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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我们的身体是箭靶而不是武器
·朋霍费尔对中国自由主义的更新
·我们的罪与爱──序北村《愤怒》
·“入中国”与“出中国”并行不悖
·乡村教会如何由隐匿走向开放?——给一位乡村教会领袖的一封信
第二卷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
·中国印刷和传播圣经的真相
·圣经中有“国家机密”吗?
·中国需要更多的“以诺”企业
·站起来便拥有了自由——有感于傅希秋牧师荣获“约翰•李兰德宗教自由奖”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致被流氓毒打的李和平律师
·真相是不能被消灭的——致世界报业协会“金笔奖”得主李长青
·从美国民权运动透视基督信仰与社会公义之关系
·如何捍卫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兼评中国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
·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中国的“波坦金之旅”
·从矿难看中国人对生命的态度
·个体的救赎与民族的救赎——与王军涛的信仰通信
·“宗教局长”如何变成“谎话大王”?
第三卷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桃源乐土的追寻——论基督宗教伦理与当代中国精神文明的重建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论新一代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
·我们是一座桥梁——论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
·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如羊进入狼群——论基督徒如何在不公义的世界里坚守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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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白头鹰与大红龙:美中关系及其对世界的影响》(2008年香港晨钟书局出版)
·美国民主的真相与根基——与庄礼伟商榷,兼论美国的基督教精神
·纪念那些战死在中国的美国士兵
·希拉里回忆录的中文版是如何被肢解的?
·民主女神浴火重生——华盛顿“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揭幕仪式亲历记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道德盲点
·从尼泊尔毛派的末路看全球清算共产主义罪恶的浪潮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共产主义就是恐怖主义——布什总统讲话的划时代意义
·人权议员布朗贝克和他的中国女儿
·美国媒体在“妖魔化”中国吗?——从美国媒体关于中国黑心商品的报道谈起
·巴以冲突中美国的角色
·美国的秘密与细节的启蒙——读范学德《活在美国》
·美国为何干涉日本的“内政”?
·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崛起
·美国学界应当避免“中国化”的陷阱
·面对邪恶的时候,没有真正的中立——从二战中美国与瑞典、瑞士的不同角色谈起
·美国如何帮助推进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在美国参议院的演讲
·我们关于声援美国政府摧毁萨达姆独裁政权的声明
·倒萨战争与“人权至上”的价值观
·韦塞尔为什么支持美国对伊战争?
·中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白宫会谈的台前幕后
·美利坚不是藏污纳垢之地——建议美国政府对居留在美国的中国贪官及其家属展开调查
·“小鹰号”事件:中美谁是胜利者?
·以祷告改变世界——华盛顿“总统早餐祷告会”侧记
·谁之“崛起”,哪有“和平”?
·佩洛西:人权不是幌子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中国信仰的复兴与中美两国的“化敌为友”——在美国众议院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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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劳改基金会)
·不要做中国孩子的母亲——天安门惨案十九周年暨汶川大地震祭并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而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处女卖淫”案与警权过度扩张
·从警察到还是妓院的变脸
·业主维权与市民意识的觉醒
·寻求公义需要更大的耐心和勇气——天安门屠杀十八周年祭
·红卫兵外长李肇星的末路
·你可以成为一名快乐的异乡人——读格鲁沙《快乐的异乡人》
·扶不起来的胡阿斗
·青藏高原上的血雨腥风——读唯色《杀劫》
·退休高官休得窃取神圣教席
·矿难为何无法遏制?
·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
·被人民抛弃的中共十七大
·帝王腐尸味中的天价酒店
·孩子眼中的蒋介石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读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以“幽暗意识”透视中国百年激进思潮——与张灏对话
·《记念刘和珍君》为何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余英时先生侧记
·宾利轿车为何能热销中国?
·萨达姆与阿米尔
·是工人运动,还是痞子运动?——读《罗章龙回忆录》
·中国人不是动物庄园里的熊猫——驳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若干亲共言论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 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胡锦涛为何成不了戴克拉克?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我们拒绝什么样的生活?——读狄马《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
·中国,你的裂口大如海
·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特务和告密者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吗?
·明朝亡于厂卫,中共亡于恶警——评贵州国保总队副总队长庞鸿就任瓮安县公安局长
·下流人上升的国度
·我以自己的方式爱中国——《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跋
·被凌辱的中国女儿的救赎之路——读巫一毛《暴风雨中一羽毛》
·全民唾弃的央视名嘴张召忠
·那座流血的城里有几个义人呢?——读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
·谁也不能杀死孩子——写给所有的母亲,也写给所有的父亲
·从“持不同政见者”到“持自己政见者”——读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我们的孩子拒绝歌唱薄熙来钦点的垃圾歌曲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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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第四种权力》

   
   守望者的天职
   
   美国报人普利策曾经说过:“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告。”作为“守望者”的新闻记者,在现代社会里享有“无冕之王”的美誉。在现代社会,新闻舆论被当作除了行政、立法、司法三大权力之外的“第四种权力”。一个社会的“第四种权力”是否能够健康、自由地发展,直接维系着这个社会是否具有自我完善、自我净化、自我更新的功能。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新闻对于维护社会正义更是作用突出。朱镕基总理曾经给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题词:“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坚兵”。这四句话精辟地总结了当前中国的新闻舆论所担负的职责和使命。那么,今日中国新闻界的状况是怎样的呢?我们一直期盼着出现这样一本著作。在《第四种权力——从舆论监督到新闻法治》(民族出版社1999年11月出版,昝爱宗策划)一书中,我们终于找到了关于当下中国新闻现状的全景展示和局部描绘,我们还能读到对历史的勾勒和对未来的展望,而该书最突出的部分则是对中国新闻现状的深入剖析,这一部分的文字感情沉痛而充满胆识,既有相当的批判意义又有着明确的建设性。

   《第四种权力》的几位作者都是血气方刚而思想敏锐的青年人,他们有的是在新闻采访第一线工作多年、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记者、编辑,有的是还在北京大学求学、对传媒有浓厚兴趣并有较深入研究的学子。实践与理论的结合,激情与思辨的融会,使全书的闪光点比比皆是,宛如“大珠小珠落玉盘”。该书的策划人昝爱宗指出:“舆论监督不仅仅是曝光。真实、正义、公开、平等、理性是新闻从业人员的准则,充满激情、敞开良心、尊重自由、甘于牺牲和时刻保持清醒是新闻健康发展的保证”,贯彻在《第四种权力》一书中的正是以上这些精神实质。
   《第四种权力》把中国当下的新闻状况放在一个宏大的坐标系中进行透视。坐标系的纵轴是一百多年以来中国的新闻发展史。从早期的维新派报人王韬、梁启超到民国时代著名的报人邵飘萍、史量才,一直到80年代一批秉承良知、探寻正义的新闻工作者,宏观回溯,百年风云、百年坎坷,尽收眼底。坐标系的横轴则是西方新闻的发展史。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作者通过分析杰斐逊、普利策等美国著名人士的思想,对西方新闻业的精神源头进行了相当深入的探讨,然后反观中国自身,让人有豁然开朗之感。而放置在这两条坐标之中的,则是中国新闻业让人不容乐观的现实状况。书中关于90年代以来中国新闻界若干著名案例的凸现,如“焦点访谈”现象、《南方周末》现象、《人民日报》首次败诉、卢跃刚《大国寡民》引发的官司、张金柱事件与新闻界的连锁反应等等,无不让人触目惊心,进而陷入深深的思索之中。《中国青年报》著名记者、有着新闻界“大侠”之称的卢跃刚,在为本书所写的序言《我们的基本立场》中指出:“坚持人道主义立场,恢复常识判断,只有在这样的意义上来理解所谓的‘舆论监督’似乎才有意义。我想说的是,‘舆论监督’的权利,不是谁恩赐的,而是《宪法》和公众赋予的,有着深厚的现代社会的法理基础。”这正是我们思考和行动的起点。
   引起我注意的是该书的副题《从舆论监督到新闻法治》。谈论良知、谈论正义当然是不可缺少的,尤其是对于新闻界而言。但是,我始终认为,最重要的还是法治的问题。必须从法律上、从制度上保障新闻的自由和独立,新闻才能够充当公众的耳目和代言人。新闻自由是制度性的基本权利。联合国大会早在1946年就宣布说:“新闻自由当为基本人权之一,且属联合国所致力维护的一切自由的关键。”在1948年,联合国新闻自由会议草拟了两个文件草案,一为《新闻自由公约》,二为《国际更正权》。后来将两个文件合并,称为《国际更正权公约》,于1952年由联合国大会通过,于1962年生效。可以说,新闻自由是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是现代民主国家最重要的标志之一。我国的《宪法》中对新闻自由有着明确的规定。宪法之所以要保障新闻自由,是因为只有保障新闻媒体的独立性和完整性、维持新闻媒体的自主性,媒体才能够提供没有被政府控制或者影响的资讯、意见以及娱乐,促进人们对政府和公众事务的关心,进而引起公众的讨论,完善地起到监督政府的功能。《第四种权力》的几位年轻作者很敏锐地对新闻立法进行前瞻性的展望,他们对新闻立法的强调超过了传统上对新闻从业人士道德要求的强调,这充分说明新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民主素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新闻是第四种权力,媒体对政府的监督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媒体有提供资讯成为公意的功能。媒体向一般大众提供足够的资讯,让他们了解政府做了些什么;提供并促进公众讨论的机会,以形成公意,藉以监督政府的施政。第二,在现实中,人民并不能够有效地监督政府,尤其是现代政府是一个结构庞大的组织,要监督这样一个组织,必须要有一个结构良好、财务健全、拥有专业评论家、具有获得充分资讯能力、并且还有将其获得的资讯和评论传递给一般大众的能力的组织,才足以担负监督政府的功能。而具有这一“守望者”功能的组织,也只有新闻媒体事业。一个没有新闻自由的社会,也就是一个没有活力和希望的社会;在一个社会里,如果新闻充当不了第四种权力的角色,那么这个社会的民主机制是相当不完备的,强权和独裁随时可能成为主导力量。《第四种权力》一书的作者们,所力图申明的,正是这样一个本来很简单却在当今中国变得不那么简单的道理。
   新闻与我们每个公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美国思想家爱默生说过:“压制人民信仰、意见或其他之表达自由是对人尊严的冒犯,也是对人基本天性的否定。同时,个人作为社会一分之也有权利参与会影响到其本身利益的任何决策。剥夺个人对真理的追求,剥夺个人表达什么是真理的权利,就等于是让国家或社会对个人享有独裁的统治权,而置个人于他人专断的控制之下。”读完事例丰富、论述精彩的《第四种权力》,我对爱默生的这段话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在这本书中,我看到了大量普通人的命运,以及许多关注普通人命运的、有良知和职业道德的记者的命运。如果说《第四种权力》尚未在理论探讨的层面上充展开,那么它最让我感动的地方在于对个体命运的注视和声张。
   关注弱势群体,关注底层社会,是一种普遍的善。新闻的正义性也就体现于此。《第四种权力》以很大的篇幅介绍了《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跃刚与恶势力的交锋。卢跃刚的一本厚重的《大国寡民》让那些只知道清谈的知识分子们汗颜——这本书为我们凸显了一个真实得令人恐怖的底层中国。当城里人都在鄙视农民的时候,卢跃刚却向农民走去,长时间地与他们同吃同住。他发现并揭示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对农民的残酷的压榨和剥削,他发现并揭示了与我们的生活同步的、诸如武芳毁容案等等极其残暴的事件,他尖锐地指出这样一个真理:历史将会证明,严重的问题不是教育农民,而是教育城里人。有人在冰面上滑冰,有人却在冰层下受冻;有人观赏着大雪吟诗作画,有人却在大雪中被活活冻死。卢跃刚以新闻记者敏锐的眼睛发现了城里人虚妄的骄傲。他在谈论一本风行一时的、名叫《第三只眼睛看中国》的书时,愤怒地批判了该书的新纳粹趋向。这位有第三只眼睛的人,操着旧贵族的腔调,用他那伪装的德国名字评论了土地承包带来的种种社会弊端之后,提出了一条加快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思路”:“让农民再饥饿几年!”这个思路潜藏着两个让人毛骨悚然的逻辑:一是死几千万人或再死几千万人算不了什么,只要我们能够实现现代化;二是统购统销通过农产品和工业品价格的剪刀差剥夺了农民30年,时间还嫌不够长!所谓“现代化”,也就是让人过上一种更加富裕、更加幸福的生活,也是更有尊严、更有自由的生活。如果以剥夺一部分(甚至是大部分人)的基本生存权利(还不用说其他权利)为代价,即使实现了“现代化”,还有什么意义呢?卢跃刚是当代中国最令人尊敬的新闻记者之一,他是一个捍卫常识、捍卫人的尊严的“守望者”。
   在今天的中国,“第四种权力”还是海市蜃楼。但是,我们完全有眺望的理由。“守望”既是新闻记者的天职,也是每一个公民的天职。在这一点上,如果我们放弃了,那么我们也就放弃了我们自己的权利、放弃了我们的幸福、也放弃了我们的未来。在这一点上,如果我们坚持了,那么我们也就坚持了我们的自由、坚持了我们的理想、也坚持了我们对和谐生活的追求。没有别人能够拯救我们,拯救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没有别人能够解放我们,解放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是公民,我们有表达的要求,我们应当拥有表达的孔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第四种权力》诞生在公元2000年,是一件让人既忧伤又欣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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