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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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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拉斯:爱是不死的欲望
·焚书
·读《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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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杨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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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说,还是不说》(文化艺术出版社)
·《说,还是不说》自序:言说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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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还是不杀:读伍立杨《鬼神泣壮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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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读《控制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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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思忆文丛》之一:一个人的命运与一代人的命运
·读《思忆文丛》之二:若为自由故
·绅士与流氓评朱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
·走向自由之路:读《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
·签名,还是不签?——再谈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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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尴尬时代》(岳麓书社)
·《尴尬时代》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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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才与名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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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想飞的翅膀》(中国电影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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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才”遇“鬼”记


   “鬼才”遇“鬼”记
    “巴山鬼才”魏明伦在青天白日之下遇到了“鬼”,而且是“恶鬼”。
   著名戏剧家、杂文家魏明伦,虽然享誉中外,担任着七至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四川作家协会副主席等重要的社会职务,但是在面对眼前恶狠狠的“小鬼”的时候,他只能报以满脸的苦笑——堂堂“鬼才”却不是“小鬼”的对手。

   魏明伦以《变脸》一剧给沉寂的川剧界带来变革契机,在现实生活中他自己却遭遇到了一次意想不到的“变脸”。生活有时的确比戏剧还要“戏剧化”。四川省川剧院本该为魏明伦提供最好的创作条件,尽量让“鬼才”安心创作、再出新作,使得川剧脱胎换骨、再现生机。但川剧院不仅不这样做,反而对魏明伦百般干扰,声称这名“职工”无足轻重。偌大的川剧院,居然容纳不下当代最有才华的川剧作家,居然给“鬼才”一双接一双的小鞋穿——世界上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加让人不可思议的事情了。
   “变脸”事件中的正方和反方一目了然。但是,“变脸”事件暴露出来的深层问题,的确能够引发人们进行多角度、多方位的深入思考。它的意义已经超越了事件本身,超越了川剧院和魏明伦,在今日之中国具有了普遍性。
   “变脸”来龙去脉
   1996年底,经统战部和四川省文化厅促成,魏明伦从效力46年的自贡市川剧院调入四川省川剧院。进入省城,换了环境,“巴山鬼才”大概能够大显身手了。
   众所周知,在整个川剧界,四川省川剧院演出阵容较强,擅长演出传统剧目,但是创作剧目较弱,缺乏具有全国影响的翘楚之作。于是,川剧院领导十分看重魏明伦的创作才华,在他尚未正式迁入成都的时候,院长一行专程到自贡,以一副求贤若渴的姿态,希望“鬼才”创作一个能够一炮打响的剧本,并承诺将按照学术级别分配一套面积125平方米的住房。魏明伦十分感动,同时抱着振兴川剧的愿望,废寝忘食地创作了几个月,将自己的电影文学剧本《变脸》改编为川剧剧本,并且无偿提供给川剧院演出。果然,《变脸》首演即获得巨大成功,为川剧院带来极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然而,就在《变脸》成功的同时,真正的“变脸”开始向魏明伦袭来。
   《变脸》在成都排练期间,除了执行导演谢平安以外,川剧院的领导很少与魏明伦联系,他们把作者晾在了一边,以致魏明伦连排练进展的情况都不清楚。心胸豁达的魏明伦并没有计较许多——他关心的作品的演出情况,而不是自己待遇的高低。
   1997年9月,《变脸》初次公演,省川剧院没有请作者到场看戏。同年10月,蓉城举办中国艺术节期间,《变脸》的上演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大家希望见到作者,但是远在自贡的魏明伦却没有受到任何邀请。此后,《变脸》赴北京演出,更让人纳闷的是:在演出前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变脸》的作者魏明伦却不在场。京城的记者纷纷提问:为什么见蛋不见鸡?“巴山鬼才”魏明伦在哪里?我们要跟他见面!万般无奈之下,川剧院领导只好以“变脸”对待,匆匆通知作者后续赶到北京。后来,据谢平安证实,川剧院有关领导曾特意开会,有意不让魏明伦到北京。
   不久,《变脸》露面上海艺术节。有了北京的经历,川剧院不得不让作者同行。院长与魏明伦一起参加新闻发布会,记者们纷纷将镜头对准传奇般的人物“巴山鬼才”,而把堂堂院长冷落在一边。尤其是在演出结束后谢幕之时,观众直接呐喊“魏明伦”,要求这位貌不惊人、身高不到一米六的“鬼才”登台亮相,更是令有关领导人怒火中烧。书生意气的魏明伦并没有对这一切在意。
   对待这一系列“变脸”,魏明伦一介书生,泰然处之。作为一名剧作家,他不愿在日常生活的小事上耗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他还有更重要的作品要完成。但是,让魏明伦和千百万热爱他的观众忍无可忍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1999年春,台湾方面邀请川剧院赴台演出,而演出剧目的重中之重是《变脸》。本来,按照惯例,由魏明伦创作的大戏出国或到港台演出,他都随团同行。就经济效益来说,魏明伦在海外享有盛誉,有他配合演出,向台湾传媒和观众阐述《变脸》,会起到特殊的广告作用,增加票房收入。就社会效益来讲,如果作为艺术使节访问台湾,促进两岸文化交流,魏明伦无疑是一名最佳的人选。在剧团成行前两个月,“鬼才”就向川剧院院长提出,是否要交照片办理护照,而院长讳莫如深。不得已之下,他又通过省文化厅主管副厅长,请这位领导催促川剧院及时通知是否自己同行。然而,直到浩浩荡荡的、拥有59人的出访团成行,魏明伦也没有接到任何通知,也没有获得任何解释。最后一刻,他还被蒙在鼓里。同样遭遇的《变脸》执行导演谢平安愤怒地说:“让不让魏明伦和我去台湾,都应通知我们一声啊!这简直是对人才的不重视,是对专家的不尊重。”
   台湾传媒对于魏明伦的“缺席”产生了许多猜测和疑问:为什么访问团里充斥着大大小小、各个级别的官员,偏偏没有重头戏《变脸》的作者?难道“鬼才”魏明伦出了什么“问题”?然而,实际情况却是,魏明伦最近刚刚当选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还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出席年初召开的第九届全国政协会议。可见,魏明伦没有丝毫的“问题”。有“问题”的不是魏明伦,而是别的什么人。“问题”出在哪里呢?
   人才本位与官本位
   四川省川剧院院长张开国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的时候,解释魏明伦没有随团出访的原因是“名额有限”。他指出,去的演员都要身兼数职,如主角要演配角,舞美要当演员,演员也要帮助舞美。他说:“剧院的领导也没有全去。没有规定魏明伦必须去,他不去是正常的。”显然,张开国的话是前后矛盾的。他把“剧院领导没有全去”当作了挡箭牌,难道在每一次出访的时候,只有领导才应当“全去”吗?领导没有“全去”也值得夸耀吗?既然这次出访“是商业演出,不是文化交流”,那么领导有什么理由“全去”呢?当然,领导去得越少,越节约资金。当演员们都身兼数职地演出的时候,领导难道还应该心安理得地游山玩水?
   张开国还对魏明伦的疑问不以为然,他对记者说:“魏明伦是川剧院的职工,有什么可以跟领导讲,非要弄到报纸上去讲,有什么意思?”这句话里,充分暴露出一个官本位者的蛮横无理和目空一切。语气完全是“文革”中野蛮专横的那一套,让人不寒而栗。在官本位者的眼里,无论怎样优秀的人才都无足轻重。我是官,所以我重如泰山;你是民,所以你轻如鸿毛。我大权在握,把你像蚂蚁一样捏在手中;你不过是“臭老九”一个,还不看我的脸色行事!按照院长大人的逻辑,真是:“领导要职工死,职工不得不死”。只要你是我单位的职工,无论你有多么大的能耐,你都得老老实实听我的话。服我的管。虽然魏明伦是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享受国务院的特殊津贴,是文化部和四川省的优秀专家,同时还是“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四川省劳动模范,但这一切“虚”的头衔都不足以让他在一个具体的单位里受到应有的尊重、得到应有的关心,相反还给他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在亿万观众心目中,“巴山鬼才”魏明伦是国宝级的人才;但在官僚的眼里,他不过是一个不足挂齿的“职工”罢了。显然,这是两个迥然不同的价值评判系统。
   这位院长没有说出来的后半句话是:不管你在外面有多么风光,在单位里你就得规规矩矩地服从我的管理,要你朝东走,你绝对不能往西走,否则我会拿小鞋穿死你!耐人寻味的是,这位领导批评魏明伦把事情捅到传媒去“有什么意思”,而他自己却在接受传媒采访的时候毫不顾忌地攻击自己单位的“职工”。只许领导批评“职工”,不让“职工”批评领导,这是封建时代“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专制心态在作怪。难道领导可以在传媒上发表意见,“职工”就不能?在传媒上表达自己的观点,是每一个公民所应当享有的民主权利。任何人都无权剥夺。假如媒体全都成了官僚们的传声筒,还要媒体干什么?既然媒体是“群众喉舌”,那么作为“群众”之一的魏明伦在媒体上发言、诉苦,有什么不对呢?
   《变脸》的执行导演谢平安,多年以来与魏明伦亲密合作,执导过魏明伦创作的《中国公主杜兰朵》、《夕照祁山》等名作,他十分敬重魏明伦的文品与人品。谢平安证实,省川剧院对魏明伦采取“卸磨驱驴”的措施由来已久。他认为,魏明伦是文艺界不可多得的人才,从前川剧院以传统剧目为主,虽有创作剧但都无份量,自从两年以前获得魏明伦的剧本《变脸》,该剧院才“打了个翻身仗,改变了命运”。然而,为川剧院立下汗马功劳的魏明伦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反而受到压制和排挤。
   谢平安尖锐地指出,川剧院有关领导不让魏明伦赴台,是一种“不正常的心态”,“有关领导怕魏明伦到台湾后成为媒体焦点而冷落了自己。领导们心理上有种说不出的障碍。”这件事情虽然不是大事,但是它说明了川剧院“不重视人才、不重视专家、不尊重他人劳动、不尊重知识”,其结果“令人寒心”。
   针对川剧院的一系列作法,四川省文化厅艺术处陈友发则深有感触地表示:“作为一名文化干部,我对某些基层领导的做法深表遗憾。对魏明伦所遭受的不公待遇,我也是一个知情者。我也了解川剧从《变脸》到变脸的过程。现在既然矛盾已经暴露出来,是件坏事也是件好事。在中央三令五申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今天,这件事情足以令许多领导三思。”
    我认为,“三思”可以从“人才本位”与“官本位”的矛盾冲突开始。川剧院有关领导的官本位思想,依托于计划经济时代铁板一块的“单位”制度。学者周翼虎、杨晓民在《中国单位制度》一书中精辟地论述道:“超行政能力的集权使单位化生产制度变成了一个缺乏效率、缺乏进取精神、平均主义的再分配制度。对公民基本权利的轻视、对权威的崇拜、对幕后活动的热衷构成了中国单位社会中公开的秘密。”具体到川剧院,院长是不可侵犯的权威,武大郎开的店,自然不允许有长得比他高的人。不幸的是,“职工”魏明伦不明就里,居然敢于侵犯权威,那么纵然你有天大的本事,你也没有好日子过,你的才华不仅保护不了你,反倒成为你召来横祸的原因。你要真是平庸之辈还好了,大家能够相安无事,但你如此出色,让领导置身于何地?
   早在12年以前,余秋雨教授就写了一篇题为《魏明伦的意义》的文章,他在高度评价魏明伦“火一样的创作激情”的同时,不无担忧地写道:“我们有理由劝说大量有才华的中青年艺术家,不要过多留意于身边的人事纠纷、文坛角逐,……而应该马不停蹄地继续投入创造,像世界上许多艺术大家一样,使自己的艺术生命呈现为一种滚滚滔滔不息的巨流。”12年过去了,魏明伦已经快满六十岁了,成就斐然的他,却受到了官本位者无情的挤对,连起码的安静的创作环境都没有。他并不想陷入到身边人事的纠纷之中,但是人家就是连一张桌子也不给他。一个七品芝麻官足以毁掉一位卓越的艺术家,这依然是中国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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