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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尔嘉耶夫的精神挣扎

   
   挣扎的麦穗
   
   一九四八年,巴黎一所不起眼的公寓。一位七十四岁的俄罗斯老人闭上了他依然明亮的眸子,一颗像成熟的麦穗的大脑停止了孜孜不倦的思考。
   这位老人就是别尔嘉耶夫。有的哲学家终其一身以建构庞大的体系为己任,有的哲学家却在其著作中表达自我精神的挣扎。黑格尔属于前者,别尔嘉耶夫则属于后者。被称为“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家和预言家”的别尔嘉耶夫,以薄薄的一本《俄罗斯思想》概括了一个民族的精神源泉,比起某些砖头一样厚的著作来,更有着不朽的生命力。

   一八七四年,别尔嘉耶夫生于俄国贵族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在大学里学习自然科学,后来转向哲学和宗教的研究。在风云变幻的世纪之交,他积极参加民主革命,被学校开除并多次入狱。一九零一年,别尔嘉耶夫被流放到沃洛格达。流放生涯使这位风华正茂的贵族青年得以在幽闭的环境中沉思俄罗斯的命运,这个民族的苦难究竟来源于何处?这个民族的复兴之路究竟在哪里?一九一八年,当同胞们都在为权力、为面包、为燃料而殊死斗争的时候,当整个俄罗斯大地都笼罩在血与火之中的时候,别尔嘉耶夫却把全部精力放在创建“自由文化学院”的工作中,并在莫斯科大学讲授历史和哲学。在这样的时刻谈论“自由”显然是不合时宜的,要么是疯子,要么别有居心。在这样的时刻谈论“文化”显然也是不合时宜的,文化既不能填饱肚子,也不能让革命早点成功。但是,在别尔嘉耶夫看来,“自由”和“文化”决定着俄罗斯民族的根本命运,它们甚至比革命本身还要重要。如果革命将剥夺人的自由,将消灭已有的文化结晶,那么革命的“合法性”便存在着致命的危机。社会的变更应当扩大人的尊严和自由,而不是朝着相反的方向走。
   一九二一年,别尔嘉耶夫因涉嫌“策略中心”案被捕,随后被驱逐出境。在以后长达二十七年的时间里,别尔嘉耶夫辗转于北欧和西欧各国,先后定居于柏林和巴黎。虽然他一直想返回俄罗斯,但是国内越来越严酷的政治环境却使他有家也不能归,最后孤独地客死异乡。他由革命的旁观者变成了革命的反对者,因为“革命”中所包含的某些东西与他的基本理念背道而驰。
   “真正的哲学总是挣扎。”别尔嘉耶夫所说的“挣扎”既是指形而下意义的,又是指形而上意义的。他在灾难深重的现实社会中挣扎,也在更加灾难深重的精神世界里挣扎。他对“空对空”的经院哲学和经院哲学家不以为然,他宣称:“哲学家面临历史剧变即精神进行重大转向的时期,不可能再羁绊于书斋、书本,不可能再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人,不可能不感悟到精神的挣扎。”俄罗斯的剧变,不仅是政治意义上的剧变,更是精神意义上的剧变。蚕茧蜕变以后,究竟是变成美丽的蝴蝶还是变成丑陋的苍蝇?别尔嘉耶夫是悲观的,他选择的答案是后者。当时西欧的激进知识分子们都热烈地歌颂俄国的革命,并指责别氏的“落后”和“保守”。近一个世纪以后,俄罗斯尘埃落定,几千万人的鲜血凝结成一页沉重的历史。别氏的预言不幸而言中了。
   学术与现实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别氏大概可以作为一个个案来研究。他从事的是最抽象的、似乎也是离现实生活最远的哲学研究,但他又是最直接地对现实发言的俄罗斯流亡者之一。这两种不和谐的身份却和谐地结合在了一个人的身上。“我从来就不是一位学院式的哲学家,从来就不想使哲学远遁生活而成为抽象的东西。不可否认,我确实不停歇地读过许多书,但我思想的来源从来就不是书本,甚至可以说,我从来就没有完全读懂过任何一本书。”别尔嘉耶夫对精神现象的剖析是建立在对现实事件的整体性反思的基础之上的。书本是苍白的,社会是鲜活的。沙皇的暴虐、贵族的空虚、资本家的贪婪、农民的愚昧以及革命的血腥,都进入到这位思想家的视野之中。他兼有贵族与平民两重的身份——既热爱、迷恋“另一个”冰清玉洁的、高伟的世界,也怜悯、痛惜“这一个”卑俗的、受难的世界,两个世界经常在他的内心里冲突着。正是这种冲突,使他的思想保持了正午的阳光般的穿透力。
   别尔嘉耶夫感受到了本世纪以来社会的进程与个人的自由、爱、独立性以及个体人格的创造使命之间强烈的冲突。社会进程扼杀个体人格,视个体人格为工具。于是,他不断地从列夫•托尔斯泰那里、从尼采那里、从易卜生那里、从马克思那里吸收精神资源。同时,他自己的思想成果也成为后人的精神资源。《自由的哲学》、《历史的意义》、《新的中世纪》、《不平等的哲学》、《论人的使命》、《人的奴役与自由》……每本著作都是他生命热力的结晶,都是他走在价值重估的漫漫长路上的足印。别尔嘉耶夫毫无惧色地宣称:“当专制政体凌辱我对个体尊严的看法,窒息我对自由和创造的热爱时,我奋起抗击,并取用极端的形式来传达这种抗击。当社会不平等的庇护者无耻地庇护自己的特权,当资本主义压迫劳动群众,把人转换成物,我也同样起而拒之。”他采取的是八面作战的姿态,一切违背人的尊严、人的自由和人的权利的势力,都是他的敌人——不管它们以革命的还是反动的面貌出现。在他看来,敌人就是敌人,没有任何中间的状态。他将价值建立在每个生命个体的基础上,从而与二十世纪宏大的观念之间划开的界限。那些宏大的观念企图将个体席卷进它们所预设的历史进程之中,只要进程是“正义”的,那么在进程之中出现的误差都可以忽略不计。而别氏关注的恰恰是个人的命运,即使牺牲一个人的幸福换取历史的进步,他也绝不同意。在哲学和伦理学上的思考,不能用数学来代替。在这一领域内,“二”并不一定比“一”大。正是在这一基点上,他成为革命的反动派,而原因与他当年成为沙皇政权的反动派一样。在集体对个体持总体性的压抑的二十世纪,别尔嘉耶夫理所当然地成了终身的反对派。
   有了这样金刚石一般坚硬的声音,俄罗斯文化的薪火就能够绵延不绝;有了别尔嘉耶夫这样精神挣扎不息的思想家,俄罗斯思想的泉水就能够汩汩流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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