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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超越时空的网络福音——序范学德《传到中国》
·我必不至蒙羞——读《六十三年——与王明道先生窄路同行》
·我们的身体是箭靶而不是武器
·朋霍费尔对中国自由主义的更新
·我们的罪与爱──序北村《愤怒》
·“入中国”与“出中国”并行不悖
·乡村教会如何由隐匿走向开放?——给一位乡村教会领袖的一封信
第二卷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
·中国印刷和传播圣经的真相
·圣经中有“国家机密”吗?
·中国需要更多的“以诺”企业
·站起来便拥有了自由——有感于傅希秋牧师荣获“约翰•李兰德宗教自由奖”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致被流氓毒打的李和平律师
·真相是不能被消灭的——致世界报业协会“金笔奖”得主李长青
·从美国民权运动透视基督信仰与社会公义之关系
·如何捍卫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兼评中国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
·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中国的“波坦金之旅”
·从矿难看中国人对生命的态度
·个体的救赎与民族的救赎——与王军涛的信仰通信
·“宗教局长”如何变成“谎话大王”?
第三卷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桃源乐土的追寻——论基督宗教伦理与当代中国精神文明的重建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论新一代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
·我们是一座桥梁——论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
·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如羊进入狼群——论基督徒如何在不公义的世界里坚守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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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白头鹰与大红龙:美中关系及其对世界的影响》(2008年香港晨钟书局出版)
·美国民主的真相与根基——与庄礼伟商榷,兼论美国的基督教精神
·纪念那些战死在中国的美国士兵
·希拉里回忆录的中文版是如何被肢解的?
·民主女神浴火重生——华盛顿“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揭幕仪式亲历记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道德盲点
·从尼泊尔毛派的末路看全球清算共产主义罪恶的浪潮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共产主义就是恐怖主义——布什总统讲话的划时代意义
·人权议员布朗贝克和他的中国女儿
·美国媒体在“妖魔化”中国吗?——从美国媒体关于中国黑心商品的报道谈起
·巴以冲突中美国的角色
·美国的秘密与细节的启蒙——读范学德《活在美国》
·美国为何干涉日本的“内政”?
·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崛起
·美国学界应当避免“中国化”的陷阱
·面对邪恶的时候,没有真正的中立——从二战中美国与瑞典、瑞士的不同角色谈起
·美国如何帮助推进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在美国参议院的演讲
·我们关于声援美国政府摧毁萨达姆独裁政权的声明
·倒萨战争与“人权至上”的价值观
·韦塞尔为什么支持美国对伊战争?
·中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白宫会谈的台前幕后
·美利坚不是藏污纳垢之地——建议美国政府对居留在美国的中国贪官及其家属展开调查
·“小鹰号”事件:中美谁是胜利者?
·以祷告改变世界——华盛顿“总统早餐祷告会”侧记
·谁之“崛起”,哪有“和平”?
·佩洛西:人权不是幌子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中国信仰的复兴与中美两国的“化敌为友”——在美国众议院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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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劳改基金会)
·不要做中国孩子的母亲——天安门惨案十九周年暨汶川大地震祭并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而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处女卖淫”案与警权过度扩张
·从警察到还是妓院的变脸
·业主维权与市民意识的觉醒
·寻求公义需要更大的耐心和勇气——天安门屠杀十八周年祭
·红卫兵外长李肇星的末路
·你可以成为一名快乐的异乡人——读格鲁沙《快乐的异乡人》
·扶不起来的胡阿斗
·青藏高原上的血雨腥风——读唯色《杀劫》
·退休高官休得窃取神圣教席
·矿难为何无法遏制?
·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
·被人民抛弃的中共十七大
·帝王腐尸味中的天价酒店
·孩子眼中的蒋介石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读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以“幽暗意识”透视中国百年激进思潮——与张灏对话
·《记念刘和珍君》为何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余英时先生侧记
·宾利轿车为何能热销中国?
·萨达姆与阿米尔
·是工人运动,还是痞子运动?——读《罗章龙回忆录》
·中国人不是动物庄园里的熊猫——驳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若干亲共言论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 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胡锦涛为何成不了戴克拉克?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我们拒绝什么样的生活?——读狄马《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
·中国,你的裂口大如海
·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特务和告密者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吗?
·明朝亡于厂卫,中共亡于恶警——评贵州国保总队副总队长庞鸿就任瓮安县公安局长
·下流人上升的国度
·我以自己的方式爱中国——《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跋
·被凌辱的中国女儿的救赎之路——读巫一毛《暴风雨中一羽毛》
·全民唾弃的央视名嘴张召忠
·那座流血的城里有几个义人呢?——读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
·谁也不能杀死孩子——写给所有的母亲,也写给所有的父亲
·从“持不同政见者”到“持自己政见者”——读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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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巴纳耶夫《群星灿烂的年代》


   三个伟人之死
   ——读巴纳耶夫《群星灿烂的年代》
   巴纳耶夫生活在俄罗斯历史上文化的“黄金时代”,他虽然不属于最优秀的古典作家的行列,但是他与妻子一起主持刊物、举办沙龙,是当时最活跃的文化活动家。他几乎与19世纪初期和中期所有第一流的作家和评论家都有着深厚的、密切的关系。在回忆录《群星灿烂的年代》里,巴纳耶夫生动地记载了普希金、果戈里、莱蒙托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涅克拉索夫、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人的音容笑貌,重现了那个满天星辰、交相辉映的时代。那个时代,是沙皇统治最严酷、最僵硬的时代,却又是文化最具生机和活力的时代。正是在专制主义无情的压迫下,俄罗斯杰出的作家们创造出了让先进的西方也惊叹不已的鸿篇巨制。专制主义与人文主义、人道主义的每一次交锋,都摩擦出文明的火花,前者的丑恶更加衬托出后者的高贵。一个沙皇的皇冠,最终还是比不了一个诗人的一句不朽的诗句。
   在《群星灿烂的年代》里,巴纳耶夫先后写到了三个伟人悲惨的死亡以及三次迥然不同的葬礼。而这三个伟人之死和这三次重要的葬礼,恰恰象征着专制主义与人文主义、人道主义的狭路相逢,象征着星光与黑暗的对峙与斗争。三个俄罗斯文化史上的伟人——普希金、别林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死,是俄罗斯历史上不可忽视的精神事件。对此,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俄罗斯的民众和俄罗斯的统治者,各有其不同的态度。巴纳耶夫忠实地记录下了这一切,这引发后人无限思考和无限感慨的一切。
   普希金之死
   巴纳耶夫在学生时代曾经偶然遇见过普希金,他这样描述普希金的模样:“中等身材,衣着毫不奢华,甚至有点不修边幅,一头淡黄色的卷发,侧面看上去有点像阿拉伯人的脸型,一副厚厚的、突出的嘴唇,一双极有生气、极为聪慧的眼睛。当我瞥了他一眼时,我的心猛地紧缩了。根据基普连斯基那幅有名的画像,我认出了这是普希金。”那时,害羞的巴纳耶夫还不敢走上前去与诗人打招呼。而当若干年以后,巴纳耶夫刚刚登上文坛,正想与敬爱的诗人结识的时候,诗人却在一场宫廷策划好的阴谋中死去了。
   一八三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普希金在决斗中受了致命伤。当天晚上和第二天,普希金都是在可怕的痛苦中度过的。无论在战场上,还是在病床前,御医阿连德虽然一生中对死亡已经司空见惯,但当他离开诗人的病榻时,眼睛里却充满了泪水。阿连德说:“我从未见过一个人在这样的痛楚中有如此的忍耐力!”当意识到自己的生命行将结束的时候,普希金对安慰他的友人达里安说:“不,这里容不下我。看来,早就应该是这样了。”他瞥了一眼自己的书籍,说:“别了,朋友们。”
   一个尚在蒙昧中的民族,是如何对待他们最优秀的儿子的死亡的?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度,是如何举办伟大的诗人的葬礼的?在这背后所蕴含的意义,甚至比一个诗人的价值更为重要。如果这个民族对他们最优秀的儿女抱一种冷漠的、漠不关心的态度,那么就充分说明这是一个没有任何希望的民族,这个民族的未来必将是黯淡无光的;相反,如果这个民族对他们最优秀的儿女的悲惨命运都给予理解、同情和尊重,那么这个民族还将产生无数的伟大人物,这些伟大人物将再接再厉地把他们民族的文明推上更高峰。而普希金的葬礼,就是这样一次对俄罗斯民族的重大考验。普希金的葬礼,意义不仅仅是纪念普希金,而是对俄罗斯民族精神状态和文明程度的一次大检阅。
   巴纳耶夫以敏锐的观察力注意到底层人民对诗人的态度:“普希金悲惨的逝世使彼得堡从淡漠无情的状态中惊醒过来。整个彼得堡震惊了。城里形成了异乎寻常的人流。……人群和马车从早到晚把宅第团团围住;雇车时只消说一声‘上普希金那儿去’,车夫就会把你直接送到那里。彼得堡各阶层的居民,连没有文化的人仿佛都认为自己有义务向诗人的遗体表示鞠躬致意。这已经像是一场民众示威,象征着一种突然觉醒的社会舆论。”普希金是贵族,是统治阶级的一员,然而他的心却与底层的大众息息相通。他的心灵不属于他的那个阶层,而属于俄罗斯的人民,正如他在诗歌中所说:“我的无法收买的声音,是俄罗斯人民的回声。”他最终还是回归了俄罗斯的大地。他爱俄罗斯人民,于是俄罗斯人民也用爱来回报他。这是一种清贫的富有,这种富有让沙皇也羡慕不已。与普希金一样,巴纳耶夫也是贵族,而且还在国库司和国民教育司担任过官职,但是他又是一个毫无保留的人文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因此,在巴纳耶夫的眼中,普希金的死亡和葬礼,意味着自由和民主思潮的第一次大的结集。
   当巴纳耶夫和朋友赶到普希金的住宅时,诗人的遗体已经送往教堂了。心虚的沙皇害怕群众示威游行,便将葬礼的地点临时改变了。诗人是多么了不起啊,他死后也要让似乎无所不能的沙皇操心不已、头痛不已。最高当局的命令是深夜里发出的:葬礼由原定的修舰所教堂改到马厩广场教堂。然而,即使这样匆忙的改变,也没有阻止人民络绎不绝地前来送行。巴纳耶夫写道:“整个马厩广场挤满了人群。只有持入场券的人才准进入教堂,可我却没有入场券……警官们一个劲地在人群中钻来钻去。宪兵们骑马包围了广场……”我们还可以参考另一位目击者维亚泽姆基的说法:“在预定送走遗体那一夜的前一天,普希金的十几个生前好友聚集在他的家里向他致哀,我们所在的那间小客厅里突然来了整整一团宪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聚集在灵柩旁边的,大多不是朋友,而是宪兵,更不用说那些布置在街道上的哨兵了。当诗人的十二位亲朋好友聚集在那里向他致哀时,这些遍布在死者住宅里的武装队伍是用来对付谁的呢?这些身穿便服,可是大家一眼就能认出来的密探又是用来对付谁的呢?”诗人的灵柩被装上一辆普通的平板马车,由一个宪兵和诗人的老朋友屠格涅夫护送,秘密送往米哈伊夫斯克村。诗歌与专政机器的对立,在普希金的葬礼上像针尖对麦芒一样显示出来。刺刀和子弹能够杀死诗人,却不能杀死诗歌,不能杀死真理和正义,不能杀死美和善良。普希金的肉体被谋杀了,但他的精神却像种子一样,在俄罗斯广袤的大地上生根发芽。
   沙皇专制政府的恐慌和民众的愤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短短的三天时间里,就有5万民众来向普希金的遗体致意。作家卡拉姆津的女儿当时还是一个少女,她在回忆录中写道:“许多不同年龄、各种身份的人成群结队地簇拥在他的灵柩周围。妇女、老人、儿童、学生、穿皮袄的平民,甚至有些衣衫褴褛的都来向他们爱戴的诗人的遗体告别。”而普鲁士驻俄大使向本国政府报告说:“民族自尊心被更强烈地激发出来了……由一个因为是极其伟大的无神论者而闻名的人的逝世所引发的示威发展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当局担心社会秩序会受到破坏,竟然下令改变举办隆重葬礼的地点,并且连夜把遗体送往教堂。”沙皇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裂隙,第一次大白于光天化日之下。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普希金的死并不是白死——由于他的被杀害,启动了一场广泛而深远的启蒙运动。民众由沙皇政府的膜拜者变成了它的对立面。可以说,普希金的死亡之日,就已经拉开了沙皇的专制主义统治灭亡的序幕。
   别林斯基之死
   别林斯基是巴纳耶夫最亲密的朋友,他们之间的关系甚至比亲兄弟还要亲密,这是一种真正的同气相求、肝胆相照。在《群星灿烂的年代》中,巴纳耶夫写得最感人的也正是关于别林斯基的那一部分。这种伟大而无私的友谊让后人无限追忆和羡慕。他们两人,就好像是伯牙与子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知音。拥有这样的友谊,是人生当中怎样的一种幸福啊。
   巴纳耶夫这样描述他第一次见到别林斯基时的情景:“门开了,门里站着一个人,中等身材,看上去年约三十岁,身形瘦削,脸色苍白,一张不匀称的、但却严峻而聪明的面孔,鼻端粗圆,灰色的大眼睛富于表情,一头黄而不淡的浓发垂到额际。”别林斯基是一个身体衰弱的病人,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病人,“当时所有有头脑、好读书的青年都被他的文章迷住了”。
   此后,他们很快就亲如一家人。心灵的交汇是不需要时间来堆积的,精神的沟通几乎在瞬间就可以完成。当巴纳耶夫迁居彼得堡时,把别林斯基也接到了他们的家中。在彼得堡,文学名流们对别林斯基十分傲慢。他们对他不屑一顾,再不就是把他说成一个厚颜无耻、学业未成而居然企望名垂史册的大学生。似乎只有普希金一个人私下承认,这个学业未成的大学生有朝一日定会在俄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光荣的地位。
   后来,别林斯基果然成为俄罗斯最杰出的文学评论家。他对待新人就如同普希金当年对待他一样,最苛刻同时也最热忱。许多优秀的作家都是经他评论而一举成名,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了。当时,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一个一名不文的青年文学爱好者,当《穷人》的手稿送到别林斯基的手上时,第一页就吸引住了他,他越看越入迷,通宵未眠,一口气把手稿看完了,直到第二天早上,他依然处于狂热的兴奋状态。涅克拉索夫来了,别林斯基劈头就说:“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给我请来!”他气喘吁吁地说,《穷人》显示了巨大的天才,它的作者将超过果戈里。那时,别林斯基已经是一个病入膏肓的人了,可是依然不知疲倦地工作着。每发现一个新人,他就欣喜若狂。
   在巴纳耶夫的资助下,别林斯基到国外去修养了一段时间,可是他还是迫不及待地返回俄罗斯,这里才是他战斗的战场。一八四七年的冬天,对别林斯基来说是艰难的,他的气喘病又复发了,而且比以前还厉害咳嗽日日夜夜地折磨着他,血也因此不断地涌向头部。晚上日益频繁地发冷发热,他的精力一天天地衰竭着。
   第二年的春天,别林斯基的病情迅速恶化。他双颊深陷,两眼失神,只是在寒热发作的时候偶尔闪现一点光芒;胸脯塌陷下去,两腿几乎无法挪步,喘气十分可怕。就连朋友们来看他,也成了他的一种累赘。巴纳耶夫最后一次与别林斯基见面,心情极其沉重。那时,别林斯基已经走不动了,这个曾经生机勃勃的人,坐在沙发里,低垂着头,呼吸十分困难,他忧郁地把手伸给老朋友,手上渗满了冷汗。他吃力地说:“我不行了,不行了,巴纳耶夫!”巴纳耶夫试图安慰别林斯基,但别林斯基打断了朋友的话:“别废话了。”别林斯基去世的时候,巴纳耶夫不在身边,可是据在场的人说,这位年轻的评论家突然从床上跳起来,两眼闪光,走了几步,口齿含糊,但语气坚定地说了几句话,然后倒了下去。大家扶着他,让他躺到床上,过了一刻钟他就与世长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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