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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杨子立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
·记住历史,记住母亲──在美国芝加哥纪念「六•四」十五周年音乐会上的演讲
·罗大佑的撕护照与张惠妹的被封杀
·屠夫崇拜:从张献忠到毛泽东——为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而作
·刘军宁遭遇“警察大学”
·吴祖光的铁骨柔肠
·解放军原来是家奴
·熊德明与李昌平的困惑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蒋彦永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
·爲每一个被杀害的生命祈祷──达赖喇嘛与「六•四」屠杀
·向西藏忏悔──读《雪山下的火焰:一个西藏良心犯的证言》
·自由之魂 从雷震到林昭
·香港还有爲“六•四”魂牵梦绕的勇敢者
·余杰、余世存对北大「一塌糊涂」网站被关闭的声明:我们不能再忍受这样的耻辱
·师涛:一个失去自由的自由人
·让我们一起反抗文字狱
·末世贪官最后的疯狂
·自由中国,何以可能?
·中国社会──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从电影《英雄》看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王申酉:死于毛泽东暴政的思想者
·基督徒如何看待法轮功信仰
·谁在“移山”?——“文学与艺术:说出真相”研讨会上的发言
·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他让“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抓住中宣部的"黑手"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公开信
·莫把大学当监狱
·中共腐败官僚的“信仰”
·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
·“万人杰文化新闻奖”答谢辞
·丁子霖女士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公开信(余杰代拟)
·就法国政府致力于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
·蒋彦永医生,中国的良知从你开始复苏
·十年改革,一夜屠城
·“船坚炮利”不会“强国富民”
·北大的沉沦与右派的风骨
·不一样的葬礼,不一样的时代
·中共有过“不独裁”的时代吗?
·沦为受虐狂的中国作家:著书都为颂毛魔
·向西藏忏悔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
·“太空秀”能够秀到几时?
·新左派们为何不对重庆的灾难发言?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中共是“唯物党”还是“谶纬党”?
·朱镕基:清官神话的终结
·世界人权日这天,特务掐断了我的电话
·让我们记住那些参与罪恶的人
·永不“引咎辞职”的中共官僚
·新版的“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官逼民死
·邓小平的“亲民秀”
·邓朴方的获奖与联合国的堕落
·写给为李思怡而绝食的朋友们
·揭开“文革”的红盖头
·为了自由,我们愿意献身:在民主基金会的演讲
·没有理由乐观的“后江时代
·连战在大陆最该说的一句话
·赵紫阳不是你们的“同志”
·永远站在自由一边
·毛泽东在抗战中的所作所为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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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致帝国的悼词》(香港田园书局)
·胡平:余杰《致帝国的悼词》序言
·《致帝国的悼词》自序:我的生命被这天分成两半
·是怯懦,还是虚伪——有感于温家宝谈“六•四”事件
·拆除北京的“靖國神社”——毛泽东纪念堂
·这样的审判只能用荒谬来形容——抗议湖南长沙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师涛十年徒刑
·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有感
·自唾其面——就王光泽被解聘致《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发行人沈灏的公开信
·一个人的“大屠杀博物馆”——中国作家廖亦武的文学与人生
·活着,记忆着,忏悔着,控诉着——序鲁礼安之文革回忆录《仰天长啸》
·是资本巨鳄,还是末世怪胎?——从原健力宝总裁张海的被捕谈起
·党杀死了忠心耿耿的党员——纪念北京西单工地坍塌事故中的死者周绪湘
·江胡对立的“江湖”——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至五中全会期间的权力转移
·表达的自由与宪法的保障——从昝爱宗诉讼案说起
·走出“黑名单”,活在光明中
·杨振宁究竟爱哪个“国”
·两头“野兽”的会面——评泰森拜谒毛泽东干尸
·从未存在过的“胡温新政”
·胡锦涛正在步齐奥赛斯库后尘
·像老鼠一样胆怯的“世界第一大党”
·中央电视台是党的喉舌,还是皇帝的尿壶?
·“反右运动”与中共的现代奴隶集中营(上)
·从图图与林义雄的会面看天安门事件的未来
·从赵紫阳与胡锦涛的分野看中共的未来
·秘密警察能捍卫“铁桶江山”吗?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独裁者的盛宴
·谁是松花江大污染的罪魁祸首?
·温家宝的“大师梦”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从体制外异见作者的真实处境说起——兼论鄢烈山的文风问题
·公审邬书林为期不远
·没有民营媒体,何来新闻自由?
·谁把网络当作洪水猛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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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遵信:余杰《天安门之子》序中国新一代知识份子的崛起


   中国新一代知识份子的崛起
   ——余杰《天安门之子》序
   包遵信
   我不知道这已是余杰的第几本文集,我最感兴趣的还是他将这本文集取名为《天安门之子》,这却是意味深长的。
   “天安门”在中国原是人们向往、憧憬的神圣的地方。可是,自从一九八九年“六四”以后,“神圣”已徒有其名,“天安门”倒成了极度敏感极度忌讳的词儿,一般人避之唯恐不及。余杰却在这个时候站了出来,向世人大声宣布:我就是天安门的儿子!这是何等的气概!何等的令人气旺!
   从天安门枪声中觉醒的新一代
   作者将这本文集题为《天安门之子》的意义如果仅止于此,那它只是表现了作者少年气盛的道德勇气;这当然也很可贵。我认为作者勇敢行为的可贵之处,还有着更深刻的时代意义,那就是它标示了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崛起和成长。这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渊源和文化传承,当然来自老的一代,但又不完全局限于老的一代。与老的一代相比,他们又有着独有的时代特征、知识优势和理论优势。
   一九八九年“六四”血案发生时,余杰还只有十六岁,一位在上学的初中生。但他把自己和天安门联在一起,却非一时的冲动,而是对历史与现状的深刻体认和把握,发现自己和“六四”之间联系着一条浸透了鲜血的脐带。没有“六四”,自己也许像一头生活在肮脏猪圈里的猪,对被长期囚禁和即将被宰杀的命运会一无所知。正是“六四”罪恶的枪声,使自己在泪水中看清楚了究竟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究竟什么是自由,什么是奴役;究竟什么是黑暗,什么是光明。“从此以后,没有人能够再次欺骗我,再次愚弄我,那座中共用谎言建构的宫殿像纸房子一样崩塌了。”
   余杰这段叙述自己感情的变化和性格的形成,我认为是值得我们回味的。学术界曾有人就晚清以来或就“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成长与发展划分为若干代或若干段,它们大都以历史上几次抗议外国势力侵略的运动为每一代的分解点,例如甲午战争之于戊戌变法,巴黎和会之于“五四”,日本入侵之于“一•二九”……当然都有它们一定的道理,但都有一共同的缺憾:它们都无法解释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一些现象,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这时期中国知识分子除了阪依官方意识形态,其他一切主义、思想通通都失语了;他们没有了个人选择,没有了独立人格,当然也没有了思想与人格的尊严。这也就是直到时下人们都还耳熟能详的思想改造的成就。
   那时的知识分子都以“听党的话”,“服从组织”为时尚,任何与主流意识形态相背离的思想与言论,都会被认为是“异端”、“异已”,甚或被当作“反动”、“反革命”。思想或学术的争论有时表面上很热闹,其实满不是那么一回事。只有主义的真假之争,绝无这主义与那主义之争,即或一些与主义无关的问题,也都要让它们与主义挂上钩,把争的实质归结为:谁更符合主义;离开了“主义”的包装,争论的问题连存在的理由都没有。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思想解放大旗下,才有一些勇敢的朋友终于挣脱了“主义”的“保护”,冲到思想解放的大道上猛跑了一阵,可是这样的蹦跶连热身的目的也没达到,邓小平就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当年思想解放是冲向毛的思想文化专制主义的,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无异于宣布毛的思想文化专制主义绝对不能动摇,思想解放也有它的临界点,越出了一步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什么是自由化?多少年来用它整人的讲不清楚,被整的人也讲不清楚,其实就是任何不容于官方意识形态的新思想新文化,请注意我在这儿用的是“官方意训形态”,而不是人们说的马克思主义。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说、理论,你可以不相信它,但不能不尊重它,中国当权者总把他们宣扬的意识形态说成是马克思主义,那是在有意混淆,给自己贴金,我们再也不要上这个当了。新思想新文化既然已经涌现,有了“四项基本原则”也是枉然。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所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搞了多少次?奇怪的是,自由化非但没有灭迹,而是越反越多,越反越烈。一九八九年的“六四”镇压屠杀在文化上的深层意义,就是统治者想借助于武装到牙齿的大兵来剿灭“自由化”。回想当年在数十万大军进城之前,长安街上的高楼大厦突然都悬挂起“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景象猛一看莫名其妙,仔细一想还真有点可笑。马克思有句名言: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它可以引申为另外一层更为深刻的含义:武器的批判可以成就更多的批判的武器。中国统治者自称信奉马克思,却怎么也体会不出这另一层含义。正是“六四”的坦克与机枪,使更多的人警醒,从而涌现出一代思想新人,余杰就是这样的思想新人。他的出现可以说是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崭新一代的形象。这就是我从余杰讲述“六四”当年自己感受,公然宣布自己是“天安门之子”的深层文化的意义。
   回归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
   所谓“新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这儿的“新”并非指他们在学说上理论上提出了什么“新问题”“新观念”,而是指他们已经摆脱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对人对事总有自己的甄别与选择,思考问题总有自己的角度与标准。即使与官方主流意识形态有距离也不回避,更不会刻意去迎合,展露了自己的个性。简而言之,这就是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
   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现代知识分子又有谁不具备这种精神,把它作为“天安门一代”“新”的特点,是否太一般化了?非也。中国知识分子经过“五四”启蒙的洗礼,就已初步确立了自我独立的精神自由,可是余后经过几代(三代?四代?),这种自我独立的精神只有非但没有能逐步巩固、逐步完满,反倒越来越纤弱,越来越抽缩,到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几乎完全消逝了。从一九四九到一九七九年那三十年里,我们奉行“舆论一律”的思想文化专制主义,知识分子一无例外地都只能发表当权者允许的声音,不但人文社会学科要为当权统治政策服务,就连自然科学也难逃这样的厄运。臭名昭著的皮毛之喻,恰是那个时候知识分子与当权统治者关系的经典表述。试想在那样的条件下,又谈何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
   但是,历史的惰性不仅在于它要将精神的枷锁套在人们的脖子上,让人更费解的还是有人要将枷锁当作项链向人们炫耀。最近,一位老左派又操起老行当,用大批判的语言批判“公共知识分子”。尽管我们对它表示鄙夷,却也不要忽略了有的话多少透露了历史真实情况。譬如它说:“共公的本质在于‘独立’,而这样的‘独立’是从来也不存在的。”这话就很有意思。只是它没有讲清楚,所谓“这样的‘独立’是从来也不在存的”,究竟是历史的描述还是理论的概括?要是讲历史,那与我们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三十年倒是吻合的。蔡仲德先生以“实现自我”与“失落自我”来作为冯友兰先生一九四九年以前与以后的区分,就是最好的证明。尽管有这段历史,但作为理论概括则是不完全的。要有独立的精神,这可是知识分子的通性啊!不然我们又怎么理解当年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张扬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呢?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曾有学者据此推断陈寅恪为自由主义,这或有可啇之处。但这确实是从古之士到今之所谓知识分子共同的理想,“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难怪这位左派先生不信知识分子有独立精神哩。追求独立精神不但历史上有很多志士仁人,就是当下也是为数可观的啊!余杰就是其中年轻的一位,比他年长的那就更多了。只是和那些年长的人相比,余杰与主流意识形态的瓜葛可能更少一点。
   我把新一代知识分子崛起的标志,局限于他们挣脱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回归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表现了自己的个性特色,这是否低估了他们的成就?难道他们没有自己理论的创新?当然有的,譬如历史学领域,吴思先生提出的“潜规则”,我以为就是“创新”。时下它已经常见诸种媒体,可见它已被社会(至少有相当一部分人)认同了。吴思有了这样的成就,于中国史学可谓功不可没。与此有着鲜明对比的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金观涛、刘青峰的《兴盛与危机》,提出了“超稳定”假说,在清污中却被指责为结构主义史学在中国的滥觞。这主义那主义,只要马克思主义没说过就是非法的。有意思的是还有一位史学界朋友著文说,“超稳定”的提法,早在二十年代托派就说过,言下之义托派讲过了,即使正确也不能再提,谁提谁就有重蹈托派之嫌,帽子大得吓人。我因为给这本书写了篇序,差一点也被指定为“自由化”分子,只是我不怎么怕鬼,才逃过了这一劫。比起金、刘二位,吴思先生还是幸运的。尽管他的《潜规则》也遭到禁杀,这禁杀除了表明统治者从上个世纪八年代到九十年代,丝毫没有进步,却什么作用也没有。类似这样的成就可能还有,只是我近年来过于陋寂,知道的太少。好在这于我高扬崛起的一代没有直接关系,也就便于我藏拙了。
   有一点必须声明:所谓崛起的一代主要指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或六十年出生的年轻知识分子,他们活跃在社会各界;和上一代人相比,和某些人相比,他们最大特点是人前与人后一样,会上与会下一样。官方的意识形态就象是一堵墙矗立在那儿,承认它但不畏惧它。
   “新一代”超越了民族主义的偏狭
   “天安门之子”一代人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八十年代以前成长起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比较,有着他们不可忽视的优势。他们普遍有较好的外语能力,不单有新进的专业知识,还有相关国际问题的知识。余杰的这本文集就有这样的优点,既有国内骇人听闻的惨案,又有从“九一一”事件到“伊拉克战争”国际上都关注的问题。凸现了作者思想的敏锐与视野的闻阔。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总爱标榜“以天下为已怀”、“以天下为已任”,其实中世纪所谓“天下”就是君王统治的实际版图,士人心目中的“天下”,坐实了大都是“当今皇上”。十几年前有人曾把“天下”解释为“全世界”,并说明中国的“天下主义”要比当今的“世界主义”更深刻,的确让人兴奋了一阵子,可惜那只是一种郢书燕说,表明作者既眛于历史,又疏于体认历史上文人的心态,难怪末见有人附和。到了近代,最为堂皇而又能激荡思潮的则是民族主义。这也可以理解。民族要独立,建立民族国家,本来就是近代的题中应有之意。令人奇怪的是,到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已经成了独立的民族国家几十年,又没有遇到外敌入侵的威胁,却突然高扬起爱国主义实即民族主义的大旗,顿时世人为之愕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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