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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书
·读《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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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踢足球
·重读杨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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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说,还是不说》(文化艺术出版社)
·《说,还是不说》自序:言说的自由
·为谁擦皮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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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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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还是不杀:读伍立杨《鬼神泣壮烈》
·“我是警察我怕谁”
·评《克林顿访华言行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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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思忆文丛》之一:一个人的命运与一代人的命运
·读《思忆文丛》之二:若为自由故
·绅士与流氓评朱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
·走向自由之路:读《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
·签名,还是不签?——再谈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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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尴尬时代》(岳麓书社)
·《尴尬时代》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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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冬尼娅

   
   真实的冬尼娅
   
   
   

   北京一个白雪飘飘的冬夜,我在小屋里捧读刘小枫的《这一代人的怕和爱》。其中有一篇《记恋冬尼娅》,这是全书中最打动我的文字之一。正如一位俄罗斯文学评论家指出的那样,“在新中国,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影响了整整几代人。在苏联作品中,似乎只有《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能够与之相媲美。”当苏东剧变、尘埃落定之后,在商海喧嚣的世纪之交,中国人再一次翻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昔日的圣经,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对于像刘小枫这样在精神养料极度匮乏的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来说,冬尼娅充当了他们初恋情人的角色。鲜血和杀戮、饥饿与寒冷,还有告别都市、告别亲人的孤独和寂寞,使他们对异国的冬尼娅情有独钟。而随着理想的肥皂泡逐步破灭,冬尼娅美丽的形象在他们心目中日益凸现。大地上一无所有,只有冬尼娅能够给他们以安慰。本来,小说的作者把冬尼娅置于“谴责”的一方,没有想到在遥远的中国,青年们却偷偷地爱上了这个被“谴责”的女孩。刘小枫在文章中多次提到冬尼娅与保尔分别的那一场景,“冬尼娅悲伤地凝望着闪耀着碧蓝的河流,两眼里饱含着泪水”。他深有感触地说:“多么可爱的冬尼娅!她没有接受自己所爱的人提出的附加条件。她爱保尔‘这一个’人,一旦保尔丢弃自己,她的所爱就毁灭了。”冬尼娅代表着爱情,而保尔代表着革命。如果革命的成功非得以牺牲爱情为代价,那么革命本身的合理性又在哪里呢?刘小枫的质问是掷地有声的:冬尼娅只知道单纯的缱绻相契的朝朝暮暮,以及由此呵护的质朴蕴藉的、不带有社会桂冠的家庭生活。保尔有什么权利说,这种生活目的如果不附丽于革命目的就卑鄙庸俗,并要求冬尼娅为此感到羞愧?在保尔忆苦追烦的革命自述中,难道没有流露出天地皆春而为我独秋的怨恨?
   刘小枫的追问仅仅是从人性本身来揣度的。他已经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还存在着另一个更加真实的冬尼娅和另一个更加真实的保尔。果然,当苏联大量的历史文献解密的时候,人们终于发现了幕布后面的一切。俄罗斯著名作家、历史学家津科维奇根据原始的档案材料写出了《二十世纪最后的秘密》一书,其中专门有一章是讲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书内书外的故事的。当年在神坛上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完全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圣人,经过多年的政治炒作,他的大名变得妇孺皆知。他从不动摇,对革命的敌人毫不留情,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无比坚定,热衷于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那么,奥斯特洛夫斯基是否真的是一个禁欲主义的信奉者和片面宣传的盲从者呢?
   津科维奇打破了这个神话。他发掘出奥斯特洛夫斯基生前写下的三百封信件,这些信件曾经躺在专人保管的铁保险箱中,从来不让外人阅读。而那些公开发表的、收录在各种文集中的信件都经过重大的压缩、删节,有的甚至在政治上进行了修改。例如,奥斯特洛夫死基参军以后,在一封信中曾经写道:“很快我就明白了,压制某个人,并不意味着捍卫自由。”他对日益严酷的斯大林主义已经产生了明确的反感。而在另一封信中,他写道:“也从来没有体验过对女人爱慕的感觉,只有这一次,当我认识了你,柳斯。现在我甚至认为,柳斯,如果有上帝的话,上帝本人也会舀一勺个人的幸福和欢乐给我……”用中国的老话来说,真是“无情未必真豪杰”。在情书中出现的奥斯特洛夫斯基才是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人。一个人如果仅仅为了某种主义和理想而奋斗终生,连爱也没有爱过,他定然会感到悔恨;一个人如果仅仅生活中公众生活之中,完全没有自我的私人生活,他定然会被无聊感所淹没。奥斯特洛夫斯基爱过,畅饮过爱情的琼浆,与永远顶天立地的保尔相比,他更让人亲近。那么,他爱过的女孩是谁呢?
   这个女孩叫柳斯•贝伦富斯,她就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女主人公冬尼娅。80年代,津科维奇担任苏共中央委员会意识形态研究室副主任,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经过艰苦的搜索,他终于找到还健在的老太太。柳斯与奥斯特洛夫斯基相爱的时候,是在1922年的别尔江斯克。奥斯特洛夫斯基才年仅十九岁,他在那儿的疗养院疗养,而女孩的父亲是疗养院的主治医师、一位退休的沙俄部队上校军官。来自贫苦阶层的革命少年与来自贵族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少女陷入了爱河。他们的通信持续了两年多,姑娘在很多方面对作家的个性成长都给予了帮助。然而,这些信件是不能公诸于众的,因为这不符合奥斯特落夫斯基在官方宣传中的“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形象。
   后来的故事就与千千万万被革命所裹胁的俄罗斯人的故事一样了。这个故事曾经在以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格医生》为代表的文学作品中悲怆地演绎过。单纯而美丽的柳斯失去了她心中的男孩,失去了她永远的初恋,失去了她的父亲,也失去了她童年所眷恋的那个世界。嫁给一个并不爱的人,然后是恐惧的清洗、集中营、战争、饥饿和寒冷……她像俄罗斯大地上的红菜一样,坚贞不屈,在冰层下仍然顽强地生长着。“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她居然经历了重重的考验和无边的苦难,度过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岁月。一九八八年,她还健在,住在当时的列宁格勒。津科维奇给她打电话,她的声音纤细而苍凉,从电话线的另一端传来,似乎来自于另一个世界。她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打破了半个世纪的沉默,讲到自己的初恋。她托病拒绝了会面,只是在电话里说,他是一个浪漫的、充满幻想的少年,他一点也不像后来报纸上和文集中的那个“奥斯特洛夫斯基”。她的讲述后来变成了沉默,而这沉默正象征着俄罗斯时代的断裂。
   回归真实是艰难的,但也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奥斯特洛夫斯基是这样,雷峰也是这样。而我更关心的是冬尼娅,那个异国的少女,深陷的大眼睛、乌黑粗大的辫子,一袭水兵式的衣裙……她不属于革命,不属于奥斯特洛夫斯基所代表的那种理想;她却被革命、被那种虚幻的理想支配着度过了一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她与他一样,一生都是悲剧。但是,她却比保尔幸运,她完整地经历了革命的酝酿、兴起、成功、堕落和失败。她的美在这一过程中历尽沧桑。这位美丽的少女用她坎坷的一生告诉人们:假如革命的成功必须以吞噬爱情为代价,那么革命就丧失了它起码的合理性。而奥斯特洛夫斯基被阉割了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所宣扬的正是这样的一种“合理性”。许多年以来,我们正是在这种教育下“健康”并且“茁壮”地成长。我们不在意自己的私人生活,也不尊重他人的私人生活,我们总是举着某种宏大的理念,粗暴地干涉自己无法理解的一切——包括爱情,包括被定义为“小资情调”的生活原质的情趣。我们铲除了所有的小草,只让大树占据全部的天空。我们大义凛然地说,我们在维护“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则。结果我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我们不仅毁灭了我们自己生活中的真、善、美,还伤害了外在于我们的那些真、善、美。今天,当我们重新阅读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时候,当我们观看梁晓声等人改编的同名电视连续剧的时候,如果依然停止在当年的认识上,如果仅仅是席卷在怀旧的热情之中,那么这样的走向是极其危险的。上一代人对青春的诗意化,对下一代人来说却可能是生命的毒素。
   刘小枫在《记恋冬尼娅》的最后一段这样追忆自己的青春岁月:“我很不安,因为我意识到自己爱上了冬尼娅身上缭绕着蔚蓝的贵族气质,爱上了她构筑在古典小说呵护的惺惺相惜的温存情愫之上的个体生活理想,爱上了她在存属自己的爱欲中尽管脆弱但无可掂量的奉献。她曾经爱过保尔‘这一个’人,而保尔把自己并不打算拒绝爱欲的‘这一个’抽身出来,投身‘人民’的怀抱。这固然是保尔的个人自由,但人没有理由和权利粗鲁地轻薄冬尼娅仅要求相惜相携的平凡人生观。”刘小枫写作这篇文字的时候是在一九九六年三月的香港,亚热带的春天是温暖的,窗外资本主义世界华灯闪烁。而他第一次读冬尼娅的故事的时候是在一九六五年冬天的阴雨连绵的重庆,窗外洋溢着红色革命前夕骚动的气氛。我呢,是在二零零零年冬天的北京,重新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津科维奇的《二十世纪最后的秘密》。而保尔与冬尼娅的爱情发生在七十多年以前,发生在更加寒冷的俄罗斯大地上。故事的撕裂、人物的撕裂以及时间的撕裂,像冰花一样重叠在我的窗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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