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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江胡对立的“江湖”——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至五中全会期间的权力转移
·表达的自由与宪法的保障——从昝爱宗诉讼案说起
·走出“黑名单”,活在光明中
·杨振宁究竟爱哪个“国”
·两头“野兽”的会面——评泰森拜谒毛泽东干尸
·从未存在过的“胡温新政”
·胡锦涛正在步齐奥赛斯库后尘
·像老鼠一样胆怯的“世界第一大党”
·中央电视台是党的喉舌,还是皇帝的尿壶?
·“反右运动”与中共的现代奴隶集中营(上)
·从图图与林义雄的会面看天安门事件的未来
·从赵紫阳与胡锦涛的分野看中共的未来
·秘密警察能捍卫“铁桶江山”吗?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独裁者的盛宴
·谁是松花江大污染的罪魁祸首?
·温家宝的“大师梦”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从体制外异见作者的真实处境说起——兼论鄢烈山的文风问题
·公审邬书林为期不远
·没有民营媒体,何来新闻自由?
·谁把网络当作洪水猛兽?
·我们为什么要有基本的是非判断?
·宣传部是个什么部?
·抓住“冰点”事件的幕后黑手李东生
·“冰点”之殇与中国新闻界的觉醒
·陈光诚重于温家宝千百倍
·给汉语以自由,给心灵以自由
·独立中文笔会二零零五年度(第一届)“林昭纪念奖”颁奖词
·在二零零五年澳洲墨尔本“亚太地区作家论坛”上的对公众演讲
·言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关于郑北京“爆破作文”案件的感想
·在没有出版自由的国度,作家何为?
·谁是说真话的人?——悼念刘宾雁先生
·谁是中国最大的卖国贼?——评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
·写作是一种捍卫记忆的努力
·这是纪念抗战,还是歪曲历史?
·专制之下无信史——评《东亚三国近现代史》
·两个母亲,一个时代
·“长征”与“鬼地方”
·中共向朝鲜学什么?
·监牢里的“正义——从郭光允和欧阳懿的狱中遭遇说起”
·弱女子撬动“潜规则”——向两位同龄的女教师宋飞和卢雪松致敬
·“海龟”祸国论
·荆棘中的过客——评易大旗的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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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几番魂梦与君同》(同心出版社)
·《几番魂梦与君同——小山词中的爱欲生死》目录
·几番魂梦与君同
·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半镜流年春欲破
·不眠犹待伊
·唱得红梅字字香
·可怜人意,薄于云水
·人情恨不如
·问谁同是忆花人
·又踏杨花过谢桥
·紫骝认得旧游踪
·长恨涉江遥
·从今屈指春期近
·人情似故乡
·伤心最是醉归时
·深情惟有君知
·天将离恨恼疏狂
·相寻梦里路,飞雨落花中
·一寸狂心未说
·一棹碧涛春水路
·正碍粉墙偷眼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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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中国教育的歧路》(香港晨钟书局)
第一卷 凄雨冷风说北大
·谁是北大最优秀的学生?
·北大需要五星级酒店吗?
·北大之殇,可谓国殇
·致没有三角地和旁听生的北大
·北大教授的书房
·北大教授与小学教师
·北大教师的“造反”与教授治校的前景
·中文大学的老树与北大的老房子
·怀念一位远去的北大学长:沈元
第二卷 高等教育的忧思
·还大学生以献血的自由
·大学之门,向谁而开?
·大学的危机与人文教育的缺失
·学历的危机与诚信的缺失
·最有思想的教授最清贫
·“教授”是一种高贵的称呼
·美丽的灵魂,死于不美的时代
·大学不是制造愤青的工厂
·寻求大学的尊严,寻求经济学的尊严——与邹恒甫对话
第三卷 基础教育的困局
·爱的影子
·从中学生萌萌的妙语看今天的师生关系
·忘记孩子的国家没有未来
·我为什么要揭露“爆破作文”的谎言?
·致人于死地的教育非改不可
·解开芬兰的奇迹背后的秘密
·以“童子军”取代“仇恨教育”-
·捍卫公民的受教育权
·雷锋与盖茨:谁是真的英雄?
第四卷 知识分子哪里去了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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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坚炮利”不会“强国富民”

   
   “船坚炮利”不会“强国富民”
   ——从中国近代化的歧路看江胡交班
   
   

   印尼的大选波澜不惊地完成了。败者坦然面对失败,胜者从容接掌权力。败者与胜者之间没有仇恨,他们都接受竞选的规则,都承认宪法的权威。比起台湾大选加深台湾社会的分裂和对立来,此次的印尼大选将是民族和国家的精神、文化、政治和经济走向新生的契机。早在印尼大选前一年,印尼最高立法机构“印尼人民协商会议(人协)”就已经完成了对宪法的修改。统治印尼三十二年的强人苏哈托下台之后,印尼先后进行了四次修宪。其中最重要的是第四此修宪,主持修宪的人协议长芮斯表示,印尼现拥有一部较完善的国家大法,在宪政方面已跨进一大步。已予修改的宪法条文计十五条,其中最主要的两条是:第一,把总统选举改由直选;第二,今后人协议员由大选产生的国会及地方议会成员组成,过去受指派在人协中各占有三十八席的军警系及五十五席的专业阶层系,日后将自动失去在人协中的席位,军方退出政坛将成为事实。
   回顾印尼的历史,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由印尼三军和警察组成的武装部队开始长期在人协与国会中拥有议席,其人数比率于七、八十年代占百分之二十。这一数量足以左右立法机构的运作。军队高级将领自动拥有议员的身份,其根据是“武装部队具有双重职能”的理论——武装部队既作为国防与维护治安力量,也成为社会政治力量,许多行政部门职位也由军警担任。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印尼成为仅有民主制度面纱的“警察国家”和“军队国家”。
   在印尼军方退出国家政治生活一年多之后,中国的某些知识分子却在江胡的“和平交班”而涂脂抹粉、大唱颂歌。胡锦涛终于从江泽民手中接过中央军委主席的位子,由此成为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最高领袖。军权不转移,中国的最高权力之争就不会结束,这充分说明军权高于党权和政权,也显示了中国社会“枪杆子出政权”的实质。这些学者们津津乐道于“胡温新政”这个虚妄的概念,幻想着拥有全权的胡即将开始政治体制改革。这样的想法无异于缘木求鱼——因为这一权力交接的过程,本身就说明中国依然是“准军国主义”的专制政体,中国离民主、自由还遥不可及。我认为,对江胡交班的所有评估,都不能忘记这样一个背景:对力量(尤其是暴力)的崇拜或者恐惧,乃是中国社会之所以能维持“稳定”的惟一基础。学者任不寐用“军事专制主义”这个概念来概括灾民社会的“政府体制”,这是我迄今所见对二十世纪中国的“本质”最为准确的定义。任不寐指出:“军事专制主义通过力量、阴谋取得政治权力,并通过力量审美和阴谋审美以及凸现感恩来维持统治。力量崇拜、阴谋崇拜和恩人崇拜是军事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及其相关论述,至少部分回答了真正热爱中国的人们的两个疑问——其一是:中国的“法家主义”或“郡县制度”为何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其二是:中国为何未能完成“现代化”的转变?
   尤其是后一个问题,近年来一直是知识界关注的热点。中国可以拥有核武器,可以送宇宙飞船上天,但中国依然不是一个真正的现代化社会。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没有人的现代化,没有精神的现代化,没有政治生活的现代化。任不寐在《灾变论》中指出:“中国一百五十年来‘有限现代化’的失败,问题不是出在‘现代化’上,而是出在‘有限’上。”而这种“有限现代化”的“有限”,恰恰得以在军事领域迅速展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的现代化只是军事的现代化,而这正是中国的现代化失败的根本原因。
   最近,我读到近代史学者姜鸣的著作《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该书在回顾了近代中国海军的悲剧性命运之后得出如下结论:“历史的悲剧在于,洋务派官员们一方面在大张旗鼓地推行海军近代化,使得海军在技术领域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而一度成为亚洲最为强大的舰队;可是另一方面,深植于文化心理深处的海洋观却并没有变化。国家战略中并没有增添海洋意识,从而注定了海军近代化的失败命运。”对于“船坚炮利”式的西化,早在一八七四年,曾经担任清廷驻外使节的郭嵩焘就提出了他的疑惑:“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一节也……舍富强之本图,而怀欲速之心以责于海上,将造船制器,用其一旦之功,遂可转弱为强,其余皆可不问,恐无此理。”郭氏认为,现代化应当是“全盘”的现代化,一个环节超前实现了现代化,而其他环节仍然埋在中世纪的废墟之中,那么“强国”和“富民”都是不可能的。姜鸣认为:“这种把海防建设同改造国家政治制度结合起来的观点,整整超越了时代二十年。”姜鸣的这一反思是正确的,不足之处在于仅仅局限于在海军史的框架内。如果放宽视界,把军事放置在政治、经济和精神文化生活之中来考量,我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军事的现代化不仅不会带动其他领域的现代化,反倒可能成为某种“尾大不掉”的“反作用力”。
   在中国的近代化过程中,军事一直是最受到关注的领域。可以说,军队先于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和精神等领域而部分实现了“现代化”。一开始,军事的现代化确实是为了应对“救亡图存”这一“千年未有之变局”而产生的。可是,这一努力迅速蜕变为少数野心家夺取权力的资本。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地方军阀们发现了这样的真理:谁控制军队,谁就拥有对中央政权的影响力,谁就能“无法无天”地“吃人”。从曾国藩组建湘军到李鸿章组建淮军,在近代以来“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政治舞台上,稍稍有点“政治头脑”的“英雄”们,都承认这个极具中国特色的“硬道理”。
   在战乱频仍的二十世纪中,从满清到北洋,从国民党政权到共产党政权,“城头变幻二王旗”,让人眼花缭乱。但就其本质来说,无非是一个更加军事化的独裁政权取代了一个不那么军事化的政权而已。无论满清王朝还是北洋政府,无论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之意识形态固然有天渊之别,却都维持着巨额军费开支,有时军费甚至占到政府全部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韩战期间,中共政权的军费开支高达全国财政收入的一半)。然而,中国的国防力量从来就没能成功地抵御外辱,仅仅在对内镇压时成为“十分有效”的工具,正如鲁迅所说,“中国军人”只会创造“屠戮妇婴的伟绩”。中国的军队不是真正的“国防军”,而是“防民军”。
   中共建政以来,将“军事专制主义”推展到顶峰。毛泽东连国家主席的位置都可以送给刘少奇,却绝对不会放松一点对军权的控制。毛泽东把自己当作高踞于“十大元帅”之上的“大元帅”,在“文革”高潮中党政系统均陷入瘫痪的时候,他依然能够利用军队贯彻自己的意志。而作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林彪,尽管在军队中享有极高威望并安插众多亲信,但没有毛泽东的同意,他连一个连队的士兵和一架飞机都指挥不动。林不过是毛的棋盘上的一颗棋子而已。在邓小平时代,正是因为邓始终保持着对军队的牢牢控制,才使得他轻而易举地将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位改革派党魁赶下台——枪永远都在指挥着党。没有“枪杆子”的赵紫阳虽然身为党的总书记,却被强迫冠以“分裂党”的恶谥。这是连纳粹的天才宣传部长戈培尔都想像不出来的荒诞剧本。而到了江泽民时代,江最为恋恋不舍的还是军委主席的职务,正是有这一职务在手,使得江得以蔑视“祖宗之家法”,堂而皇之地以普通党员和普通公民的身份,充当了两年多的太上皇的角色。
   在“军事专制主义”制度下的中国,自由成了天方夜谭,民主成了西方人的专利,法律成为随意摆弄的妓女。从上到下各阶层惟一的信仰乃是“力量”。在全然丧失合法性和合理性的政治架构之下,整个社会的道德和精神都被这种“力量信仰”深深地毒化了。于是,“杀学生”是士兵们的“狂欢”,“打台湾”是军官们的“心愿”——此时,“现代化”的军队完全变成了“反现代化”的中坚力量。如果用任不寐的“灾变论”来解释,这就不再是一个悖论:中国的军队本身就是一个最为顽固和保守的“灾民社会”,其成员多为希望“不劳而获”的农民,他们的身上凝聚了“灾民伦理”最可怕的方面。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虽然军方对政局的影响力有所下降(如中共政治局常委中不再有军人),但“军警宪特”的超级体系依然是独立于法律和舆论监督之外的“巨无霸”。“六•四”血腥屠杀之后,中国的强力部门发生了一个相当重大的变化:“武装警察”作为一支介于正规军与警察之间的特殊力量,在人数和装备方面都得到空前扩张。如今,统治者已经不需要像一九八九年那样动用正规军,而只是动用“武装到也持”的武警,就足以镇压各种来自民间的反抗了。
   江胡最后一次一起公开露面是接见军方高级将领。首先是江总结自己的工作,口是心非地赞扬胡的才能;然后才是胡对江竭尽赞美之辞,并向军方提出今后的发展目标——这一隆重的仪式颇具象征意义,宛如上古禅让典礼的最后一幕。作为中国的公民,看到这样的演出,不是我们的骄傲,乃是我们的耻辱——它清晰地说明我们离文明有多远、离野蛮有多近。中国固然无法与欧美源远流长的自由民主传统相提并论,但印尼的变革确实是我们的一面镜子。印尼已经实现了总统直接选举,已经实现了军队国家化和国防军化;那么,依旧深陷于“军事国家”和“警察国家”中无法自拔的中国,有什么理由为江胡之间权力的“和平交接”而洋洋得意呢?
   
   
   ——二零零四年十月一日,中共建政五十五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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