息,摇头哀叹道:“今天看来,我是把共产党估计高了,把毛泽东的野心估计低了。原来仍不过是陈涉吴广,太平天国,是一个农民党闹了一场李自城进北京。面对党首的严重又明显的错误,千百万的党员竟无人出来反对;庞大的系统,竟然找不到一个规则和办法,去有效的遏止。共产党在政党性质和成分上的问题,显露无遗。老毛自己也真的成了皇上,‘皇上犹天,春生秋杀,无所不可。’他犯的错误,如果其下属连想也不敢想的话,那么他制造的一切,在生前是难以纠正的。这场革命,可谓毒痛天下。不说祸延百年,至少也是五十年。老毛大概是疯了。”学医的母亲则讲:“他肯定患有严重的心理疾病。”
   与“右派们纷纷缴械投降”的官方宣传不同,章伯钧们始终没有停止他们独立的思考,他们不以右派为耻,乃以右派为荣。相似的场景也出现在姚仁杰先生的回忆录里:一九五七年放暑假前夕,北大举办一次久违的舞会,以“庆祝反右斗争取得伟大胜利”。北影的一些演员以及正在北影访问的香港演员夏梦女士也应邀前来。在舞会上,夏梦女士以大陆青年已渐忘却的另类穿着和淡扫蛾眉的美艳震惊了四座,左派和右派都为之倾倒。舞会开始,没有人敢于前去邀请夏梦跳舞。此时此刻,一位气宇不凡的年轻助教,泰然上前,轻舒右臂,上体微向前躬,轻声问道:“可以请您跳舞吗?”夏梦在这位坦然大胆的青年的引领之下进入舞池,开始了一曲轻盈的华尔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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