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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那不得见人的去处
·王府花园中的郭沫若
·王实味:前文革时代的祭品
·文人与人文
·向“牛筋”一样的牛津致敬
·向死而生
·新《子不语》
·知识分子:终结或再生
·对中学语文课本中所选杨朔散文的反思
·驳季羡林先生论中西文艺理论
·读奥威尔《动物庄园》与《一九八四》
·读陈寅恪的诗
·杜拉斯:爱是不死的欲望
·焚书
·读《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
·法西斯:未死的幽灵
·嘴踢足球
·重读杨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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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说,还是不说》(文化艺术出版社)
·《说,还是不说》自序:言说的自由
·为谁擦皮鞋?
·教育杀人
·魔鬼学校
·“我们就是法”
·是在读书,还是在坐牢?
·仅有“焦点访谈”是不够的
·孩子的书包有多重?
·用法西斯的方法打造的“神童”
·我见过的林庚先生
·杀,还是不杀:读伍立杨《鬼神泣壮烈》
·“我是警察我怕谁”
·评《克林顿访华言行录》
·读《阳光与阴影——阿尔贝•加缪传》
·俄罗斯之狼
·捍卫记忆
·你从古拉格归来
·人之子
·诗人:在天堂与地狱之间
·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读《控制腐败》
·俩人行
·那些岁月,那段爱情
·龙飞九天
·摩罗何以成为“摩罗”?
·读《思忆文丛》之一:一个人的命运与一代人的命运
·读《思忆文丛》之二:若为自由故
·绅士与流氓评朱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
·走向自由之路:读《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
·签名,还是不签?——再谈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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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尴尬时代》(岳麓书社)
·《尴尬时代》目录
·序:一面破碎的镜子
·“人”为何物?
·出洋相
·法律第一
·股市狂潮
·关注东北
·韩国亡国
·沪上美容术
·假照片:第三十七计
·名片背后
·跳舞场
·伟人华盛顿
·物价与民生
·洋灯洋火
·自由从言论开始
·端方不端
·辜鸿铭的幽默
·红顶商人胡雪岩
·酷吏如屠夫
·腊肠下酒著新书
·末世豪情
·倭仁与同文馆
·油浸枇杷核子与玻璃球
·“总统”与“太监”
·裁缝与官
·大禹的子孙们
·雀戏泛滥
·鸵鸟政策
·伪君子云集
·酷刑之下焉有勇夫
·自革其命
·大哭时代
·凤凰生何处
·复辟喜剧
·考据学的反思
·民间话语
·末路不可怜
·素足天成
·秀才与名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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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想飞的翅膀》(中国电影出版社)
·《想飞的翅膀》目录
·《想飞的翅膀》自序:寻觅表达的可能性
·致钱理群老师的一封信
·北大与哈佛
·谁在打孩子的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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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真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真
   ——读《宁静的盛宴》
   
   莲子自己说,《宁静的盛宴》是“一部心狠手辣的心灵自传”,是“一次有人想过、但绝对没有人敢于尝试的人性冒险”。“心狠手辣”这四个字没有丝毫的夸张,字里行间凸现的是一种让人窒息的真实。《宁静的盛宴》中有两个小节套用了米兰•昆德拉著名书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并且作了小小的改动,变成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酸”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毒”,以“酸”和“毒”作为她对人性崭新的阐释。而我愿意做第三个吃螃蟹的人,再一次套用这种说法,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真”来概括莲子的这部心灵自传。

   《宁静的盛宴》展开的是一个三角恋爱的故事。这一类的故事在琼瑶、亦舒等专门写爱情故事的女作家的笔下早已经模式化了。然而,莲子所写的三角恋爱却远远溢出了爱情本身。莲子与麦子是一对清贫的、过着理想主义生活的恋人。一个偶然的机会里,旅行家余纯顺闯进了他们生活,于是一场奇特的爱情展开了。刚开始,是人性中最辉煌的一面,是成就与被成就,是奉献与被奉献。但是,很快爱情就无法掩盖人性中的阴暗面了,猜忌、仇恨、自私……将美好的光环一个接一个地打破,甚至连暴力也掺和进来,“神性”迅速向“魔性”堕落。每个人都是有缺陷的人,莲子无情地展现这种缺陷,并因对缺陷的展示而达到了惊心动魄的真实——艺术与生活双重的真实。
   余纯顺随着他的遇难而成为90年代一个眩目的神话。在平淡无奇的90年代,余纯顺的故事给没有话题的媒体记者以巨大的言说空间,也给都市中营营苟苟地按照“一地鸡毛”的设计而生活的人们以刺激和惊喜。余纯顺的出现以及遇难后被广泛宣传,说明了中国人在没有英雄的时代,内心深处还是渴望英雄的出现。然而,冷酷的莲子再一次击毁了这一镀金的神像,并以这不妥协的姿态完成了对昔日的恋人和朋友最好的纪念。
   莲子指出,余纯顺其实是死于“不敢示弱之弱”。与其说他中了外界的“激将法”,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盲目地走向沙漠、走向死亡;不如说他一直被自己内心的“虚妄”所控制,他战胜了万水千山,战胜了沙漠和冰峰,却自始至终没有能够战胜自己内心深处的“虚妄”。这样评判再也没有办法开口的死者,也许是苛刻的。但是,莲子认为这才是对死者最朴素的安慰——如果没有这种对本真状态的断然的挖掘,那么死者用他的生命所换取的,依然不过是一场悲壮的表演而已。看客们掌声,难道有什么实际的价值吗?
   余纯顺的旅行,一开始纯粹是个人的行为。有的人就是喜欢“在路上”的生活方式,这不过是千千万万种“活法”中的一种而已。余纯顺的价值,其实就在于他的“自由选择”。能够义无反顾地过自己喜欢的生活的人,今天已经不多了。然而,这种“自由选择”很快就被余纯顺本人和他的朋友、亲人们亲手消解。最彻底的消解就是给旅行贴上“爱国主义”的标签。余纯顺给自己的步行取名为“壮行全中国”,甚至将这一行动与申办奥运会挂起钩来,认为这是“祖国和人民的大愿”。这大概是由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的——打“爱国”牌才最容易获得资助和捐款,谁说中国人不爱国呢?作为余纯顺的“经纪人”,莲子和麦子也奔波在各地,为其捐款和寻找资助,麦子还亲笔撰写了关于余纯顺的报告文学,“这部东西最需要‘升华’的地方由麦子来写。我们沿袭了这个社会‘英雄没有弱点’的光荣统,塑造了个‘高大全’。整个看上去,老余就像一棵被雷电劈掉半边的树,呈现出貌似完美的畸形,被搁浅在我们一瘸一拐的文学之路上。”在募捐的宣传单上,他们甚至将余纯顺的旅行提高到这样的高度:“他刷新吉尼斯世界记录,沿途采访、考察、摄影、创作,为中华民族和人类进步贡献一个现代人的良知和热情。”至此,余纯顺完全失去了自己,而被纳入传统的“英雄叙事”之中。近半个世纪以来的英雄叙事,塑造的是“钢筋铁骨”的、“特殊材料制成”的英雄人物。在五六十年代的电影和戏剧中,是《钢铁战士》里的张志坚、《烈火中永生》里的许唐枫和江姐、《英雄儿女》里的王成、《红色娘子军》里的洪常青、《平原游击队》里的李向阳等一系列意识形态的符码。而自七十年代末以来,随着强势政治宣传的逐渐弱化,“英雄叙事”却又开始向其他领域侵蚀,最典型的就是体育界。80年代盛行的女排神话和奥运热,以及横亘整个九十年代的对中国足球“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渴望,都展示了国民扭曲的心理状态:一场球赛胜利了,仿佛整个国家就翻身了;一个运动员胜利了,仿佛全部同胞都体魄健壮了。显然,余纯顺也不知不觉地进入了这一体系之中。
   对“英雄”大规模的需求和生产,体现了中国文化中对独立个体的蔑视。表面上看,英雄是超乎常人的,实际上他却是像金箔一样扁平化的人物,从属于宏大的集体。号召人人都学习“英雄”,也就是对个体肆无忌惮的压抑。余纯顺的本意在于反抗,最后他却可悲地充当了下一轮压抑的工具,这是莲子对这场悲剧最为精妙的观察。当余纯顺的行为被赋予“爱国主义”这一可以无限膨胀的意义的时候,他的“独一无二”的个人选择、他的生命的丰富性和矛盾性等等,也都统统不存在了。这是余纯顺的第二次死亡,比他的肉体生命的死亡还要严酷的死亡。余纯顺的两次“死亡”再次印证了老黑格尔一百多年前对中国的极为简洁明了的看法:“中华帝国是一个神权专制政治的帝国……个人从道德上来说没有自己的个性。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来看仍然是非历史的:它翻来覆去只是一个雄伟的废墟而已……任何进步在那里都无法实现。”这一判断是严苛的,也是真实的。
   莲子用《宁静的盛宴》来作为这部“心灵自传”的名字,她是想在人生纷繁的盛宴中寻求自己的一份宁静。然而,我在书中看到的却是处处剑拔弩张,欲望在向每一个毛孔渗透。对于一个缺乏信仰的民族来说,宁静是一种几乎不可能达到的境界。中国的确需要殉道者,但是我认为,只有当什么是真正的“道”这一先在的问题厘清以后,心态宁静的殉道者才有可能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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