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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21、《白头鹰与大红龙:美中关系及其对世界的影响》(2008年香港晨钟书局出版)
·美国民主的真相与根基——与庄礼伟商榷,兼论美国的基督教精神
·纪念那些战死在中国的美国士兵
·希拉里回忆录的中文版是如何被肢解的?
·民主女神浴火重生——华盛顿“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揭幕仪式亲历记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道德盲点
·从尼泊尔毛派的末路看全球清算共产主义罪恶的浪潮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共产主义就是恐怖主义——布什总统讲话的划时代意义
·人权议员布朗贝克和他的中国女儿
·美国媒体在“妖魔化”中国吗?——从美国媒体关于中国黑心商品的报道谈起
·巴以冲突中美国的角色
·美国的秘密与细节的启蒙——读范学德《活在美国》
·美国为何干涉日本的“内政”?
·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崛起
·美国学界应当避免“中国化”的陷阱
·面对邪恶的时候,没有真正的中立——从二战中美国与瑞典、瑞士的不同角色谈起
·美国如何帮助推进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在美国参议院的演讲
·我们关于声援美国政府摧毁萨达姆独裁政权的声明
·倒萨战争与“人权至上”的价值观
·韦塞尔为什么支持美国对伊战争?
·中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白宫会谈的台前幕后
·美利坚不是藏污纳垢之地——建议美国政府对居留在美国的中国贪官及其家属展开调查
·“小鹰号”事件:中美谁是胜利者?
·以祷告改变世界——华盛顿“总统早餐祷告会”侧记
·谁之“崛起”,哪有“和平”?
·佩洛西:人权不是幌子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中国信仰的复兴与中美两国的“化敌为友”——在美国众议院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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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劳改基金会)
·不要做中国孩子的母亲——天安门惨案十九周年暨汶川大地震祭并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而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处女卖淫”案与警权过度扩张
·从警察到还是妓院的变脸
·业主维权与市民意识的觉醒
·寻求公义需要更大的耐心和勇气——天安门屠杀十八周年祭
·红卫兵外长李肇星的末路
·你可以成为一名快乐的异乡人——读格鲁沙《快乐的异乡人》
·扶不起来的胡阿斗
·青藏高原上的血雨腥风——读唯色《杀劫》
·退休高官休得窃取神圣教席
·矿难为何无法遏制?
·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
·被人民抛弃的中共十七大
·帝王腐尸味中的天价酒店
·孩子眼中的蒋介石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读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以“幽暗意识”透视中国百年激进思潮——与张灏对话
·《记念刘和珍君》为何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余英时先生侧记
·宾利轿车为何能热销中国?
·萨达姆与阿米尔
·是工人运动,还是痞子运动?——读《罗章龙回忆录》
·中国人不是动物庄园里的熊猫——驳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若干亲共言论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 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胡锦涛为何成不了戴克拉克?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我们拒绝什么样的生活?——读狄马《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
·中国,你的裂口大如海
·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特务和告密者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吗?
·明朝亡于厂卫,中共亡于恶警——评贵州国保总队副总队长庞鸿就任瓮安县公安局长
·下流人上升的国度
·我以自己的方式爱中国——《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跋
·被凌辱的中国女儿的救赎之路——读巫一毛《暴风雨中一羽毛》
·全民唾弃的央视名嘴张召忠
·那座流血的城里有几个义人呢?——读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
·谁也不能杀死孩子——写给所有的母亲,也写给所有的父亲
·从“持不同政见者”到“持自己政见者”——读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我们的孩子拒绝歌唱薄熙来钦点的垃圾歌曲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
·国府时代的新闻自由——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
·吃人,中国的象征与现实
·玩偶、黑帮与过家家
·中共可能避免瓦解的命运吗?
·“暴徒”是怎样炼成的?——杨佳杀警案背后的制度危机
·想起王旭明,想起范美忠,想起孩子
·矿难之后又是矿难
·爱阅兵的大学校长与被奴役的大学生
·为什么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幸福和快乐?
·谁将顺民变成了暴民?
·那哀歌为谁而鸣?
·你为死者开——读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
·“吃人”何以成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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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
·《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目录
·盗火者与殉难者—论谭嗣同思想体系及生命实践中的基督教因素
·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
·从曾纪泽与慈禧太后的对话看晚清改革开放与道德伦理之冲突
·“清流”不清——从《孽海花》看晚清的“清流政治”与“清流文化”
·肺病患者的生命意识——鲁迅与加缪之比较研究
·“秦制”: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论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
·最是文人不自由——论章学诚的“业余”文章
·晚清的报刊热与《知新报》的创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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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中了传教士的计?

   
   鲁迅中了传教士的计?
   
   
   

   《收获》杂志两千年第二期组织了一个“批判鲁迅”专栏,集中刊登了冯骥才、王朔、林语堂的三篇“批鲁檄文”。堂堂的《收获》也想靠时髦的“批鲁”来炒作自身,让我莫名惊诧。林语堂的旧文,孰是孰非,人们当时已有判断;王朔不过是个“人前疯”,人们越是理会他,他越疯得利害。所以,这两篇文字我都不以为然。但是,冯骥才的文章却引起了我的重视。冯文的中心论点是:“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来源于西方人的东方观。”他的文章涉及了鲁迅思想与西方传教士的关系、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与包括电影在内的当代文化的关系等等,在知识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我想讨论这些问题,其意义不仅在于澄清鲁迅思想本原,更在于今天的我们能否正确理解自身与外部世界的冲突和融合。
   冯文认为:“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源自一八四零年以来西方传教士那里。……鲁迅在他那个时代,并没有看到西方人的国民性里所埋伏着的西方霸权的话语。传教士们在世界所有贫穷的异域里传教,都免不了居高临下,傲视一切;在宣传救世主耶稣之时,他们自己也进入救世主的角色。………他们的国民性分析,不仅是片面的,还是贬意或非难的。”这段话里,冯骥才犯了三重错误,他的每一句貌似惊人的论断都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说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完全是来自于西方传教士那里,也就是说鲁迅中了传教士的计,这显然不符合鲁迅思想的发展。我们从《呐喊•自序》中可以看到,鲁迅弃医从文,一是因为童年乃至少年时代,他在封建家庭中所切身感受到的传统的阴暗、冷漠和残酷;二是因为在日本求学过程中看到日俄战争的幻灯片,同胞的麻木和愚昧深深地刺激了他。他由医治单个的肉体转向疗救群体的精神和心灵。“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鲁迅作为一个铁屋子中先知先觉者的切肤之痛,而不是简单地援引传教士的观点。其次,对传教士用全称判断,说“所有”的传教士都“居高临下,傲视一切”,这种思路难道不正是作者所批判的传教士的思路吗?传教士中固然有不少傲慢之人,甚至有少数配合帝国主义殖民侵略的败类,但是依然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抱着崇高的宗教信仰来到落后地区,为当地的文化、教育和医疗等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如两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到非洲的史怀哲和到印度的德兰修女。一位研究中国西南地区传教史的学者曾经告诉我,近两个世纪以来,单单是在贵州省的一些最穷困、最偏僻的地区,就有数百名来自欧美的传教士默默无闻地奉献出了他们的生命,他们赢得了当地居民的敬重。可见,冯文的说法是武断的。第三,冯文一方面说同意鲁迅对国民性的大部分批判,却又绝不同意传教士的批判。冯文的逻辑是这样的:不管传教士批判得对或者不对,因为他们是恶意的,所以他们说的我们都不要听!这恰恰反映出鲁迅所指出的劣根性所在:父亲的头上长了块疮,如果儿子说出来,那么他是出于孝心,可以原谅甚至给予奖励;如果邻居说出来,那么他一定是居心不良,想让我出丑,我要跟他拼命!伤疤不许他人来揭,但他人不来揭,伤疤就不成其为伤疤了吗?
   冯文还将鲁迅与当代中国电影挂起钩来,认为鲁迅“那些非常出色的小说,却不自觉地把国民性话语所包藏的西方中心主义严严实实地遮盖住了”,“由于他对封建文化的残忍与顽固痛之太切,便恨不得将一切传统文化打翻在地,故而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往往不分青红皂白”;进而严厉指责在国际上获奖的中国电影,塑造的是“呆板麻木、性格怪异、行动诡秘”的中国人形象,“之所以为西方叫好,恰恰是由于它们的思想背景符合一般地印证了西方由来已久的文化偏见”。我不知道鲁迅的对传统文化的批判错在哪里:从《狂人日记》中的“吃人”到《药》中的“人血馒头”,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典型概括,而且具象的事件一直到20世纪依然层出不穷。就当代电影所反映的情况来看,如果真的到广大的中国农村走走,稍微有点观察能力的人都会发现,比电影中的情节更加触目惊心的生活比比皆是。电影并没有夸大我们的苦难,我们现实中的苦难比电影中的可怕和深重得多。冯骥才可能长期生活在天津卫,过着贫嘴张大民所想象不到的“幸福生活”,并且以为中国人都像他一样幸福,自然会断定电影在编造苦难、在丑化同胞。我建议他到下面走走,体验体验“真实”的中国。不是么,即使是号称中国最富有的乡村的、位于天津郊区名噪一时的大邱庄,无辜的村民不也被土皇帝的打手们随意就活活打死吗?
   冯文反复强调,欺骗鲁迅的罪魁祸首是“西方话语霸权”。这种说法与近年来流行西方的“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有近似之处。但是,片面地将这些针对西方文化语境、有着自身局限性的理论移用到中国,会不会出现问题呢?西方当然有他们骄纵的一面,但是是否因为他们骄纵,我们就以骄纵对之呢?其实,不同民族和文化之间的隔阂是根深蒂固的,是双方共同造成的。我们在指责西方“中心主义”的时候,有没有意识到我们的“自我中心主义”呢?在八十年代初打开国门以前的几千年里,我们不也将其他民族的人们看作“番”和“夷”,甚至在官方的文件和皇帝的诏书中将他们与猪狗并列吗?直至今天,我们在崇拜白种人的同时,内心深处不也还隐约存在着对黑人的歧视吗?单单指责对方,无助于增加双方的沟通。今天我们需要的不是义和团式的对抗,而是从维新派到鲁迅都呼吁的“拿来主义”。我坚信,在文化相对主义之上,还存在着一些普世的价值,比如尊重人权的社会总比蔑视人权的社会好、民主制度完善的社会总比专制独裁的社会好、智慧总比愚昧好、宽容总比独断好等等。打个比方,不能因为西方曾经掠夺并歪曲地描绘过非洲,我们就说要尊重中非皇帝吃人的习惯,因为这是尊重他们独特的文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谴责鲁迅批判传统“不分青红皂白”是毫无道理的。
   我们当然要警惕西方的文化霸权,但真正要根除这一点,关键还在于我们自己的改革开放、民主富强以及民族精神的更新与健全。鲁迅没有中西方人的计,他所批判的那些国民劣根性,至今依然存在于我们身上,甚至更加严重了。冯文在结尾处说:“八十年代末,我尝试使用文学来表达我对传统文化症结的认识与发现。我采用辫子、小脚和阴阳八卦作为传统文化——主要是封建文化的顽根性、自我束缚力和封闭性自我循环的文化黑箱的一种意象来写。”然而,作为一名读者,我却从这些作品中读出了如同汉大赋一样的味道:对皇上是十分之一的讽谏、十分之九的欣赏。作者在写作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忘记了批判的使命,而陷入赏玩的情调之中。原来我还不知原因何在,读了这篇文章才恍然大悟:正因为作者放弃了“五四”以来的国民性批判的立场,才导致了他感情与理性的双重迷失。
   鲁迅不是不可以质疑和批评的,但是硬要说鲁迅中了传教士的计后才批判国民性,这样的批评无异于刻舟求剑。冯文还说,鲁迅如果活到“文革”定会“走红”,我们都知道鲁迅的弟子胡风和冯雪峰的遭遇,鲁迅难道会比他们好吗?鲁迅作品的被利用,鲁迅难道要负全部的责任?其实,鲁迅的局限性跟他的国民性批判有关,不过不是冯骥才的思路。我认为,在国民性反思之上,还有一个人性的视角。索尔仁尼琴的杰作《古拉格群岛》,不仅写出了现实的残暴和俄罗斯历史与文化中的负面因子,而且将其上升到人性的角度,传达出了一种人类共同面临的困境,揭示出了人性中普遍的局限性。因此,以他为代表的伟大的俄罗斯作家们,进入了包括西方在内的整个人类文明的视野之中,被不同种族和文化的读者所接纳和认同。鲁迅未能做到这一点,这正是他的局限之处。鲁迅不是神,我们今天要做的,首先是接近鲁迅,然后才是超越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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